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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禽流感不再让人们谈“禽”色变，虽然抗击“非典”已经过去，虽然美国“9·11”成了记忆……但是，这些无不说明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危机事件频频发生的时代，无不提醒各社会组织要时时刻刻预防和应对危机；也提醒新闻媒体，需要一个完善的危机新闻体制，做好危机传播，正确引导舆论，促进危机的解决。
世界著名的政策科学家叶海尔·德罗尔（Yehezkel Dror）在《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一书中曾说：“危机应对对许多国家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对所有国家则具有潜在的至关重要性。危机越是普遍或致命，有效的危机应对就越显得关键。”
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需求来看，新闻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正确有力的舆论支持责无旁贷；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理当及时、客观、有效、公正、全面地传播各方面的信息。在突发公共危机中，面对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大众传媒应该及时、有针对性地发布正确信息，说明实际情况，牢牢掌握危机传播的主动权，把社会公众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保障社会稳定、安定民心的“安全阀”和“稳压器”的作用。
危机与危机传播研究
作为一般概念，危机这个词现在被滥用和不准确地使用，危机几乎成了“事故”、“分裂”、“灾害”、“灾难”的同义词，但是它们并不完全等同。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从产生的原因分类，危机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自然力产生的天灾，如洪水、地震等等。二是人为造成的人祸，包括全局性的或局部性的社会冲突。三是以自然灾害表现出来的人为危机，如火车相撞、飞机失事、船舶沉没、核泄露、爆炸等事故，以及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三废排放造成的大规模生态灾害等。
危机传播，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如何采取大众传播及其它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社会传播和新闻传播的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促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危机传播是一种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
危机传播研究发端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它被用来预测假设的政治形势，其目的是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并预测采取措施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危机传播研究迅速发展。早期的危机传播研究多数集中于个案的研究，随着危机传播的逐渐成熟，对孤立个案的研究被结构分析和方法论方法所代替，并且运用了多种学科理论，比如管理学、政治学、传播学等。
大众传媒与危机解决
危机是社会性的问题，同样，克服与解决危机也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克服危机。这样，大众传媒在克服与解决危机中就自然起到重要作用。在克服与解决危机时，如果只是政府部门单枪匹马地工作，忽视了传播这项工作，没有公众的参与，可能事态会变得更加严重。
我国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是一次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在危机初期，政府没有对事件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地区还隐瞒了事实真相，而新闻媒体也没有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真相。危机传播这一重要因素被政府部门忽视了，为此造成了在“非典”爆发初期的危机管理工作失误，进而酿成及其严重的后果。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隐瞒危机信息几乎是可能的，封锁消息反而为流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要让流言传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避免过度恐慌的有效的办法就是准确、透明地向公众告诉危机的真相。其中，大众传媒提供的真实、透明、完整的信息无疑是制止流言的最有效手段。在突发的灾害面前，特别是“非典”这种有可能威胁到个人安全的急性传染病爆发时，出现谣言的可能性就大大加强，此时如果大众传媒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来减轻公众的恐惧心理，那就更为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典”发生初期流言在广东的大面积传播就为我们提供了反面例证。而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央政府与媒体信息发布策略的调整应该说是消除谣言、重新树立国人信心的有效之举。
“非典”危机传播的失误充分暴露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欠缺，大众传媒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
我们应该认识到，大众传媒有效地开展危机传播工作，首先有利于与公众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危机爆发时，公众最想得到事实的真相。此时，大众媒体应该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保障公众知情权。这将使公众信任和依赖媒体。这种信任建立之后，将有利于政府和媒体与公众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另外还有利于危机事件的妥善处理，有利于树立政府和大众传媒的良好形象。危机的爆发，对于政府来讲，处理得当的话，是重塑政府形象的好机会。政府新闻发布向社会公众传达事件的即时信息、政府的态度、采取的措施、解决的程度，满足公众趋利避害的需求，缓和公众的紧张情绪，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个机会可以树立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有效的信息传播会增进公众对大众传媒的认同，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回避都将破坏大众传媒自身的形象。
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危机传播作用
在“非典”初期，由于我国政府没有对此危机事件足够的重视，导致各种信息得不到确认，各种谣言四起，搞得人心惶惶。2003年4月20日后，大众传媒顺应公众高度关注“非典”危机的高涨情绪，对“非典”危机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报道。报纸突出编排、广播滚动播出、电视强势冲击、网站集中发布，各种媒体及时传播各种动态消息，极大调动了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的共同认识。
任何危机传播，总会形成一定的舆论焦点，影响人们的观念。在抗击“非典”的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为公众设置了这样几个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抗击“非典”危机、各地采取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医护人员做出极大牺牲、科研人员正在全力攻关、国际合作全面展开等等。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放大功能，这些议题深深地印在公众心中，也很好地树立起政府处理危机的良好形象。
危机传播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过程中有利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稳定民心，保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是政府危机管理必须遵循的准则。在这方面，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媒体不仅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各种事实的大量报道中，还要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及言论来传达媒体的态度。正是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媒体保持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在抗击“非典”的危机公关传播中，大众传媒不断地向公众介绍各种防治“非典”的科学知识和基本措施，引导公众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政策的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众传媒，是社会公器，代表公众行使社会守望的职能。媒体应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危机发生时，媒体应增加责任感，讲究艺术，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新闻的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因此，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国家利益观念，积极、正确地发挥危机传播作用，促进危机解决。
我们相信，各种危机事件日后依然会层出不穷。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危机事件，大众传播媒介正确的选择就是，牢牢掌握危机传播的主动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世界著名的政策科学家叶海尔·德罗尔（Yehezkel Dror）在《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一书中曾说：“危机应对对许多国家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对所有国家则具有潜在的至关重要性。危机越是普遍或致命，有效的危机应对就越显得关键。”
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需求来看，新闻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正确有力的舆论支持责无旁贷；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理当及时、客观、有效、公正、全面地传播各方面的信息。在突发公共危机中，面对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大众传媒应该及时、有针对性地发布正确信息，说明实际情况，牢牢掌握危机传播的主动权，把社会公众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保障社会稳定、安定民心的“安全阀”和“稳压器”的作用。
危机与危机传播研究
作为一般概念，危机这个词现在被滥用和不准确地使用，危机几乎成了“事故”、“分裂”、“灾害”、“灾难”的同义词，但是它们并不完全等同。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从产生的原因分类，危机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自然力产生的天灾，如洪水、地震等等。二是人为造成的人祸，包括全局性的或局部性的社会冲突。三是以自然灾害表现出来的人为危机，如火车相撞、飞机失事、船舶沉没、核泄露、爆炸等事故，以及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三废排放造成的大规模生态灾害等。
危机传播，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如何采取大众传播及其它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社会传播和新闻传播的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促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危机传播是一种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
危机传播研究发端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它被用来预测假设的政治形势，其目的是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并预测采取措施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危机传播研究迅速发展。早期的危机传播研究多数集中于个案的研究，随着危机传播的逐渐成熟，对孤立个案的研究被结构分析和方法论方法所代替，并且运用了多种学科理论，比如管理学、政治学、传播学等。
大众传媒与危机解决
危机是社会性的问题，同样，克服与解决危机也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克服危机。这样，大众传媒在克服与解决危机中就自然起到重要作用。在克服与解决危机时，如果只是政府部门单枪匹马地工作，忽视了传播这项工作，没有公众的参与，可能事态会变得更加严重。
我国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是一次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在危机初期，政府没有对事件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地区还隐瞒了事实真相，而新闻媒体也没有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真相。危机传播这一重要因素被政府部门忽视了，为此造成了在“非典”爆发初期的危机管理工作失误，进而酿成及其严重的后果。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隐瞒危机信息几乎是可能的，封锁消息反而为流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要让流言传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避免过度恐慌的有效的办法就是准确、透明地向公众告诉危机的真相。其中，大众传媒提供的真实、透明、完整的信息无疑是制止流言的最有效手段。在突发的灾害面前，特别是“非典”这种有可能威胁到个人安全的急性传染病爆发时，出现谣言的可能性就大大加强，此时如果大众传媒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来减轻公众的恐惧心理，那就更为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典”发生初期流言在广东的大面积传播就为我们提供了反面例证。而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央政府与媒体信息发布策略的调整应该说是消除谣言、重新树立国人信心的有效之举。
“非典”危机传播的失误充分暴露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欠缺，大众传媒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
我们应该认识到，大众传媒有效地开展危机传播工作，首先有利于与公众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危机爆发时，公众最想得到事实的真相。此时，大众媒体应该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保障公众知情权。这将使公众信任和依赖媒体。这种信任建立之后，将有利于政府和媒体与公众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另外还有利于危机事件的妥善处理，有利于树立政府和大众传媒的良好形象。危机的爆发，对于政府来讲，处理得当的话，是重塑政府形象的好机会。政府新闻发布向社会公众传达事件的即时信息、政府的态度、采取的措施、解决的程度，满足公众趋利避害的需求，缓和公众的紧张情绪，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个机会可以树立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有效的信息传播会增进公众对大众传媒的认同，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回避都将破坏大众传媒自身的形象。
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危机传播作用
在“非典”初期，由于我国政府没有对此危机事件足够的重视，导致各种信息得不到确认，各种谣言四起，搞得人心惶惶。2003年4月20日后，大众传媒顺应公众高度关注“非典”危机的高涨情绪，对“非典”危机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报道。报纸突出编排、广播滚动播出、电视强势冲击、网站集中发布，各种媒体及时传播各种动态消息，极大调动了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的共同认识。
任何危机传播，总会形成一定的舆论焦点，影响人们的观念。在抗击“非典”的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为公众设置了这样几个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抗击“非典”危机、各地采取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医护人员做出极大牺牲、科研人员正在全力攻关、国际合作全面展开等等。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放大功能，这些议题深深地印在公众心中，也很好地树立起政府处理危机的良好形象。
危机传播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过程中有利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稳定民心，保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是政府危机管理必须遵循的准则。在这方面，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媒体不仅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各种事实的大量报道中，还要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及言论来传达媒体的态度。正是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媒体保持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在抗击“非典”的危机公关传播中，大众传媒不断地向公众介绍各种防治“非典”的科学知识和基本措施，引导公众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政策的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众传媒，是社会公器，代表公众行使社会守望的职能。媒体应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危机发生时，媒体应增加责任感，讲究艺术，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新闻的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因此，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国家利益观念，积极、正确地发挥危机传播作用，促进危机解决。
我们相信，各种危机事件日后依然会层出不穷。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危机事件，大众传播媒介正确的选择就是，牢牢掌握危机传播的主动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