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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史》、《汉》两书在写作动机、史料来源、编纂特点等方面均体现着各自的特点。就写作动机而言，司马迁偏重于天人关系思考，并落脚于人世社会的分析，为现世生活提供指导。班固则着力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维护其历史和封建王权正统地位。就史料来源而言，司马迁的史料选取更为自由、原始、本真，而班固的史料选取由于受官府控制更为官方、正统。就编纂特点而言《史记》和《汉书》都体现出历史正统观念，但班固封建儒学正统历史观较之司马迁更为强烈。这些体现了两汉时期史学发展中以纪传体为编纂体例的中国传统史学特质，也体现了两汉史学“史权”观念之渐消、史学正统观念之渐长、受经学及政府控制渐强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史记》；《汉书》；对读研究；两汉史学；司马迁；班固
一、《史》、《汉》对读之概述
（1）写作动机
司马迁于《报任安书》中所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明确说明其作《史记》之动机。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这种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在富有唯心主义哲学色彩天人关系的构建中落脚于“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司马迁师从董仲舒，但他并未一味追随其“天人感应”思想，而是对之批判的继承。司马迁作为精通天文历法的学者，熟知“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的自然规律，认为这种规律存在于人类社会且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就对董仲舒所鼓吹的“上天的绝对意志”做了唯物主义性质的批判和重新思考。另一方面，司马迁也继承了董仲舒“言天道而归于人道”的精神实质，研究天人关系并落脚于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思考，从而把握人类历史由古至今的脉络和规律以指导现实生活。除此外，司马迁作史受其父临终前嘱托，这使他在日后无论遭受了怎样的侮辱和挫折，都牢记这一职位赋予他的责任和慈父对他的嘱托，为其史著的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内心动力。
而班固《汉书》的写作动机，除与司马迁相同的竟父之志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则为其在《汉书叙传》中所言：“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班固极力弘扬大汉盛德，指责司马迁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另外，《史记》并无惠帝本纪，《汉书》则特为惠帝本纪，确定了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的性质，这体现了班固维护封建王权正统和为大汉王朝润色鸿业的目的。
（2）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班固同出生、成长于书香世家，受传统儒家思想和经学影响很深，因此两人作史的史料都以先秦典籍、古书、经书为主要史料来源，另外还有当世流传的著作。
此外，两著史料来源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相异之处。首先，就两人职位为其史料搜集提供的资源而言，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管文史和星历，有查阅“石室金匮”的权利，皇家图书馆里的各种典籍文书及档案资料都为其史料选择提供丰富来源。班固作为东汉的兰台令史，实际上就是东汉史官，负责掌管图集和官修史书编纂校订。这里需注意一点，东汉诸帝十分注重典籍的收藏、校订和整理，设“东观”作为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史书的场所。班固作为东汉史官，其史书著述工作就是在有官府监控管理的“东观”完成的，其史料选取也是参考经官方编修、整理过的典藏库存。两人看似都是乘其职位之变而利用国家珍藏丰富的典籍资料，实则有很大不同，这表现在政府对其修史工作和修史文献的控制性上：司马迁时期政府这方面的控制并不突出，其史料选取更为自由，具有原始、本真的面貌，司马迁史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其亲身经历、实地考察、游历见闻和民间传说也是这方面体现；而班固时期皇帝对典籍收藏、校订的重视程度较西汉有所提高，从此史学家纂史工作要在由政府管理控制下的场所进行，所参考的资料也是由政府组织校订、整理后的书籍，这就使这些资料带有官方正统的色彩，其原始、本真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
（3）编纂特点
《史记》为通史，《汉书》为断代史，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相同的精神内涵，却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首先，这两种体例都包含着史家的正统观念，并深受五行学说影响：司马迁以邹衍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为依据，以通史的编纂方式对上古、中古、近世世系的系统排序，建立起了一套历史王朝系统，确立了以土德为德属的黄帝的“百王之先”历史地位，这实际是肯定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体现了受五行學说影响下的正统观念。班固则以刘歆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为以依据，正如汪高鑫在《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中所言：“据此构建起了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汉朝为火德的历史王朝统系”，这也体现了其受五行学说影响下的正统观念。其相异之处则表现在班固于编纂方式上所体现的正统观念更强，他认为“汉承尧运”，西汉的历史应重新编写、独立成书，因此创“断代史”，并批判司马迁将西汉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确立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的性质。另外《史记》记人注重对社会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不拘于社会阶级、贤与不肖，如刺客、侠客、滑稽等列傳，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斗争性，甚至有对统治阶级丑恶的披露以及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思考。而《汉书》则注重上层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和刘氏正统，删去刺客、侠客、滑稽而加入外戚、皇后、宗室，构建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帝王史，这都体现出班固强烈的儒家道统的封建正统观念。
二、总结
综上所述可知，两汉史学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纪传体的盛行和发达，这种以人事活动为主描写社会历史变迁的纂史方式是极具中国传统特质和精神的修史方式。而这种体例正兴起、发展于西汉，以司马迁《史记》为首，经班固《汉书》而发达，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除此之外，通过以上研究也可看出两汉史学发展经历了某些方面的动态变化。司马迁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实质上是强调明君应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顺天道以行人道，其中虽体现了一定的正统观念，但其人民性、斗争性，以及对封建制度的思考、批判以及对统治者丑恶的披露，都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史权”意识，即对史事的重新思考、权衡、褒贬。而至班固作《汉书》，大力宣扬天人感应并不加褒贬地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使史学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史权”意识及至班固较之司马迁便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消减，而其封建正统观念则较之司马迁有所增加。同时，司马迁秉承着“究天人之际”的科学精神，对经学中刻板、教条，甚至迷信化的内容做重新思考，而班固完全承袭董仲舒“天人感应”，于编纂的体例和内容上都极力维护正统儒学的伦理纲常，经学已完全贯入其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方式。加之，从司马迁私修《史记》到班固《汉书》的修撰由私修变为官修，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两汉史学发展过程中经学及政府对史学控制的渐强。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9.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2007.
[3]仓修良.中国古代史[M].人民出版社，2009.
[4]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商务印书馆，2007.
[5]王玉华.论两汉经学与皇权对史学的控制[J].济宁师专学报，1999，20（5）.
[6]汪高鑫.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J].学习与探索，2010（4）.
作者简介：李冰楠（1995.09.06—），女，汉族，河南洛阳市人，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史》、《汉》两书在写作动机、史料来源、编纂特点等方面均体现着各自的特点。就写作动机而言，司马迁偏重于天人关系思考，并落脚于人世社会的分析，为现世生活提供指导。班固则着力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维护其历史和封建王权正统地位。就史料来源而言，司马迁的史料选取更为自由、原始、本真，而班固的史料选取由于受官府控制更为官方、正统。就编纂特点而言《史记》和《汉书》都体现出历史正统观念，但班固封建儒学正统历史观较之司马迁更为强烈。这些体现了两汉时期史学发展中以纪传体为编纂体例的中国传统史学特质，也体现了两汉史学“史权”观念之渐消、史学正统观念之渐长、受经学及政府控制渐强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史记》；《汉书》；对读研究；两汉史学；司马迁；班固
一、《史》、《汉》对读之概述
（1）写作动机
司马迁于《报任安书》中所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明确说明其作《史记》之动机。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这种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在富有唯心主义哲学色彩天人关系的构建中落脚于“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司马迁师从董仲舒，但他并未一味追随其“天人感应”思想，而是对之批判的继承。司马迁作为精通天文历法的学者，熟知“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的自然规律，认为这种规律存在于人类社会且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就对董仲舒所鼓吹的“上天的绝对意志”做了唯物主义性质的批判和重新思考。另一方面，司马迁也继承了董仲舒“言天道而归于人道”的精神实质，研究天人关系并落脚于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思考，从而把握人类历史由古至今的脉络和规律以指导现实生活。除此外，司马迁作史受其父临终前嘱托，这使他在日后无论遭受了怎样的侮辱和挫折，都牢记这一职位赋予他的责任和慈父对他的嘱托，为其史著的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内心动力。
而班固《汉书》的写作动机，除与司马迁相同的竟父之志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则为其在《汉书叙传》中所言：“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班固极力弘扬大汉盛德，指责司马迁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另外，《史记》并无惠帝本纪，《汉书》则特为惠帝本纪，确定了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的性质，这体现了班固维护封建王权正统和为大汉王朝润色鸿业的目的。
（2）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班固同出生、成长于书香世家，受传统儒家思想和经学影响很深，因此两人作史的史料都以先秦典籍、古书、经书为主要史料来源，另外还有当世流传的著作。
此外，两著史料来源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相异之处。首先，就两人职位为其史料搜集提供的资源而言，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管文史和星历，有查阅“石室金匮”的权利，皇家图书馆里的各种典籍文书及档案资料都为其史料选择提供丰富来源。班固作为东汉的兰台令史，实际上就是东汉史官，负责掌管图集和官修史书编纂校订。这里需注意一点，东汉诸帝十分注重典籍的收藏、校订和整理，设“东观”作为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史书的场所。班固作为东汉史官，其史书著述工作就是在有官府监控管理的“东观”完成的，其史料选取也是参考经官方编修、整理过的典藏库存。两人看似都是乘其职位之变而利用国家珍藏丰富的典籍资料，实则有很大不同，这表现在政府对其修史工作和修史文献的控制性上：司马迁时期政府这方面的控制并不突出，其史料选取更为自由，具有原始、本真的面貌，司马迁史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其亲身经历、实地考察、游历见闻和民间传说也是这方面体现；而班固时期皇帝对典籍收藏、校订的重视程度较西汉有所提高，从此史学家纂史工作要在由政府管理控制下的场所进行，所参考的资料也是由政府组织校订、整理后的书籍，这就使这些资料带有官方正统的色彩，其原始、本真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
（3）编纂特点
《史记》为通史，《汉书》为断代史，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相同的精神内涵，却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首先，这两种体例都包含着史家的正统观念，并深受五行学说影响：司马迁以邹衍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为依据，以通史的编纂方式对上古、中古、近世世系的系统排序，建立起了一套历史王朝系统，确立了以土德为德属的黄帝的“百王之先”历史地位，这实际是肯定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体现了受五行學说影响下的正统观念。班固则以刘歆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为以依据，正如汪高鑫在《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中所言：“据此构建起了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汉朝为火德的历史王朝统系”，这也体现了其受五行学说影响下的正统观念。其相异之处则表现在班固于编纂方式上所体现的正统观念更强，他认为“汉承尧运”，西汉的历史应重新编写、独立成书，因此创“断代史”，并批判司马迁将西汉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确立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的性质。另外《史记》记人注重对社会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不拘于社会阶级、贤与不肖，如刺客、侠客、滑稽等列傳，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斗争性，甚至有对统治阶级丑恶的披露以及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思考。而《汉书》则注重上层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和刘氏正统，删去刺客、侠客、滑稽而加入外戚、皇后、宗室，构建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帝王史，这都体现出班固强烈的儒家道统的封建正统观念。
二、总结
综上所述可知，两汉史学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纪传体的盛行和发达，这种以人事活动为主描写社会历史变迁的纂史方式是极具中国传统特质和精神的修史方式。而这种体例正兴起、发展于西汉，以司马迁《史记》为首，经班固《汉书》而发达，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除此之外，通过以上研究也可看出两汉史学发展经历了某些方面的动态变化。司马迁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实质上是强调明君应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顺天道以行人道，其中虽体现了一定的正统观念，但其人民性、斗争性，以及对封建制度的思考、批判以及对统治者丑恶的披露，都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史权”意识，即对史事的重新思考、权衡、褒贬。而至班固作《汉书》，大力宣扬天人感应并不加褒贬地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使史学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史权”意识及至班固较之司马迁便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消减，而其封建正统观念则较之司马迁有所增加。同时，司马迁秉承着“究天人之际”的科学精神，对经学中刻板、教条，甚至迷信化的内容做重新思考，而班固完全承袭董仲舒“天人感应”，于编纂的体例和内容上都极力维护正统儒学的伦理纲常，经学已完全贯入其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方式。加之，从司马迁私修《史记》到班固《汉书》的修撰由私修变为官修，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两汉史学发展过程中经学及政府对史学控制的渐强。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9.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2007.
[3]仓修良.中国古代史[M].人民出版社，2009.
[4]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商务印书馆，2007.
[5]王玉华.论两汉经学与皇权对史学的控制[J].济宁师专学报，1999，20（5）.
[6]汪高鑫.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J].学习与探索，2010（4）.
作者简介：李冰楠（1995.09.06—），女，汉族，河南洛阳市人，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