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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的游戏说和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游”都强调了精神自由和无功利性，与审美教育的要求不谋而合。本文通过对游戏与审美教育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游戏产生了审美教育的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审美教育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美育;游戏;游;自由
审美教育所针对的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情”这一心理内容，它包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一切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感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由既是审美教育的内容（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感体验，或者说是审美活动）产生的根源，又是实现审美教育的路径保证。西方的“游戏说”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游”的概念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不谋而合。
一、游戏产生了审美教育的内容
在西方，自由、游戏、审美活动密不可分。游戏的概念来源于康德。他认见出了艺术与劳动的区别，前者是一种游戏，是自由、愉快的、能够合目的地成功;后者是一种不愉快但被结果（如工资）所吸引而被逼迫负担的雇佣。席勒进一步把“游戏冲动”直接指向人的审美活动。人超越了物质的束缚便开始展现出强大的主体力量并外化为游戏。游戏的需要被激发到最大化时审美活动也随之出现。斯宾塞和谷鲁斯等人从心理——生理学角度进行的探讨，则解释了游戏中所包含的自由性与艺术萌芽的生理学原因。
不管是从社会生活角度还是生理学角度，游戏或说审美活动的产生首先有赖于主体自由的获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古希腊辉煌的艺术即是例证。依迪斯·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从地理环境角度为希腊文明的繁荣做了一种解释：天然的高山防御屏障使古希腊人所面临的外部战争威胁大大减少，其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时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于是“某种全新的东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古希腊人以体育、唱歌、舞蹈、盛宴等盛大的游戏来表现生的快乐，以其自由的身体和精神在游戏中将生的快乐发展至极致，并由此创造了古希腊在雕塑、建筑、文学、戏剧等审美活动领域的全面辉煌。
中国古典美学中，庄子将“游”与“无”相联系，认为人必须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才能物我两忘。只有具有了高度自由的心灵和意志，才能一种高踞而广阔的视野游目骋怀，审视宇宙人生，才能超脱现实人生和天地万物“形”的限制而求得“道”。这其实是强调了自由的审美心胸在实现“游”这一审美活动中的前提作用，“自由”强化了“形”与“道”之间的张力，并在“游”之中释放出个体巨大的能量，使之超脱自身肉体和意志的限制，实现个体与自然宇宙的自由融合，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审美活动。
不管是西方的“游戏”还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游”，都见出了自由是审美活动生成的前提条件。摆脱了身体机能、生存需要、时空界限的种种限制，人作为审美活动的主体迸发出巨大能量，自由创作着愉悦精神的“游”戏活动，构成了审美教育的主体内容。
二、游戏是实现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
美育是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康德认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但这种自由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而非情感的绝对自由。游戏虽然强调自由，但在真正的人的游戏中，理性本性和形式法则的介入使人突破自然的界限从而迈向摆脱了物质和道德强制的自由境界。
第一，游戏调和了感性与理性，达到人类心灵和谐。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分析了三种冲动：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游戏冲动。感性冲动是自然法则即完全的天性意志，当人受其支配时易陷于物欲享受，而抛弃独属于人的高贵理性;形式冲动则是人对理性的向往和追求，是对自然天性的反叛，当人受其支配时则会蔑视人的感性理解和情感需要，将人视为绝对实在，变得功利和狭隘。因此这两种冲动都是不完善的，只有游戏冲动，兼顾了人类感性与理性这两种天性法则，在一个持中的平衡点上能将人的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相互协调，使人达到心灵的和谐。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游”则更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游”是一种自由的、形体和心灵双重解放的状态。人首先是摒弃外在物质功利的考虑，以一种“涤除玄鉴”不涉功利的审美心胸进行“游目”，观照客体，发掘客体的形式美感，充分发挥主体的感性体验;同时，又发扬能动性，运用自身的理性进行审美评价，在游目骋怀之中获得美的体验，达到心灵的和谐。
第二，游戏调和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生态大系统的和谐。近现代以来，人与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日益严峻。这不仅对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提出了巨大挑战，而且对人类生存的精神空间也造成了巨大危害。美育被人文主义者视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必须路径，而“游”戏使美育的实现成为可能。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想达到和谐不仅应该重视个体身上客观的和一般的性格，还应当重视个体身上主观的特殊性格。游戏因其超功利、泯是非特点正是有利于个体超越世俗意义上的知、德、物的限制而将自身主观情感不断开展。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儒家传统与道家传统的“游”相比有较为明显的“尘世”与“方外”、“城郭”与“乡野”、“入世”与“避世”“游”的气质分化，但二者在又存在着强烈的渗透和互补关系。儒道两家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生命情怀的二重性：指向入世的伟大人格人格和指向避世的独立人格理想，而“游”则是在儒家“君子”和道家“至人”之间形成并釋放出巨大张力的关键要素，并且形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态度的审美化底色，避免了席勒所指出的美育而导致的“沦为粗野”与“懒散和腐化”。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游”不仅仅是动作的进行和表达，更是对自身及周围生存状态的体察和揭示，指向对最高法则的“道”的敞现。自由无待的“游”是主体“涤除玄鉴”之后，以一个空明洁净、生机无限的审美心境对“道”进行动态体察的过程。庄周化蝶之乐便是在于突破了万物形体的局限，同时又突破了实用的功利性考虑而进入的人融于物的主客融合、物我合一的审美之境。通过游戏，人类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并以此种自由观照自然，甚至与万物同化。将人放置在自然系统生态链上，软化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之势，主客同构的立场取代肢解的立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将人的天性重新丰富发展起来，避免了物欲横流所导致的人性畸形，同时又既排除了自然的盲目力量，又“恢复了它的质朴、真实和丰满”[1]。
参考文献
[1] （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7页
[2]洪琼.中西语言中的“游戏”概念比较[J].宁夏社会科学.2009（3）
[3]韩德民：“游”：“君子”和“至人”之间的张力及其释放[J].中国美学研究.2015（1）
关键词：美育;游戏;游;自由
审美教育所针对的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情”这一心理内容，它包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一切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感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由既是审美教育的内容（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感体验，或者说是审美活动）产生的根源，又是实现审美教育的路径保证。西方的“游戏说”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游”的概念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不谋而合。
一、游戏产生了审美教育的内容
在西方，自由、游戏、审美活动密不可分。游戏的概念来源于康德。他认见出了艺术与劳动的区别，前者是一种游戏，是自由、愉快的、能够合目的地成功;后者是一种不愉快但被结果（如工资）所吸引而被逼迫负担的雇佣。席勒进一步把“游戏冲动”直接指向人的审美活动。人超越了物质的束缚便开始展现出强大的主体力量并外化为游戏。游戏的需要被激发到最大化时审美活动也随之出现。斯宾塞和谷鲁斯等人从心理——生理学角度进行的探讨，则解释了游戏中所包含的自由性与艺术萌芽的生理学原因。
不管是从社会生活角度还是生理学角度，游戏或说审美活动的产生首先有赖于主体自由的获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古希腊辉煌的艺术即是例证。依迪斯·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从地理环境角度为希腊文明的繁荣做了一种解释：天然的高山防御屏障使古希腊人所面临的外部战争威胁大大减少，其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时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于是“某种全新的东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古希腊人以体育、唱歌、舞蹈、盛宴等盛大的游戏来表现生的快乐，以其自由的身体和精神在游戏中将生的快乐发展至极致，并由此创造了古希腊在雕塑、建筑、文学、戏剧等审美活动领域的全面辉煌。
中国古典美学中，庄子将“游”与“无”相联系，认为人必须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才能物我两忘。只有具有了高度自由的心灵和意志，才能一种高踞而广阔的视野游目骋怀，审视宇宙人生，才能超脱现实人生和天地万物“形”的限制而求得“道”。这其实是强调了自由的审美心胸在实现“游”这一审美活动中的前提作用，“自由”强化了“形”与“道”之间的张力，并在“游”之中释放出个体巨大的能量，使之超脱自身肉体和意志的限制，实现个体与自然宇宙的自由融合，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审美活动。
不管是西方的“游戏”还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游”，都见出了自由是审美活动生成的前提条件。摆脱了身体机能、生存需要、时空界限的种种限制，人作为审美活动的主体迸发出巨大能量，自由创作着愉悦精神的“游”戏活动，构成了审美教育的主体内容。
二、游戏是实现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
美育是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康德认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但这种自由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而非情感的绝对自由。游戏虽然强调自由，但在真正的人的游戏中，理性本性和形式法则的介入使人突破自然的界限从而迈向摆脱了物质和道德强制的自由境界。
第一，游戏调和了感性与理性，达到人类心灵和谐。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分析了三种冲动：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游戏冲动。感性冲动是自然法则即完全的天性意志，当人受其支配时易陷于物欲享受，而抛弃独属于人的高贵理性;形式冲动则是人对理性的向往和追求，是对自然天性的反叛，当人受其支配时则会蔑视人的感性理解和情感需要，将人视为绝对实在，变得功利和狭隘。因此这两种冲动都是不完善的，只有游戏冲动，兼顾了人类感性与理性这两种天性法则，在一个持中的平衡点上能将人的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相互协调，使人达到心灵的和谐。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游”则更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游”是一种自由的、形体和心灵双重解放的状态。人首先是摒弃外在物质功利的考虑，以一种“涤除玄鉴”不涉功利的审美心胸进行“游目”，观照客体，发掘客体的形式美感，充分发挥主体的感性体验;同时，又发扬能动性，运用自身的理性进行审美评价，在游目骋怀之中获得美的体验，达到心灵的和谐。
第二，游戏调和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生态大系统的和谐。近现代以来，人与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日益严峻。这不仅对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提出了巨大挑战，而且对人类生存的精神空间也造成了巨大危害。美育被人文主义者视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必须路径，而“游”戏使美育的实现成为可能。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想达到和谐不仅应该重视个体身上客观的和一般的性格，还应当重视个体身上主观的特殊性格。游戏因其超功利、泯是非特点正是有利于个体超越世俗意义上的知、德、物的限制而将自身主观情感不断开展。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儒家传统与道家传统的“游”相比有较为明显的“尘世”与“方外”、“城郭”与“乡野”、“入世”与“避世”“游”的气质分化，但二者在又存在着强烈的渗透和互补关系。儒道两家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生命情怀的二重性：指向入世的伟大人格人格和指向避世的独立人格理想，而“游”则是在儒家“君子”和道家“至人”之间形成并釋放出巨大张力的关键要素，并且形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态度的审美化底色，避免了席勒所指出的美育而导致的“沦为粗野”与“懒散和腐化”。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游”不仅仅是动作的进行和表达，更是对自身及周围生存状态的体察和揭示，指向对最高法则的“道”的敞现。自由无待的“游”是主体“涤除玄鉴”之后，以一个空明洁净、生机无限的审美心境对“道”进行动态体察的过程。庄周化蝶之乐便是在于突破了万物形体的局限，同时又突破了实用的功利性考虑而进入的人融于物的主客融合、物我合一的审美之境。通过游戏，人类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并以此种自由观照自然，甚至与万物同化。将人放置在自然系统生态链上，软化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之势，主客同构的立场取代肢解的立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将人的天性重新丰富发展起来，避免了物欲横流所导致的人性畸形，同时又既排除了自然的盲目力量，又“恢复了它的质朴、真实和丰满”[1]。
参考文献
[1] （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7页
[2]洪琼.中西语言中的“游戏”概念比较[J].宁夏社会科学.2009（3）
[3]韩德民：“游”：“君子”和“至人”之间的张力及其释放[J].中国美学研究.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