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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广西文学》创刊三十周年之际，一个合浦籍的小伙子闯了进来，入门的作品为一篇叫《红酥麻雀》的小短篇。言其为小短篇，是因为这篇小说只有三千八百多字，当作小小说嘛，显然是超龄了，只好归入短篇小说这一档。
这就是我与《广西文学》结缘四十年的开始。
说起对《广西文学》的印象，认识她始于1972年秋。那一年，我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钦州地区师范学校文史专业班读书。班上有一位姓张的同学，来自防城各族自治县扶隆公社。扶隆公社本来是一个大山区、最偏远的地方，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不想有一天，他拿出了一本十六开的文艺杂志向我们炫耀。在那个书报还处于贫乏的年代，一本杂志已足够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了，可那还不是真正的羡慕，真正让我倾慕的是，这本杂志叫《广西文艺》（《广西文学》的前身），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学刊物，其中有一篇小说叫《南海捕鲨人》，作者叫于峪。这位张同学不无得意地说，“看吧，这是我的老师写的！”
哗，这家伙居然有个老师能写小说！而且登上杂志的头条！由是，大家在争读小说之余，对这位张同学也敬佩三分。
就这样，我知道了我们广西有一本杂志叫《广西文艺》，并且知道我们钦州地区有一位写小说的作家叫于峪。
由是，我还想知道更多一些关于作家于峪的情况，张同学却卖了关子说，“这是个笔名。笔名，知道吗？像鲁迅，像茅盾，像巴金，像欧阳山，像高尔基。至于于峪嘛，就是在山谷中！”说的也是，扶隆，就是在大山之中。
因为我们是文科专业，同学们都对文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兴趣，但对这本杂志这篇小说，也就一传而过。只有我，从张同学手中借来，反复读过好几遍，读得我废寝忘食，对作者于峪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位于作家所写的南海，就是我们的家乡。家乡的海，常有鲨鱼和海牛出没，后来才知道海牛居然还有一个十分美妙的名字叫美人鱼。小说中那个叫“方南”的捕鲨人的智慧勇敢，更是我们那里出海捕鱼的剽悍男人的写照，尤其是用煮熟的南瓜诱喂大白鲨的举动，还有敲打金属器具防卫鲨鱼的攻击，既含智慧，也是最原味的举动。
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的心里便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写小说，我也要上《广西文艺》！
我不但这样想，也偷偷地干了。下课之后，别人去打球或上街去玩，我却是躲在蚊帐里，用一块木板搁成小桌子写了起来。记得我偷偷写的第一篇小说，用我们村前的水东河作背景。水东河南岸是一片莽莽苍苍的甘蔗林，据说当年有一名“牛鬼蛇神”躲进甘蔗林里一个多月不出来，每天就吃甘蔗充饥，造反派想要抓他，他像捉迷藏一样，玩起了“敌进我退”的花样，连民兵也奈他不何。到甘蔗收获时节，却被阶级敌人像赤壁之战一样，用一条木船导火，借着北风，从北向南给烧了。小说有八千多字，应该算是比较标准的短篇了，只是由于生活感悟不深，写作功力不够，投入多个信筒后却是泥牛入海，记得也曾投到了《广西文艺》编辑部。好在当时投稿不用花錢，不用贴邮票，只要在信封上写上“邮资整付”就行了。
心里念着“失败为成功之母”，还有“苦心人天不负”，继续偷偷写，不断地“邮资整付”，直到师范毕业，也没有敲开文学报刊之门。但我却一直是火烧芭蕉心不死，冥冥之中，我觉得跟《广西文艺》好像是有着极深的渊源。到1976年5月，我从工作的钦州地区师范学校抽调到钦州地区招待所，参加一个大会的会务，被安排到材料组。想不到在这里，我遇上了崇拜已久的偶像于峪老师，他任材料组组长，我跟另一位地区行署的黄姓青年人为组员。那种心情，真是不可描述，一直想念及崇拜的作家，竟然毫无预知地出现在眼前！而且，通过接触，我感到于峪老师还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长者。作为材料组组长，自然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对我们两个年轻人就像是对待弟弟一样，安排工作总是以商量式的口吻，“小沈，你去灵山组找×××要个数据材料好吗？”“小黄你今天下浦北组去可以吗？”收集好材料，晚上综合，他总是亲自汇总，开列纲目，做好适当的分工，自己拣最难的去负责。
我听他的普通话带着客家话的语调，闲下来聊天时，我说我是山口的，他便用客家话跟我聊上了，原来“涯地系老乡”。这时，于峪老师已从防城各族自治县扶隆公社中学调入了钦州地区文化局文艺创作办公室，专门负责文艺创作这一块。他的老家是合浦公馆公社，跟我老家山口是近邻，而且都讲客家话。这样，我们的关系便又拉近了一步。从以后从事文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我与《广西文艺》又靠近了一步，即从十分遥远的距离，到了接触的边缘，于峪老师是当时《广西文艺》的重要作者，甚至有着广西短篇小说王的称号，能跟于老师亲近，跟《广西文艺》不是近了一步吗？
在大会材料组认识于老师之后，当他知道我也曾爱好文学，并且偷偷进行文学创作之后，便给予我不断的鼓励和支持。正好这年的七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组织，在北海党校举行革命故事创作班，于峪老师，不，这时已知道了他的真名叫徐汝钊，而改称他徐老师。徐老师便给了我一个名额，全程参加这个为时半个多月的革命故事创作班，跟他一起在北海市委党校住了二十天。
创作班期间听过好几位编辑、作家的课，其中有广西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陆里主任，有文艺编辑室郑妙昌老师，还有一位是我终生难忘的老师——《广西文艺》的潘荣才老师！潘荣才老师的出现，让我更加坚信，我与《广西文艺》在冥冥之中确实是结下了缘的。
潘荣才老师当时是《广西文艺》的小说组组长。这个官不大，可从他手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可不少，好长一段时间，广西当时较有名气的作家，多是经过他的发现及培养成长起来的，其中我的老师于峪就是，还有黄钲、陈肖人、黄辅民、蒋锡元、黄德昌、孙步康、聂震宁、蓝汉东、龚桂华、张宗栻、韦纬组、黄飞卿、莫之棪、钟扬莆、岑隆业、张仁胜、李逊、唐海涛、杜少华，等等。我能在这样的场合遇上了他，这不等于朝《广西文艺》的殿堂迈上了一个台阶吗？
但是好事总得多磨。本来这期革命故事创作班，我写了一个故事，叫《蔗苗青青》，也是以家乡河岸的甘蔗林为背景的，基本上沿用了在学校时所写的故事梗概，经过老师们的耐心指导，多次修改，最后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郑编辑及陆主任审定通过，打算选入当年的革命故事集，于年底前出版。那么，这就应该算作我的处女作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这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其后是打倒“四人帮”，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集故事集便被取消了出版。报纸、电台，甚至全社会都在说，毛主席的逝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巨大损失，于我，就更加深有体会了，除了公认的社会影响，我的最直接损失，也就是千难万难、千辛万苦写成的文章，流产了！ 钉子碰多了，人也学得精了，经过几年的摔打，我才逐渐领会到一些成功的要领，写小说必须老老实实从生活中来，在生活中精选那些有趣的因素和细节，并且提炼好一个立意，这样才能走向成功。经过几年的磨炼，到了1981年，我已从一个愣头青结了婚，成了家，而且有了孩子。操持完了柴米油盐之余，我潜心回顾过去的经历，写成了《红酥麻雀》这篇小说，不长，不足四千字，自认为写得十分顺手。写好后，认真地用方格纸抄好，直接寄到《广西文学》小说组。是的，这个时期，《广西文艺》改成了《广西文学》。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西文学》的信函，打开一看，禁不住心跳如鼓，信函也是手写的，不像过去的铅字回复。信中说：“你的作品《红酥麻雀》已留用，请不要他投。”落款是潘荣才！
啊，十年的心血，十年的追求，十年的期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无数次地读着潘老师的信，真是读一次高兴一次，读一次激动一次，那种喜悦敢说是世上无以替代的。以至爱人走过来抢去看，说，“我以为是哪个红颜来信，让你这么激动！原来只是一纸普通信函。”我说任何红叶题诗都比不上潘老师的这封信呢，十年了啊，我足足追求了十年才有今天！
不过且慢，潘老師只说是留用，而没有说是刊载了。高兴之余便又冒出一丝隐隐的担忧：留用到刊用还有一段的距离，万一和前几年那篇《蔗苗青青》那样，煮熟的鸭子也能飞走，岂不是白高兴了？
果然，过几天，又收到一封来自《广西文学》编辑部的信函。拆开一看却是两页纸，分别是两人不同的笔迹，一封是责任编辑梁发源老师的，叫我谈下对这篇作品的创作体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有没有生活的原型和地域。另一页是潘荣才老师写来的，潘老师解释说，因为你是新人，凡是新作者都要经过这一关。请不要多心，我们当编辑，吃过这样的亏不少了，为了慎重起见，请你配合编辑部，反映一下自己的真实创作情况。
啊，我明白了，是编辑部认为我的小说达到了发表水准，但因为是处女作，名字生疏，编辑部对我的实际水平不了解，恐怕有抄袭剽窃之嫌，而对我进行了调查，可见当时的《广西文学》编辑对工作的认真态度，那真正是一丝不苟。其实不单单是向我了解，后来听说还向徐老师了解了。徐老师回复说，确实是沈祖连的生活经历，也是沈祖连的文笔。这样，这篇小说才最后过审，发表在1981年第10期上。第二年举行《广西文学》评奖，我的小说没有入选，小说的插图倒是获得了《广西文学》奖，插图作者为梁启德，后来见面时，梁先生还当面说谢谢你呢。
收到处女作样刊之后，不久也收到了一张来自《广西文学》的汇款单，虽然只有三十五元，可那个激动也不亚于接到用稿通知。因为当时我的月工资也才三十二块五毛，一篇这样短短的小说，稿费便超过了一个月的工资，这也大大地刺激了我的创作积极性，工作之余，是逮着什么写什么，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同时上。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广西文学》，这四十年来发表我的作品就超过三十篇，其中有短篇小说、小小说、报告文学等，在《广西文学》发表的第二篇短篇小说《意守丹田》还获得了“首届广西太阳石文学奖”。由于《广西文学》的培养和推动，我便开始崭露头角，1982年由钦州地区选送参加广西作家协会第三期文学讲习班学习，于1985年加入了广西作家协会，再奋斗十年，于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最高文艺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2009年摘取中国小小说最高奖——小小说金麻雀奖，从2002年起蝉联十一届中国微型小说奖，2007年起蝉联十届广西小小说奖。
回头看，这一切，都源于对《广西文学》的向往，源于《广西文学》的编辑老师的教导与培养，没有《广西文学》及编辑老师的关爱及培养，我的文学之路是绝对走不到今天的。
【申弓，本名沈祖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小小说学会会长。已出版小小说集《男人风景》《做一回上帝》等十八部。曾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创作铜鼓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作品入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国家大书。部分作品被译为外文推送到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并入选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大学教材。曾供职于钦州市文化局。】
责任编辑 韦 露
这就是我与《广西文学》结缘四十年的开始。
说起对《广西文学》的印象，认识她始于1972年秋。那一年，我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钦州地区师范学校文史专业班读书。班上有一位姓张的同学，来自防城各族自治县扶隆公社。扶隆公社本来是一个大山区、最偏远的地方，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不想有一天，他拿出了一本十六开的文艺杂志向我们炫耀。在那个书报还处于贫乏的年代，一本杂志已足够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了，可那还不是真正的羡慕，真正让我倾慕的是，这本杂志叫《广西文艺》（《广西文学》的前身），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学刊物，其中有一篇小说叫《南海捕鲨人》，作者叫于峪。这位张同学不无得意地说，“看吧，这是我的老师写的！”
哗，这家伙居然有个老师能写小说！而且登上杂志的头条！由是，大家在争读小说之余，对这位张同学也敬佩三分。
就这样，我知道了我们广西有一本杂志叫《广西文艺》，并且知道我们钦州地区有一位写小说的作家叫于峪。
由是，我还想知道更多一些关于作家于峪的情况，张同学却卖了关子说，“这是个笔名。笔名，知道吗？像鲁迅，像茅盾，像巴金，像欧阳山，像高尔基。至于于峪嘛，就是在山谷中！”说的也是，扶隆，就是在大山之中。
因为我们是文科专业，同学们都对文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兴趣，但对这本杂志这篇小说，也就一传而过。只有我，从张同学手中借来，反复读过好几遍，读得我废寝忘食，对作者于峪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位于作家所写的南海，就是我们的家乡。家乡的海，常有鲨鱼和海牛出没，后来才知道海牛居然还有一个十分美妙的名字叫美人鱼。小说中那个叫“方南”的捕鲨人的智慧勇敢，更是我们那里出海捕鱼的剽悍男人的写照，尤其是用煮熟的南瓜诱喂大白鲨的举动，还有敲打金属器具防卫鲨鱼的攻击，既含智慧，也是最原味的举动。
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的心里便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写小说，我也要上《广西文艺》！
我不但这样想，也偷偷地干了。下课之后，别人去打球或上街去玩，我却是躲在蚊帐里，用一块木板搁成小桌子写了起来。记得我偷偷写的第一篇小说，用我们村前的水东河作背景。水东河南岸是一片莽莽苍苍的甘蔗林，据说当年有一名“牛鬼蛇神”躲进甘蔗林里一个多月不出来，每天就吃甘蔗充饥，造反派想要抓他，他像捉迷藏一样，玩起了“敌进我退”的花样，连民兵也奈他不何。到甘蔗收获时节，却被阶级敌人像赤壁之战一样，用一条木船导火，借着北风，从北向南给烧了。小说有八千多字，应该算是比较标准的短篇了，只是由于生活感悟不深，写作功力不够，投入多个信筒后却是泥牛入海，记得也曾投到了《广西文艺》编辑部。好在当时投稿不用花錢，不用贴邮票，只要在信封上写上“邮资整付”就行了。
心里念着“失败为成功之母”，还有“苦心人天不负”，继续偷偷写，不断地“邮资整付”，直到师范毕业，也没有敲开文学报刊之门。但我却一直是火烧芭蕉心不死，冥冥之中，我觉得跟《广西文艺》好像是有着极深的渊源。到1976年5月，我从工作的钦州地区师范学校抽调到钦州地区招待所，参加一个大会的会务，被安排到材料组。想不到在这里，我遇上了崇拜已久的偶像于峪老师，他任材料组组长，我跟另一位地区行署的黄姓青年人为组员。那种心情，真是不可描述，一直想念及崇拜的作家，竟然毫无预知地出现在眼前！而且，通过接触，我感到于峪老师还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长者。作为材料组组长，自然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对我们两个年轻人就像是对待弟弟一样，安排工作总是以商量式的口吻，“小沈，你去灵山组找×××要个数据材料好吗？”“小黄你今天下浦北组去可以吗？”收集好材料，晚上综合，他总是亲自汇总，开列纲目，做好适当的分工，自己拣最难的去负责。
我听他的普通话带着客家话的语调，闲下来聊天时，我说我是山口的，他便用客家话跟我聊上了，原来“涯地系老乡”。这时，于峪老师已从防城各族自治县扶隆公社中学调入了钦州地区文化局文艺创作办公室，专门负责文艺创作这一块。他的老家是合浦公馆公社，跟我老家山口是近邻，而且都讲客家话。这样，我们的关系便又拉近了一步。从以后从事文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我与《广西文艺》又靠近了一步，即从十分遥远的距离，到了接触的边缘，于峪老师是当时《广西文艺》的重要作者，甚至有着广西短篇小说王的称号，能跟于老师亲近，跟《广西文艺》不是近了一步吗？
在大会材料组认识于老师之后，当他知道我也曾爱好文学，并且偷偷进行文学创作之后，便给予我不断的鼓励和支持。正好这年的七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组织，在北海党校举行革命故事创作班，于峪老师，不，这时已知道了他的真名叫徐汝钊，而改称他徐老师。徐老师便给了我一个名额，全程参加这个为时半个多月的革命故事创作班，跟他一起在北海市委党校住了二十天。
创作班期间听过好几位编辑、作家的课，其中有广西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陆里主任，有文艺编辑室郑妙昌老师，还有一位是我终生难忘的老师——《广西文艺》的潘荣才老师！潘荣才老师的出现，让我更加坚信，我与《广西文艺》在冥冥之中确实是结下了缘的。
潘荣才老师当时是《广西文艺》的小说组组长。这个官不大，可从他手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可不少，好长一段时间，广西当时较有名气的作家，多是经过他的发现及培养成长起来的，其中我的老师于峪就是，还有黄钲、陈肖人、黄辅民、蒋锡元、黄德昌、孙步康、聂震宁、蓝汉东、龚桂华、张宗栻、韦纬组、黄飞卿、莫之棪、钟扬莆、岑隆业、张仁胜、李逊、唐海涛、杜少华，等等。我能在这样的场合遇上了他，这不等于朝《广西文艺》的殿堂迈上了一个台阶吗？
但是好事总得多磨。本来这期革命故事创作班，我写了一个故事，叫《蔗苗青青》，也是以家乡河岸的甘蔗林为背景的，基本上沿用了在学校时所写的故事梗概，经过老师们的耐心指导，多次修改，最后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郑编辑及陆主任审定通过，打算选入当年的革命故事集，于年底前出版。那么，这就应该算作我的处女作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这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其后是打倒“四人帮”，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集故事集便被取消了出版。报纸、电台，甚至全社会都在说，毛主席的逝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巨大损失，于我，就更加深有体会了，除了公认的社会影响，我的最直接损失，也就是千难万难、千辛万苦写成的文章，流产了！ 钉子碰多了，人也学得精了，经过几年的摔打，我才逐渐领会到一些成功的要领，写小说必须老老实实从生活中来，在生活中精选那些有趣的因素和细节，并且提炼好一个立意，这样才能走向成功。经过几年的磨炼，到了1981年，我已从一个愣头青结了婚，成了家，而且有了孩子。操持完了柴米油盐之余，我潜心回顾过去的经历，写成了《红酥麻雀》这篇小说，不长，不足四千字，自认为写得十分顺手。写好后，认真地用方格纸抄好，直接寄到《广西文学》小说组。是的，这个时期，《广西文艺》改成了《广西文学》。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西文学》的信函，打开一看，禁不住心跳如鼓，信函也是手写的，不像过去的铅字回复。信中说：“你的作品《红酥麻雀》已留用，请不要他投。”落款是潘荣才！
啊，十年的心血，十年的追求，十年的期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无数次地读着潘老师的信，真是读一次高兴一次，读一次激动一次，那种喜悦敢说是世上无以替代的。以至爱人走过来抢去看，说，“我以为是哪个红颜来信，让你这么激动！原来只是一纸普通信函。”我说任何红叶题诗都比不上潘老师的这封信呢，十年了啊，我足足追求了十年才有今天！
不过且慢，潘老師只说是留用，而没有说是刊载了。高兴之余便又冒出一丝隐隐的担忧：留用到刊用还有一段的距离，万一和前几年那篇《蔗苗青青》那样，煮熟的鸭子也能飞走，岂不是白高兴了？
果然，过几天，又收到一封来自《广西文学》编辑部的信函。拆开一看却是两页纸，分别是两人不同的笔迹，一封是责任编辑梁发源老师的，叫我谈下对这篇作品的创作体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有没有生活的原型和地域。另一页是潘荣才老师写来的，潘老师解释说，因为你是新人，凡是新作者都要经过这一关。请不要多心，我们当编辑，吃过这样的亏不少了，为了慎重起见，请你配合编辑部，反映一下自己的真实创作情况。
啊，我明白了，是编辑部认为我的小说达到了发表水准，但因为是处女作，名字生疏，编辑部对我的实际水平不了解，恐怕有抄袭剽窃之嫌，而对我进行了调查，可见当时的《广西文学》编辑对工作的认真态度，那真正是一丝不苟。其实不单单是向我了解，后来听说还向徐老师了解了。徐老师回复说，确实是沈祖连的生活经历，也是沈祖连的文笔。这样，这篇小说才最后过审，发表在1981年第10期上。第二年举行《广西文学》评奖，我的小说没有入选，小说的插图倒是获得了《广西文学》奖，插图作者为梁启德，后来见面时，梁先生还当面说谢谢你呢。
收到处女作样刊之后，不久也收到了一张来自《广西文学》的汇款单，虽然只有三十五元，可那个激动也不亚于接到用稿通知。因为当时我的月工资也才三十二块五毛，一篇这样短短的小说，稿费便超过了一个月的工资，这也大大地刺激了我的创作积极性，工作之余，是逮着什么写什么，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同时上。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广西文学》，这四十年来发表我的作品就超过三十篇，其中有短篇小说、小小说、报告文学等，在《广西文学》发表的第二篇短篇小说《意守丹田》还获得了“首届广西太阳石文学奖”。由于《广西文学》的培养和推动，我便开始崭露头角，1982年由钦州地区选送参加广西作家协会第三期文学讲习班学习，于1985年加入了广西作家协会，再奋斗十年，于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最高文艺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2009年摘取中国小小说最高奖——小小说金麻雀奖，从2002年起蝉联十一届中国微型小说奖，2007年起蝉联十届广西小小说奖。
回头看，这一切，都源于对《广西文学》的向往，源于《广西文学》的编辑老师的教导与培养，没有《广西文学》及编辑老师的关爱及培养，我的文学之路是绝对走不到今天的。
【申弓，本名沈祖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小小说学会会长。已出版小小说集《男人风景》《做一回上帝》等十八部。曾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创作铜鼓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作品入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国家大书。部分作品被译为外文推送到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并入选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大学教材。曾供职于钦州市文化局。】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