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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是是清丽，是恬静，给人以和谐之感 ，古往今来，不知多少文人墨客以绿来化解心中之块垒。
陆蠡，一位生活在烽火四壁中的爱国作家，他苦闷，他彷徨，是什么给了他一丝丝 “宁静”，又是什么给他一点点心灵的“慰安”， 是窗边的那一抹绿。作者初到北平，只有“困倦的旅程”和“不快的记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得以和绿叶对语，这意外的相逢，当然绝不仅仅只是使得房间不再简陋，仿佛这样才能消除内心的“孤独和陌生”，心情不再抑郁，不仅如此，作者还从繁密的枝叶上看到或说想到了“葱茏的爱和幸福”，以及“猗郁的年华”，这已足以让作者欣喜若狂了。他的生活中有斗争，也有对美的热爱与追求。战斗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和平安逸才是他内心真正的需要。在那样一个年代，只有那窗外的那棵常春藤才是作者真正的“绿友”，只有它才能带给陆蠡“快乐”，他以“囚绿”的方式来消除内心的苦闷，“囚绿”何尝不是在“困己”，又何尝不是在寻找那久违的静土。
“绿”是和谐，是安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与“绿”为伴，以自然为友，在绿中徜徉，在自然中释怀。
柳宗元，一个独钓寒江特立独行的隐士，遭受挫折后的他选择了把自己“囚”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的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十年，他说：“炎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十年。“永州八记”， 一本惟妙惟肖的绝妙的永州山水连环画，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被贬，对于一个在官场正如日中天的官员来说，是人生的极大挫折，也是对他人生的一次极大考验。有的人在挫折中一蹶不振，也有的则把它当作了一块人生的磨刀石，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人生的辉煌。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尽管他有千种万种的委屈、愤激、不满和悲悯，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更没有放纵自己，而是把自我沉浸在一片绿色的天地之中。 此时此刻，他需要的是一种诗意的平和和安宁，他描写美丽山川，在娱情山水中排遣忧愤。虽然字里行间仍然透露着政治的影子，但这片绿色的天地足以给他暂时难得的平静，“永州八记”奠定了柳宗元山水游记始祖的地位，柳宗元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绿友”。
“绿友”，顾名思义绿色的朋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人，他也是爱绿至极，他已经达到与“绿”浑然一体的境界。士人对“绿”（自然）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亲近感，他们需要在其怀抱中，寻求心灵的抚慰与安顿。然而，士人们对其态度却又不尽相同。他们有的把“绿”看成是自己的占有物，而陶渊明是独特的一位。他是将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成为自然的一分子。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他对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能进入到物我两忘的惬意之境：“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在这里他释放自己禁锢已久的心灵，尽情享受田园之乐。已经归隐的他过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欢欣、喜悦的心情。陶的作品虽然不直接写出绿字，但“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不是饱含浓郁的绿意么！“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陶渊明以长沮、桀溺自励，“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他彻底融入了躬耕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写出了田园生活的悠然自得，表现了一种物我融合，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桑麻的长势让他忧心，豆苗的稀稠让他牵挂，家乡的“丘山”让他享受到生命的舒展，纯朴的乡情让他感受到人情的美好。他的身心融入了自然之中，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虚静淡远，便是陶渊明自适平和的心灵写照，他将自然与己和谐地统一起来，把自然从生活的手段上升为生活的目的，达到物我齐一的境界，消除自己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感，融入了自然，生活到自然之中去。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陶渊明爱的是自然，求的是自然，在自然中他求得了最高平和和冲淡。
我们常说，绿是生命的象征，是光明，是希望。我要说他首先给困境中的人们一种平和，一种安宁，一种慰藉，正是有了这些心灵的安顿，人们才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很多人正因此才看到了生命的价值。“绿友”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
陆蠡，一位生活在烽火四壁中的爱国作家，他苦闷，他彷徨，是什么给了他一丝丝 “宁静”，又是什么给他一点点心灵的“慰安”， 是窗边的那一抹绿。作者初到北平，只有“困倦的旅程”和“不快的记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得以和绿叶对语，这意外的相逢，当然绝不仅仅只是使得房间不再简陋，仿佛这样才能消除内心的“孤独和陌生”，心情不再抑郁，不仅如此，作者还从繁密的枝叶上看到或说想到了“葱茏的爱和幸福”，以及“猗郁的年华”，这已足以让作者欣喜若狂了。他的生活中有斗争，也有对美的热爱与追求。战斗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和平安逸才是他内心真正的需要。在那样一个年代，只有那窗外的那棵常春藤才是作者真正的“绿友”，只有它才能带给陆蠡“快乐”，他以“囚绿”的方式来消除内心的苦闷，“囚绿”何尝不是在“困己”，又何尝不是在寻找那久违的静土。
“绿”是和谐，是安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与“绿”为伴，以自然为友，在绿中徜徉，在自然中释怀。
柳宗元，一个独钓寒江特立独行的隐士，遭受挫折后的他选择了把自己“囚”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的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十年，他说：“炎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十年。“永州八记”， 一本惟妙惟肖的绝妙的永州山水连环画，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被贬，对于一个在官场正如日中天的官员来说，是人生的极大挫折，也是对他人生的一次极大考验。有的人在挫折中一蹶不振，也有的则把它当作了一块人生的磨刀石，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人生的辉煌。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尽管他有千种万种的委屈、愤激、不满和悲悯，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更没有放纵自己，而是把自我沉浸在一片绿色的天地之中。 此时此刻，他需要的是一种诗意的平和和安宁，他描写美丽山川，在娱情山水中排遣忧愤。虽然字里行间仍然透露着政治的影子，但这片绿色的天地足以给他暂时难得的平静，“永州八记”奠定了柳宗元山水游记始祖的地位，柳宗元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绿友”。
“绿友”，顾名思义绿色的朋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人，他也是爱绿至极，他已经达到与“绿”浑然一体的境界。士人对“绿”（自然）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亲近感，他们需要在其怀抱中，寻求心灵的抚慰与安顿。然而，士人们对其态度却又不尽相同。他们有的把“绿”看成是自己的占有物，而陶渊明是独特的一位。他是将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成为自然的一分子。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他对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能进入到物我两忘的惬意之境：“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在这里他释放自己禁锢已久的心灵，尽情享受田园之乐。已经归隐的他过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欢欣、喜悦的心情。陶的作品虽然不直接写出绿字，但“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不是饱含浓郁的绿意么！“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陶渊明以长沮、桀溺自励，“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他彻底融入了躬耕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写出了田园生活的悠然自得，表现了一种物我融合，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桑麻的长势让他忧心，豆苗的稀稠让他牵挂，家乡的“丘山”让他享受到生命的舒展，纯朴的乡情让他感受到人情的美好。他的身心融入了自然之中，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虚静淡远，便是陶渊明自适平和的心灵写照，他将自然与己和谐地统一起来，把自然从生活的手段上升为生活的目的，达到物我齐一的境界，消除自己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感，融入了自然，生活到自然之中去。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陶渊明爱的是自然，求的是自然，在自然中他求得了最高平和和冲淡。
我们常说，绿是生命的象征，是光明，是希望。我要说他首先给困境中的人们一种平和，一种安宁，一种慰藉，正是有了这些心灵的安顿，人们才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很多人正因此才看到了生命的价值。“绿友”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