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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制定规范征询民意的程序，让各级政府部门知道，在制定政策的哪个阶段征询民意，如何征询，必须通过哪些渠道和方法来征询，以及征询后由谁来统计，何时反馈，怎样采用等等。
近一个月来，政府有关部门陆续推出了一些公共政策草案，包括车船税按排量分级征收方案、新拆迁条例、面粉增白剂禁用方案、北京治堵综合措施等，并征询民意。那么，这些公共政策在征询民意之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北京科技报》：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在出台公共政策前，都要向社会征询民意，您认为是否都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呢？
吴景明：我曾受有关部门邀请，作为民意代表参加过很多次听证会，但事实上，没有一次听证会的结果，能够改变已制定的政策。在我参加的听证会中，反对的意见不会超过代表总数的20%。
汪玉凯：现在的听证会，比如水价听证、票价听证、天然气价听证，都不能改变涨价的初衷；而公开政策征集建议，也往往流于形式，有多少来自老百姓的建议，能体现在最终制定的政策中呢？
《北京科技报》：公共政策征询民意时，哪些环节有待改善？
吴景明：有关部门在征询民意时的手段、方法、反馈，以及时间上的不完善、不合理，直接导致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抵触、不理解，并把征询民意看成走形式，从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一些方案在征询民意时，并没有设立网络渠道，而只保留了信件和传真渠道。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通过写纸质信件来表达意见的人很少，传真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样做显然不现实，直接导致大量公众民意无法传达。同时，信件也好，传真也好，都需要有大量人力来统计，在建议收集和整理归纳上，付出的成本明显比网络渠道要高得多。
另外，征询民意后往往没有反馈，这也让公众不满意。作为公众，是有权知道这条政策有多少人支持，有多少人反对，因为什么支持，因为什么反对，还有没有新的建议，以及政府收到这些建议后，准备对政策进行怎样的制定和修改。
《北京科技报》：这些问题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吴景明：在征询民意的渠道上，放着现代的通讯方式不用，无疑在客观上达到了把大多数公众的意见拒之门外的结果。在公布政策时的不透明，以及民意统计上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监督，也在客观上造成少数人说了算的现实。这种程序的不科学，客观上反映了有关部门不希望看到反对意见，或者不希望来自公众的不同意见干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长此以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将下降。
汪玉凯：公共政策征询民意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个别政府部门矛盾的心理。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任何政策的出台不征询民意显然是不行的，但是从心底里又漠视民意、忽略民意，总希望自己掌握政策的话语权，从而导致把征询民意当成“幌子”，引起公众的不满。
《北京科技报》：公共政策征询民意应该怎样改进？
汪玉凯：应该制定规范征询民意的程序，让各级政府部门知道，在制定政策的哪个阶段征询民意，如何征询，必须通过哪些渠道和方法来征询，以及征询后由谁来统计，何时反馈，怎样采用等等。在政策制定前公开听取公众建议，在政策制定中征求公众意见，在政策制定后做好反馈。
吴景明：首先要做到信息透明，要让公众知道与政策相关的信息；其次要多采用网络征询的渠道，毕竟互联网在大城市已经普及，人们使用网络渠道提出建议在成本和便捷上是首选。有关部门在收集和统计民意上也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北京科技报》：其他国家在征询民意时是怎样做的？
汪玉凯：外国政府部门在准备出台政策前，都会先通过不同渠道征询民意，比如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民调，收集上来的合理建议，将在政策制定中被采纳和参考。同时，由于在西方国家议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也间接代表不同的民意，所以在新政策制定前也要通过议会的充分讨论、博弈。在经过一番争吵辩论后，制定的政策往往均衡了各方面的利益。
吴景明：外国在征询民意时是非常透明的，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在制定利用经济杠杆来治理交通拥堵政策时，及时公布独立的第三方调查结果。一开始有65%的人反对，但在3个月后就只有35%的人反对了，等到了9个月后支持的人数达到65%。
近一个月来，政府有关部门陆续推出了一些公共政策草案，包括车船税按排量分级征收方案、新拆迁条例、面粉增白剂禁用方案、北京治堵综合措施等，并征询民意。那么，这些公共政策在征询民意之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北京科技报》：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在出台公共政策前，都要向社会征询民意，您认为是否都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呢？
吴景明：我曾受有关部门邀请，作为民意代表参加过很多次听证会，但事实上，没有一次听证会的结果，能够改变已制定的政策。在我参加的听证会中，反对的意见不会超过代表总数的20%。
汪玉凯：现在的听证会，比如水价听证、票价听证、天然气价听证，都不能改变涨价的初衷；而公开政策征集建议，也往往流于形式，有多少来自老百姓的建议，能体现在最终制定的政策中呢？
《北京科技报》：公共政策征询民意时，哪些环节有待改善？
吴景明：有关部门在征询民意时的手段、方法、反馈，以及时间上的不完善、不合理，直接导致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抵触、不理解，并把征询民意看成走形式，从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一些方案在征询民意时，并没有设立网络渠道，而只保留了信件和传真渠道。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通过写纸质信件来表达意见的人很少，传真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样做显然不现实，直接导致大量公众民意无法传达。同时，信件也好，传真也好，都需要有大量人力来统计，在建议收集和整理归纳上，付出的成本明显比网络渠道要高得多。
另外，征询民意后往往没有反馈，这也让公众不满意。作为公众，是有权知道这条政策有多少人支持，有多少人反对，因为什么支持，因为什么反对，还有没有新的建议，以及政府收到这些建议后，准备对政策进行怎样的制定和修改。
《北京科技报》：这些问题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吴景明：在征询民意的渠道上，放着现代的通讯方式不用，无疑在客观上达到了把大多数公众的意见拒之门外的结果。在公布政策时的不透明，以及民意统计上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监督，也在客观上造成少数人说了算的现实。这种程序的不科学，客观上反映了有关部门不希望看到反对意见，或者不希望来自公众的不同意见干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长此以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将下降。
汪玉凯：公共政策征询民意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个别政府部门矛盾的心理。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任何政策的出台不征询民意显然是不行的，但是从心底里又漠视民意、忽略民意，总希望自己掌握政策的话语权，从而导致把征询民意当成“幌子”，引起公众的不满。
《北京科技报》：公共政策征询民意应该怎样改进？
汪玉凯：应该制定规范征询民意的程序，让各级政府部门知道，在制定政策的哪个阶段征询民意，如何征询，必须通过哪些渠道和方法来征询，以及征询后由谁来统计，何时反馈，怎样采用等等。在政策制定前公开听取公众建议，在政策制定中征求公众意见，在政策制定后做好反馈。
吴景明：首先要做到信息透明，要让公众知道与政策相关的信息；其次要多采用网络征询的渠道，毕竟互联网在大城市已经普及，人们使用网络渠道提出建议在成本和便捷上是首选。有关部门在收集和统计民意上也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北京科技报》：其他国家在征询民意时是怎样做的？
汪玉凯：外国政府部门在准备出台政策前，都会先通过不同渠道征询民意，比如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民调，收集上来的合理建议，将在政策制定中被采纳和参考。同时，由于在西方国家议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也间接代表不同的民意，所以在新政策制定前也要通过议会的充分讨论、博弈。在经过一番争吵辩论后，制定的政策往往均衡了各方面的利益。
吴景明：外国在征询民意时是非常透明的，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在制定利用经济杠杆来治理交通拥堵政策时，及时公布独立的第三方调查结果。一开始有65%的人反对，但在3个月后就只有35%的人反对了，等到了9个月后支持的人数达到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