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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科的苏轼
苏轼的文学基础来自父亲苏洵的家学。苏洵在自己科举屡屡落败后，将经世致用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苏轼、苏辙身上。
自幼，苏轼便接受了策、论类文章的教育，父亲苏洵认为时文“好奇而务深”“虚浮不实”，倡导“文贵自然”“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这与当时正在酝酿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暗和。所以，苏轼年少时接受的教育恰恰跟随了文学变革的脚步，使得他在日后的科举考场上，受到了欧阳修的关注。
关于欧阳修与苏轼，多年来一直盛传，苏轼殿试考了第一，但因为欧阳修误认为这是自己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免徇私，将此文的真实作者苏轼降为第二。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去看曾巩和苏轼的文章，会发现这种说法破绽颇多。
宋仁宗嘉祐年间，考生在殿试阶段几乎不会再落榜，只是用来决定最终名次，所以，省试在宋代科举中才是最重要环节。按《宋史》载：宋代省试“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到了宋仁宗宝元年间，在李淑的建议下，又改成了：“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
也就是说，在进士科举考试中，并非单单考一科，而是综合策、论、赋、帖经（墨义）四科的总成绩，进行综合排名，苏轼斩获第二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科目而已。
事实上，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与曾巩《论刑赏》稳健的行文风格有着霄壤之别，曾巩不喜堆砌辞藻，不喜旁征博引，甚至很少提纲挈领地对文章作出总结，文风朴素。而苏轼的文章一改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行文平易晓畅，用典炫技颇多。
此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苏轼的用典也存在着很大问题。
在苏轼文章中所引用到的《诗？小雅？巧言》中，苏轼写道：“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湍沮”。
但翻开原文，其实是：“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就是说，苏轼把原文记混了。
这还不算，在文中所引用的尧帝三阻皋陶判刑的典故中，完全是苏轼瞎编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苏轼在短短六百多字的文章中用典频频出错，但行文、观点、论述却皆是顶尖，这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纠结不已，但他的“伯乐”能力也让他做了比较突破的选择——给到才华横溢的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
放榜之后，欧阳修专程去问苏轼，他文中提到的“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结果，苏轼给了欧阳修一个十分潇洒的回答：“想当然耳，何必要有出处。”
这种级别的考试，苏轼敢瞎编典故，也幸亏是遇到了脾气好又爱才的欧阳修，到底也没有和他计较，苏轼也从此顺利踏上仕途。
曾巩的漫漫科举路
论及出身以及家庭底蕴，曾巩并不比苏轼逊色。曾巩家族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曾任尚书户部郎中，而父亲曾易占，也是太常博士出身，曾任临州尉，知监等。曾巩自身遗传了家庭的良好基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12岁时，就尝试写过科举《六论》。
可偏偏生不逢时，曾巩年轻时的科举考试里，华丽的文风以及剑走偏锋的奇诡论述往往能博得考官青睐，很明显，这并不是曾巩所擅长的。
在1037年到1056年的將近20年间，曾巩参加的两次科举都以落第告终，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又让曾巩背负起了沉重的负担。但好在，这期间曾巩认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伯乐欧阳修，成了他的门生。
曾巩与欧阳修认识得很早，那是在曾巩第一次进京考试之后，当时的欧阳修是馆阁校勘。曾巩对于崇好古文的欧阳修向来仰慕，借助这次进京赶考的机会，曾巩给欧阳修写了第一封信《上欧阳学士书》，信中，曾巩希望欧阳修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志向，并且希望欧阳修可以收自己入门。
对于不第的曾巩，欧阳修并没有任何轻视，收到曾巩的信件后，欧阳修被信件内容以及后来的《时务策》打动了。欧阳修发现，这位声明不显的曾巩，不过是因为擅长策论而轻于盛行一时的科举时文罢了。
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欧阳修很快回复曾巩，并称其为“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并写了《送曾巩秀才序》，为曾巩的屡试不第叫屈，从此将曾巩收入门下，悉心栽培。
即便曾巩是个高龄落榜生，欧阳修也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虽然多次名落孙山，但在欧阳修的极力扶持下，曾巩并没有因此放弃仕途，终于在嘉佑二年（1057年）以39岁高龄中了进士。入仕之后，经过欧阳修的举荐，曾巩就任于馆阁校勘，欧阳修对于文学的见解深深影响到曾巩，师徒二人的文章具备的纪实性，也就是崇尚实学、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也深深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科举考场。
星光熠熠的科举第一榜
嘉佑二年（1057年）对于进东京汴梁赶考的众多学子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
如果不小心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那就避不开一件事——崇尚古文运动，并遇到向来反对北宋前期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标准的主考官欧阳修。
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宣示了他对过往科举考试的看法：“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而担任当年主考官的欧阳修自然大刀阔斧地对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
这个改革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却被后世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大名鼎鼎的苏轼、曾巩正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
欧阳修担任主考的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曾巩只不过是当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其中进士388人，在这一大群人中，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有十多人，除了上文提及的苏轼与曾巩，这份进士名单还有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此外，当届科举还出了九名宰执，文官出身的王韶甚至主导了宋夏之间的熙河大捷。嘉佑二年，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无论从含金量还是影响力，在这千年的科举史中，可称得上巅峰时代。
慧眼独具的欧阳修既能识才爱才，又能不计亲疏举才荐才，“千古伯乐欧阳修”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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