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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招投标有效监督的制约因素
招投标活动是一项严肃的法律活动。它既是一项程序性的法律活动，又是一项实体性的法律活动。
（一）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监督实施细则，常常使得监督人员无从下手，监督流于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七条的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这一条只是对招投标活动的监督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具体到各高校，许多高校也没有具体的监督实施细则，只是在某些相关规定上点到即止，或者只是规定对招投标过程的某个环节的监督，并没有对整个招投标过程进行一系列的环环相扣的监督，这常常使得监督人员不能明确具体的监督内容，不知如何监督。
（二）名有实无的监督权给权力寻租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这主要表现为纪检监察部门在招投标过程中的介入时间和介入程度。从介入时间上来看，当一项招标活动从相关职能部门传递到纪检监察部门时，该项招标活动已经开始，有的甚至进行到了某个程序，实践中通常是在评标阶段监督人员才真正开始介入监督的，而且监督也仅仅停留在评标阶段上。招标活动的信息来源滞后，信息反馈不及时以及只对招标的中间环节进行监督使得招投标人员完全可以避开监督人员的监督，在事前或事后进行违法违规的操作。从介入程度来看，有些高校的招投标活动全由相关职能部门一手操办，如招标信息的发布，招标文件的编制，评标专家的抽取，合同的签定甚至合同的履行验收等，当招标程序运行到某一阶段才邀请纪监部门的监督人员参与。在这招标程序的一系列环节中，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力是很大的，尤其表现在专家的抽取上。
（三）纪检监察部门人员结构配备的不合理以及业务素质的欠缺使得监督成为表面上的工作。
高校承担着人才强国的使命。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地，既要注重对学生的硬件——技能的培养，又要注重对学生软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那么作为高校的工作人员理应具备这样的双重素质。可以这样说，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员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总体上是比较过硬的。但普遍存在人员配备不合理、业务不熟悉、专业不对口的情况。由于招投标过程贯穿的法律性、技术性很强，监督人员在这方面的业务知识的欠缺，这给了权力寻租以可乘之机。如监督人员看不懂招投标文件，或对招投标文件不甚太懂，在评标的时候只能依赖于专家的技能。而通常专家的抽取又不是掌握在纪监部门的手中，况且聘请的有些专家也是法律方面的门外汉，亦或对法律知之较少。那么有意无意的逃避监督便也不足为怪了。
二、招投标过程中因监管不力出现的问题
由于招投标过程的监督缺失，监督流于形式，以及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的利益驱动，招投标过程中便不可避免的出现如下问题：
1.围标、串标。围标也称为串通招标投标，它是指招标者与投标者之间或者投标者与投标者之间采用不正当手段，对招标投标事项进行串通，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损害招标者利益的行为。“串标”、“围标”是招投标活动过程中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较强的一种违法违规行为。投标单位之间，或投标单位和招标单位之间已经形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串标”、“围标”一般可归纳为两种情况：
（1）投标单位与招标单位勾结。主要表现形式有：变公开招标为邀请招标，实施排挤潜在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的行为；招标者在公开开标前，开启标书，并将投标情况告知其他投标者，或者协助投标者撤换标书，更换报价；招标者向投标者泄漏标底；投标者与招标者商定，在招标投标时压低或者抬高标价，中标后再给投标者或者招标者额外补偿；招标者预先内定中标者，在确定中标者时以此决定取舍；
（2）投标方之间串通。各投标方在投标之前协议好由哪一家中标，其他各家进行陪标，然后又由中标方分给各陪标方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合理利润”作为报酬。一般来说，各协议方的协议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长期合约性质，而且一旦形成，这种形式将成为大家都认可的“潜规则”。
围标、串标行为违背了市场经济下的诚实信用、竞争择优的原则，妨碍了招投标市场的健康发展，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
2.卖标。表现为中标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资质和能力，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中标人的地位后，或者有履行资质和能力但不愿履行，中标后将标书的部分或全部非法卖给其它有资质和能力的单位去履行，从中谋取利益。这在建筑工程领域就表现为违法或违约的分包、转包行为。
3.随意改变中标人。根据《招投标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完成评标后，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实际操作中专家委员会经过评审，一般推荐2-3家为中标候选人。而这又间接地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乘之罅。既然都是中标候选人，那么就都有确定为中标人的可能。而选择中标人的主动权在招标人中，招标人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以某种或某些主观的或客观的理由选择排名靠后的中标候选人，尤其在非法利益的引诱和轰炸下。排在后面的中标侯选人也乐此不疲的在这方面大做特做文章，更何况有些高校在确定中标人前还有一个考察的过程。
4.“二次合同”、“桌下合同”。所谓“二次合同”、“桌下合同”，即在确定中标人后，招标方和投标方违背招投标法的规定，改变招投标书规定的实质性内容重新签定的非法的交易合同或者私下达成的非法的口头协议，并遵照履行。表现为：更换招投标的标的，增加或减少招投标标的的数量，提高或降低招投标标的的质量等级，等等。很多高校由于在合同的履行验收阶段缺少监督，招标方和投标方便在这方面下功夫，下足功夫，通过“二次合同”、“桌下合同”来牟取非法利益。
三、进一步加强对招投标监督管理的建议
要在监督部门与职能部门之间就招投标方面要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权力之间要有合理的制衡，并做到权责明确。高校纪监部门应是对招投标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这既包括程序合法性的监督，也包括内容合法性的监督。当然，这种监督首先要有制度上的依据。高校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针对本校招投标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监督实施细则，使监督人员有“法”可依，相关人员也应做到有“法”必依。同时，监督人员在监督过程中要执“法”必严，对相关人员监督部门要做到违“法”必究。
具体来说，监督可以分三个方面来展开：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
事前监督，即招标阶段的监督。包括招标文件的审核备案和招标公告的发布。
事中监督，既开标过程的监督。包括主体的管理和行为的监督。主体的管理表现在评标专家的抽取。评标专家的抽取是最关键的环节，不能由相关职能部门来掌握，而应该由纪检监督部门来进行，而且必须保证抽取的随机性和专家的保密性。
事后监督，即中标人确定后的合同履行阶段的监督。包括合同签订前的考察监督、合同书的备案以及验收监督。很多高校在合同签定前还有一个对中标候选人的考察过程。
最后，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员配备要合理，业务素质要进一步提高。招投标活动既是一项法律性活动，也是一项技术性活动。纪监部门作为一个特殊的部门，其特殊性要求其人员的配备必须合理，既要有懂经济方面的人员，也要有懂技术、法律方面的人员。同时，还必须加强对监督人员的业务素质的提升和业务技能的培训，在监督过程中不断提高洞察力。这样，监督人员才能懂得如何对招投标过程进行监督，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
招投标活动是一项严肃的法律活动。它既是一项程序性的法律活动，又是一项实体性的法律活动。
（一）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监督实施细则，常常使得监督人员无从下手，监督流于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七条的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这一条只是对招投标活动的监督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具体到各高校，许多高校也没有具体的监督实施细则，只是在某些相关规定上点到即止，或者只是规定对招投标过程的某个环节的监督，并没有对整个招投标过程进行一系列的环环相扣的监督，这常常使得监督人员不能明确具体的监督内容，不知如何监督。
（二）名有实无的监督权给权力寻租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这主要表现为纪检监察部门在招投标过程中的介入时间和介入程度。从介入时间上来看，当一项招标活动从相关职能部门传递到纪检监察部门时，该项招标活动已经开始，有的甚至进行到了某个程序，实践中通常是在评标阶段监督人员才真正开始介入监督的，而且监督也仅仅停留在评标阶段上。招标活动的信息来源滞后，信息反馈不及时以及只对招标的中间环节进行监督使得招投标人员完全可以避开监督人员的监督，在事前或事后进行违法违规的操作。从介入程度来看，有些高校的招投标活动全由相关职能部门一手操办，如招标信息的发布，招标文件的编制，评标专家的抽取，合同的签定甚至合同的履行验收等，当招标程序运行到某一阶段才邀请纪监部门的监督人员参与。在这招标程序的一系列环节中，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力是很大的，尤其表现在专家的抽取上。
（三）纪检监察部门人员结构配备的不合理以及业务素质的欠缺使得监督成为表面上的工作。
高校承担着人才强国的使命。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地，既要注重对学生的硬件——技能的培养，又要注重对学生软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那么作为高校的工作人员理应具备这样的双重素质。可以这样说，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员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总体上是比较过硬的。但普遍存在人员配备不合理、业务不熟悉、专业不对口的情况。由于招投标过程贯穿的法律性、技术性很强，监督人员在这方面的业务知识的欠缺，这给了权力寻租以可乘之机。如监督人员看不懂招投标文件，或对招投标文件不甚太懂，在评标的时候只能依赖于专家的技能。而通常专家的抽取又不是掌握在纪监部门的手中，况且聘请的有些专家也是法律方面的门外汉，亦或对法律知之较少。那么有意无意的逃避监督便也不足为怪了。
二、招投标过程中因监管不力出现的问题
由于招投标过程的监督缺失，监督流于形式，以及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的利益驱动，招投标过程中便不可避免的出现如下问题：
1.围标、串标。围标也称为串通招标投标，它是指招标者与投标者之间或者投标者与投标者之间采用不正当手段，对招标投标事项进行串通，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损害招标者利益的行为。“串标”、“围标”是招投标活动过程中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较强的一种违法违规行为。投标单位之间，或投标单位和招标单位之间已经形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串标”、“围标”一般可归纳为两种情况：
（1）投标单位与招标单位勾结。主要表现形式有：变公开招标为邀请招标，实施排挤潜在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的行为；招标者在公开开标前，开启标书，并将投标情况告知其他投标者，或者协助投标者撤换标书，更换报价；招标者向投标者泄漏标底；投标者与招标者商定，在招标投标时压低或者抬高标价，中标后再给投标者或者招标者额外补偿；招标者预先内定中标者，在确定中标者时以此决定取舍；
（2）投标方之间串通。各投标方在投标之前协议好由哪一家中标，其他各家进行陪标，然后又由中标方分给各陪标方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合理利润”作为报酬。一般来说，各协议方的协议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长期合约性质，而且一旦形成，这种形式将成为大家都认可的“潜规则”。
围标、串标行为违背了市场经济下的诚实信用、竞争择优的原则，妨碍了招投标市场的健康发展，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
2.卖标。表现为中标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资质和能力，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中标人的地位后，或者有履行资质和能力但不愿履行，中标后将标书的部分或全部非法卖给其它有资质和能力的单位去履行，从中谋取利益。这在建筑工程领域就表现为违法或违约的分包、转包行为。
3.随意改变中标人。根据《招投标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完成评标后，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实际操作中专家委员会经过评审，一般推荐2-3家为中标候选人。而这又间接地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乘之罅。既然都是中标候选人，那么就都有确定为中标人的可能。而选择中标人的主动权在招标人中，招标人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以某种或某些主观的或客观的理由选择排名靠后的中标候选人，尤其在非法利益的引诱和轰炸下。排在后面的中标侯选人也乐此不疲的在这方面大做特做文章，更何况有些高校在确定中标人前还有一个考察的过程。
4.“二次合同”、“桌下合同”。所谓“二次合同”、“桌下合同”，即在确定中标人后，招标方和投标方违背招投标法的规定，改变招投标书规定的实质性内容重新签定的非法的交易合同或者私下达成的非法的口头协议，并遵照履行。表现为：更换招投标的标的，增加或减少招投标标的的数量，提高或降低招投标标的的质量等级，等等。很多高校由于在合同的履行验收阶段缺少监督，招标方和投标方便在这方面下功夫，下足功夫，通过“二次合同”、“桌下合同”来牟取非法利益。
三、进一步加强对招投标监督管理的建议
要在监督部门与职能部门之间就招投标方面要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权力之间要有合理的制衡，并做到权责明确。高校纪监部门应是对招投标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这既包括程序合法性的监督，也包括内容合法性的监督。当然，这种监督首先要有制度上的依据。高校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针对本校招投标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监督实施细则，使监督人员有“法”可依，相关人员也应做到有“法”必依。同时，监督人员在监督过程中要执“法”必严，对相关人员监督部门要做到违“法”必究。
具体来说，监督可以分三个方面来展开：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
事前监督，即招标阶段的监督。包括招标文件的审核备案和招标公告的发布。
事中监督，既开标过程的监督。包括主体的管理和行为的监督。主体的管理表现在评标专家的抽取。评标专家的抽取是最关键的环节，不能由相关职能部门来掌握，而应该由纪检监督部门来进行，而且必须保证抽取的随机性和专家的保密性。
事后监督，即中标人确定后的合同履行阶段的监督。包括合同签订前的考察监督、合同书的备案以及验收监督。很多高校在合同签定前还有一个对中标候选人的考察过程。
最后，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员配备要合理，业务素质要进一步提高。招投标活动既是一项法律性活动，也是一项技术性活动。纪监部门作为一个特殊的部门，其特殊性要求其人员的配备必须合理，既要有懂经济方面的人员，也要有懂技术、法律方面的人员。同时，还必须加强对监督人员的业务素质的提升和业务技能的培训，在监督过程中不断提高洞察力。这样，监督人员才能懂得如何对招投标过程进行监督，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