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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其核政策立场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日本的核技术十分先进，并储备有大量用于民用的核材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具备发展核武器能力的国家”。那么，日本“有核化”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又会造成哪些影响?本刊特此刊登美国国会研究署亚洲事务分析专家艾玛·昌立特·阿弗莉和玛丽·贝恩·尼基廷共同撰写的义章《日本的核未来》，以飨读者。本刊发表此文并非同意其观点，亦非证实其内容，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长久以来，特别是在日本国内，“日本发展核武器”这个想法一直被认为是荒谬的，甚至是个禁忌。
长久以来，特别是在日本国内，“发展核武器”这个想法一直被认为是荒谬的，甚至是个禁忌。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重要成员，日本在核不扩散及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向来坚定。就国内而言，日本大部分民众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特别是二战临近结束之际，广岛和长崎曾遭受原子弹袭击，悲惨景象仍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因此，从道义上来说，拥有核能力这种想法本身就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此外，美国官员一再重申，会将日本置于其核“保护伞”之下，为日本提供安全保证。日本的历届政府也都认为，如果日本寻求拥有核武能力，对于其安全而言，将会弊大于利。
现在，日本官员和专家达成了一致：在短期和中期，日本是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不过，随着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核话题不再是禁忌。朝鲜于2006年进行了核试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本地区的战略均衡态势也由此发生了改变。因此，美日关系一旦紧张，人们就会担忧美国的安全保证能否继续保持强势。同时，日本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强的鹰派保守论调，其中某些人公开呼吁日本应独立发展核武器，而这种声音则在日本政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此外，在过去几年中，安全方面的禁忌已经被打破：日本派遣军事装备及人员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与美国共同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日本的核政策立场可能出现松动。
核政策已出现松动迹象
战后，日本在核武器及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是：反对开展官方的军事核能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帝国陆军和帝国海军均进行了核武器研究。不过，由于缺乏足够资源，没有取得成功。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无论是从技术上、工业上还是科学资源上，日本都具备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能力，但是日本依然没有改变其不发展核武器的政策。
日本的无核政策一直受到美国的影响。二战后，美国的“核保护伞”及安全承诺使日本产生了依赖感。根据1952年签署的《双边安全援助条约》和1960年的《双边合作与安全条约》，美国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并承诺向日本提供安全保证。日本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研制核武器。当然他们更多的是从道义角度进行考虑；而日本历届政府则由于可以借助美国的核力量作为后盾，也一直反对核武器。
1955年通过的日本《核能基本法》规定：日本的核活动只能限于和平用途。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宣布了著名的“无核三原则”，表示日本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引进核武器。1976年，日本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NPT)并重申了“无核三原则”，表示日本将不制造也不寻求拥有核武器。自那之后，日本就一直坚定履行《核不扩散条约》。
尽管日本在多个场合重申其核立场，但这项政策也数次遭到挑战，特别是当日本感到在战略上处于弱势之时。最有名的一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4年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而当时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秘密下令，组建数个学术组织，研究日本有核化的利弊，这就是著名的“1968／70内部报告”。另一次有核化研究是在1994年朝核危机后由日本防卫厅(JDA)于1995年进行的。这两次报告都认为，日本应该继续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而研制核武器将会损害日美关系。
安全态势不断刺激日本神经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亚太地区站略态势的演化使日本的不安全感明显增强，日本政界的一部分人也因此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冷战期间，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标志着对苏联的前沿遏制，对于众多日本人来说，也是对日本安全承诺的具体表现。然而，1998年8月，朝鲜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从日本上空经过，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因为它表明：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日本更加安全。此外，1998年上半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均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大大动摇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并引发了可能爆发新一轮核竞赛的恐慌。对此，日本尤为紧张，并作出了冻结向印巴两国提供新贷款的决定。
尽管朝鲜的威胁就在眼前，但众多防务专家将中国视为更为严重、更为长期的安全威胁。中国的军事力量正进行快速的现代化，武器系统性能也获得了大幅提高，这些都加深了东京的忧虑。日本的防务白皮书明确指出，北京在短程及中程导弹、潜艇部队和核武器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都是日本的重点关注领域。随着中国军费的不断增加，日本的防务预算却停滞不前。尽管在小泉首相任职期间，日中关系曾一度紧张，在那之后，两国关系看起来好象渐趋稳定，但是不信任心理却根深蒂固，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日本的核技术潜力
日本在核工业领域技术进步明显，加之日本已提取的钚储量很大，这一切都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日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1974年，日本首相羽田孜向记者发表了其著名的论调：“日本有能力拥有核武器，但却没有制造，这是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很少有人会怀疑，如果东京愿意投入足够的财力和其它资源，就能够生产出核武器。
不过，能够生产出少量核武器，与具有全面核威慑能力所应必备的技术、财力和人力需求，这两者的关系应给予充分考虑。生产核武器需要炸弹设计专家，如冶金学家和化学家；而成熟的核威慑能力可能需要可靠的发射工具，为躲过第一波攻击而保护并隐藏核设施的情报计划，以及保护核心机密的完整体系。1995年，日本防卫厅(JDA)的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国土而积狭小，人口稠密，如果建造生产核武器的设施，那么将付出高昂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如果日本需要拥有可靠程度和精确程度很高的核武器，那么它将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进行研发工作，除非外部力量向其提供必要的核武器及相关信息。
正如某些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日本制造出核弹头，那么它至少需要进行一次最低当量的核试验。那么，在这个岛国的什么地方试爆呢?此外，日本的核材料及核设施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密监控之下，这也使得秘密进 行核武器项目不大可能。在六所村再处理厂的建设过程中，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紧密的磋商，并在生产线上安装了监控系统。看来，日本是在有意识地依据国内法律实施非军事用途的核计划。
日本“有核化”困难多多
民意 总体上来说，日本国内在防务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些许改变，但反战情绪依然是主流。过去，日本民意强烈支持对日本军事化的限制措施，不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反对力量已经大为减弱。观察家表示，由于日本的教育体系一直大力推动和平主义。虽然年轻的社会精英也许会更加支持日本有核化发展，但日本民众普遍反对日本有核化。
《原子能基本法》 尽管历届政府均反复强调宪法并没有明确禁止日本发展核武器，但自1955年以来，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就一直禁止核能的军事应用。其基本政策声明(第二条)表示：对于核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应出于和平目的，应确保安全，在民主管理的前提下独立运作，其结果应公诸于众，以利国际合作。这一法律也设立了负责安全和管控事宜的立法机构，对于日本维持和平、透明的核政策起着重要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无核三原则” 日本领导人经常引用著名的“无核三原则”，作为日本不发展核武器的重要理由，即：日本承诺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不过，众多安全专家指出此项法案的出台有其特殊的背景，当时日本为了把冲绳从美国的控制下收回，于1971年在议会通过了关于三原则的决议，无核三原则从来也没有正式进入立法，因此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过，尽管从技术层面来讲无核三原则并不具有法律约束，但日本领导人却一直坚守无核三原则承诺，包括2006年朝鲜试爆核装置后，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仍然重申日本将继续坚守无核三原则。
《核不扩散条约》 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不得“从任何国家接收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或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此类核武器或是核爆炸装置；不得制造或以其它方式获得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不得寻求或接收任何制造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方面的援助。”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第三条，日本的民用核项目须接受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的全方位审查。1998年，日本签署了一项附加协议，协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验证日本的核设施及核材料是否被用于军事目的。
民用核项目的影响 由于日本缺乏本土的铀资源供应，日本与美国、法国、英国、中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签订有双边民用核合作协，议。因此，如果日本用于军事目的的核项目被公之于众，日本就必须将别国提供的核材料送回去。提供了超过日本三分之一能源的日本民用核能项目届时将被切断全球供应，无法再获得他国提供的自然铀、浓缩铀及相关设备。
外交后果 从外交角度而言，日本核政策的转向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作为核不扩散的领军人物，也是核裁军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日本一直呼吁建立一个“尽早实现无核化的世界”。每年，日本都会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一份世界无核化议案，向《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和准备委员会提交核裁军工作稿。日本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措施的坚定拥护者：当年，南亚和朝鲜的核试验后，是日本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同意对这些国家进行制裁。在国际舞台上，日本一直是核裁军领域的活跃分子。如果日本在核政策上“向后转”，那么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对日本的印象，或是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对拥有核武器的看法。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亚太地区战略态势的演化使日本的不安全感明显增强，日本政界的一部分人也因此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无核化政策。
日本曾秘密探讨论证制造核武器可行性
日本媒体几年前披露，早在朝鲜宣布进行核试验之前，一份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就已经开始探讨制造核武器的可行性。据当年《产经新闻》报道，一份标题为《关于核武器国产化可能性》的政府内部文件显示，日本曾打算在3到5年时间里独立制造小型核弹头，该计划的费用在2000亿至3000亿日元之间(约合16.8亿至25.2亿美元)。
事实上，早在朝鲜宣布地下核试验前，日本政府内部就已经偷偷调查论证日本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但这份文件的翔实程度令人吃惊。《产经新闻》根据文件内容报道说，制造核武器的原料有两种，分别为广岛原子弹类型的高浓缩铀和长崎原子弹类型的钚。从核设施看,日本青森县的核燃料循环设施和位于茨城县的日本核能研究开发机构东海事业所内，就有铀浓缩和核燃料再处理工厂不过上述核设施都使用轻水反应堆，不适合生产武器级的核原料。这份文件最后得出结论说。为实现核武装，扩建铀浓缩工厂不太现实，利用轻水反应堆的再生核燃料也不可能，“捷径”是利用黑铅减速反应堆提取钚。为此，报告建议日本建设能高效提取钚239的黑铅减速反应堆以及再处理减速反应堆所产核燃料的生产线。此外，文件还提醒说，最终造出小型核弹头之前，日本还需克服一些未知技术难题。
长久以来，特别是在日本国内，“日本发展核武器”这个想法一直被认为是荒谬的，甚至是个禁忌。
长久以来，特别是在日本国内，“发展核武器”这个想法一直被认为是荒谬的，甚至是个禁忌。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重要成员，日本在核不扩散及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向来坚定。就国内而言，日本大部分民众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特别是二战临近结束之际，广岛和长崎曾遭受原子弹袭击，悲惨景象仍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因此，从道义上来说，拥有核能力这种想法本身就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此外，美国官员一再重申，会将日本置于其核“保护伞”之下，为日本提供安全保证。日本的历届政府也都认为，如果日本寻求拥有核武能力，对于其安全而言，将会弊大于利。
现在，日本官员和专家达成了一致：在短期和中期，日本是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不过，随着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核话题不再是禁忌。朝鲜于2006年进行了核试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本地区的战略均衡态势也由此发生了改变。因此，美日关系一旦紧张，人们就会担忧美国的安全保证能否继续保持强势。同时，日本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强的鹰派保守论调，其中某些人公开呼吁日本应独立发展核武器，而这种声音则在日本政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此外，在过去几年中，安全方面的禁忌已经被打破：日本派遣军事装备及人员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与美国共同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日本的核政策立场可能出现松动。
核政策已出现松动迹象
战后，日本在核武器及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是：反对开展官方的军事核能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帝国陆军和帝国海军均进行了核武器研究。不过，由于缺乏足够资源，没有取得成功。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无论是从技术上、工业上还是科学资源上，日本都具备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能力，但是日本依然没有改变其不发展核武器的政策。
日本的无核政策一直受到美国的影响。二战后，美国的“核保护伞”及安全承诺使日本产生了依赖感。根据1952年签署的《双边安全援助条约》和1960年的《双边合作与安全条约》，美国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并承诺向日本提供安全保证。日本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研制核武器。当然他们更多的是从道义角度进行考虑；而日本历届政府则由于可以借助美国的核力量作为后盾，也一直反对核武器。
1955年通过的日本《核能基本法》规定：日本的核活动只能限于和平用途。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宣布了著名的“无核三原则”，表示日本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引进核武器。1976年，日本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NPT)并重申了“无核三原则”，表示日本将不制造也不寻求拥有核武器。自那之后，日本就一直坚定履行《核不扩散条约》。
尽管日本在多个场合重申其核立场，但这项政策也数次遭到挑战，特别是当日本感到在战略上处于弱势之时。最有名的一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4年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而当时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秘密下令，组建数个学术组织，研究日本有核化的利弊，这就是著名的“1968／70内部报告”。另一次有核化研究是在1994年朝核危机后由日本防卫厅(JDA)于1995年进行的。这两次报告都认为，日本应该继续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而研制核武器将会损害日美关系。
安全态势不断刺激日本神经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亚太地区站略态势的演化使日本的不安全感明显增强，日本政界的一部分人也因此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冷战期间，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标志着对苏联的前沿遏制，对于众多日本人来说，也是对日本安全承诺的具体表现。然而，1998年8月，朝鲜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从日本上空经过，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因为它表明：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日本更加安全。此外，1998年上半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均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大大动摇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并引发了可能爆发新一轮核竞赛的恐慌。对此，日本尤为紧张，并作出了冻结向印巴两国提供新贷款的决定。
尽管朝鲜的威胁就在眼前，但众多防务专家将中国视为更为严重、更为长期的安全威胁。中国的军事力量正进行快速的现代化，武器系统性能也获得了大幅提高，这些都加深了东京的忧虑。日本的防务白皮书明确指出，北京在短程及中程导弹、潜艇部队和核武器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都是日本的重点关注领域。随着中国军费的不断增加，日本的防务预算却停滞不前。尽管在小泉首相任职期间，日中关系曾一度紧张，在那之后，两国关系看起来好象渐趋稳定，但是不信任心理却根深蒂固，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日本的核技术潜力
日本在核工业领域技术进步明显，加之日本已提取的钚储量很大，这一切都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日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1974年，日本首相羽田孜向记者发表了其著名的论调：“日本有能力拥有核武器，但却没有制造，这是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很少有人会怀疑，如果东京愿意投入足够的财力和其它资源，就能够生产出核武器。
不过，能够生产出少量核武器，与具有全面核威慑能力所应必备的技术、财力和人力需求，这两者的关系应给予充分考虑。生产核武器需要炸弹设计专家，如冶金学家和化学家；而成熟的核威慑能力可能需要可靠的发射工具，为躲过第一波攻击而保护并隐藏核设施的情报计划，以及保护核心机密的完整体系。1995年，日本防卫厅(JDA)的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国土而积狭小，人口稠密，如果建造生产核武器的设施，那么将付出高昂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如果日本需要拥有可靠程度和精确程度很高的核武器，那么它将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进行研发工作，除非外部力量向其提供必要的核武器及相关信息。
正如某些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日本制造出核弹头，那么它至少需要进行一次最低当量的核试验。那么，在这个岛国的什么地方试爆呢?此外，日本的核材料及核设施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密监控之下，这也使得秘密进 行核武器项目不大可能。在六所村再处理厂的建设过程中，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紧密的磋商，并在生产线上安装了监控系统。看来，日本是在有意识地依据国内法律实施非军事用途的核计划。
日本“有核化”困难多多
民意 总体上来说，日本国内在防务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些许改变，但反战情绪依然是主流。过去，日本民意强烈支持对日本军事化的限制措施，不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反对力量已经大为减弱。观察家表示，由于日本的教育体系一直大力推动和平主义。虽然年轻的社会精英也许会更加支持日本有核化发展，但日本民众普遍反对日本有核化。
《原子能基本法》 尽管历届政府均反复强调宪法并没有明确禁止日本发展核武器，但自1955年以来，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就一直禁止核能的军事应用。其基本政策声明(第二条)表示：对于核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应出于和平目的，应确保安全，在民主管理的前提下独立运作，其结果应公诸于众，以利国际合作。这一法律也设立了负责安全和管控事宜的立法机构，对于日本维持和平、透明的核政策起着重要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无核三原则” 日本领导人经常引用著名的“无核三原则”，作为日本不发展核武器的重要理由，即：日本承诺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不过，众多安全专家指出此项法案的出台有其特殊的背景，当时日本为了把冲绳从美国的控制下收回，于1971年在议会通过了关于三原则的决议，无核三原则从来也没有正式进入立法，因此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过，尽管从技术层面来讲无核三原则并不具有法律约束，但日本领导人却一直坚守无核三原则承诺，包括2006年朝鲜试爆核装置后，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仍然重申日本将继续坚守无核三原则。
《核不扩散条约》 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不得“从任何国家接收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或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此类核武器或是核爆炸装置；不得制造或以其它方式获得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不得寻求或接收任何制造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方面的援助。”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第三条，日本的民用核项目须接受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的全方位审查。1998年，日本签署了一项附加协议，协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验证日本的核设施及核材料是否被用于军事目的。
民用核项目的影响 由于日本缺乏本土的铀资源供应，日本与美国、法国、英国、中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签订有双边民用核合作协，议。因此，如果日本用于军事目的的核项目被公之于众，日本就必须将别国提供的核材料送回去。提供了超过日本三分之一能源的日本民用核能项目届时将被切断全球供应，无法再获得他国提供的自然铀、浓缩铀及相关设备。
外交后果 从外交角度而言，日本核政策的转向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作为核不扩散的领军人物，也是核裁军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日本一直呼吁建立一个“尽早实现无核化的世界”。每年，日本都会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一份世界无核化议案，向《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和准备委员会提交核裁军工作稿。日本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措施的坚定拥护者：当年，南亚和朝鲜的核试验后，是日本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同意对这些国家进行制裁。在国际舞台上，日本一直是核裁军领域的活跃分子。如果日本在核政策上“向后转”，那么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对日本的印象，或是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对拥有核武器的看法。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亚太地区战略态势的演化使日本的不安全感明显增强，日本政界的一部分人也因此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无核化政策。
日本曾秘密探讨论证制造核武器可行性
日本媒体几年前披露，早在朝鲜宣布进行核试验之前，一份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就已经开始探讨制造核武器的可行性。据当年《产经新闻》报道，一份标题为《关于核武器国产化可能性》的政府内部文件显示，日本曾打算在3到5年时间里独立制造小型核弹头，该计划的费用在2000亿至3000亿日元之间(约合16.8亿至25.2亿美元)。
事实上，早在朝鲜宣布地下核试验前，日本政府内部就已经偷偷调查论证日本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但这份文件的翔实程度令人吃惊。《产经新闻》根据文件内容报道说，制造核武器的原料有两种，分别为广岛原子弹类型的高浓缩铀和长崎原子弹类型的钚。从核设施看,日本青森县的核燃料循环设施和位于茨城县的日本核能研究开发机构东海事业所内，就有铀浓缩和核燃料再处理工厂不过上述核设施都使用轻水反应堆，不适合生产武器级的核原料。这份文件最后得出结论说。为实现核武装，扩建铀浓缩工厂不太现实，利用轻水反应堆的再生核燃料也不可能，“捷径”是利用黑铅减速反应堆提取钚。为此，报告建议日本建设能高效提取钚239的黑铅减速反应堆以及再处理减速反应堆所产核燃料的生产线。此外，文件还提醒说，最终造出小型核弹头之前，日本还需克服一些未知技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