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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行知有不少关于做官的论述，他个人也有做官、辞官或者“择官”的实践。这些思想和实践，不论对于今天做官的、做教师的或者是做家长的，都有启发。
【关键词】陶行知；做“官”之道；校长观；家庭教育
陶行知有不少关于做官的论述，他个人也有做官、辞官或者“择官”的实践。这些思想和实践，不论对于今天做官的、做教师的或者是做家长的，都有启发。
一
1933年，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曾谈到自己的设想，说的恳切而深刻。“我本来是无产阶级出身，后来出洋回来渐渐变成了中产阶级中人。现在却由中产阶级渐渐地流落到了无产阶级了。所以我对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情形都知道一点。我有一种信仰和决心要从中产阶级不爬上去，而要爬下来。其实爬下来就是爬上去。要爬上去就要落下来”。联系陶行知做官、辞官（或辞衔）和择官的经历，陶行知上述一段自述，可谓是大实话。陶行知的“爬下来就是爬上去，要爬上去就要落下来”一句话，充满了人生哲理，包含了鲜明的群众观点，也表现了他对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的透彻理解。
留学回国不久，陶行知即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教授、代教务长，又当过东南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按他自己话说，他的中产阶级“登峰造极”时期，是他当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干事，月薪拿到500元的时候。但陶行知这里说的“登峰造极”，只是他实际当过的官职，许多他可能当而最终没有当的官衔没有包括在内。否则，他就可能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官僚资产阶级了。
他的母校金陵大学曾要他出任校长，他谢绝了；他还曾辞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一职。冯玉祥将军请其出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李德邻将军约其主持安徽省教育，他都婉言谢绝。1938年国民党撤退后，使出各种手段企图拉拢他，先是要他出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陶行知断然拒绝；接着蒋介石又欲拉他加入国民党，并欲委任他担任三青团高级职务，他也不予理睬。这无不表明，陶行知是在以行动来实践他的“向下爬”的志向的。
对于做官，陶行知说的明白，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一大区别，即不教人读书为升官发财。有人当了官怎么办？他说，“即使有人出来做官，他是要服侍农人和工人。看看有吃农人或工人的人，他要帮助农人、工人把他干掉。做官并不坏，但只要能服侍农人、工人就是好的。”这种把当官的职责视为服侍工农的观念，根生于一个留过洋、周游过世界和见过许多大世面人的心头，多么难能可贵。
在《不转弯的笔》一文中，有他的小诗一首：“做官莫做糊涂官，万人愁苦一人欢。董狐有笔刚于铁，只写是非不转弯”，可进一步看出他对做官的认识。他视服侍为做官者对下应有的态度，他赞赏被誉为古之良吏、刚正不阿的春秋晋国史官董狐。我们从1932年江苏溧阳县前县长李晋芳受到陶行知称赞一事，可看出他的思想轨迹。
李晋芳因揭发了财政局长的营私舞弊，受到财政局长的后台省主席叶楚伧的停职处分。但李晋芳对此没有被吓到，他在停职后继续揭发那位财政局长，直至局长大人被审政部逮捕。而后，李晋芳还以登报声明放弃江苏省第二届考取县长资格的方式，向省长大人表明了自己“只写是非不转弯”的态度。陶行知称李的这种行动，是“具有代表性的奋斗！”他并据此认为，敢于律上不苟，方能创造出一个廉洁的社会。除了原则的要求，他对当官的也规定了具体条件。这从他关于县长的资格规定上，可以更具体地看出他对做官的认识。
在《县长的资格》一文中，他别出心裁地给县长出了10道考题：
——到任后开了几个学校，加了几个学生，造就了几个科学的孩子、科学的青年、科学的成人？
——到任后筑了几里公路？——到任后栽了几株树木？——到任后兴了几处水利？
——到任后提倡了几种新农工艺生产？——到任后组织了几多人民自己的武力？——到任后除了几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到任后割了几种弊政及不良嗜好？
——到任后培养了多少民众出来掌民权？
——到任后减少了多少不劳而获与劳而无获的不平？
陶行知不仅主张当官的要接受考试，还主张“明白的县长要在任上考”，主张政绩如何是该不该当官的依据，“好的政绩是铁打的资格”。应该说，对甘心做人民的公仆的人说，这份出给县长的考卷，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难度不大。但若将这份难度不大的考卷，置于贪官、庸官或虽非官而渴望升官发财的人案前，怕是要令人发憷和概叹蜀道之难了。
二
陶行知曾先后担任过安徽公学校长、晓庄师范校长、育才中学以及其他一些中小学以及其他一些中小学校长。这样的校长，其职位虽远不及大学校长，或者厅长之类，但毕竟也是官。陶行知既是个律人不苟的人，也是个律己不怠的人；在他针贬他人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解剖自己。他说，“就是我这个区区的校长也不是例外，常常不知不觉的独断独行，违反了民主精神”。他说，做一个独裁校长是千不该，万不该的。
应该承认，校长独裁，这是过去和现在某些学校的实情，值得校长们抚躬自问。由此，我们也联想到教员。说教员是官，习惯上恐难于接受。但说教员无权，全然不像官，怕也与事实不符，为什么一些学生见了校长不“怕”，见了班主任则惴惴然？为什么有的学生可以不听校长甚或市长的话，而对老师的话则不敢不听？原因虽不止一个，但一位学生的话，也许道出了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在我心里，班主任比皇帝大。可见教师有权，也像官。
教师自然也应当学习陶行知的俯视精神，学的清正不阿，还要学他的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下述的目前中小学较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值得校长研究，也值得教师思考。
——教师家访日见减少，家长校访日多一日。本来少有官气的学校，有的已官气十足。
——对学生动辄训斥、挖苦、处罚。
——剥夺学生的听课权利、游戏权利、休假权利，甚至剥夺学生按时吃饭权利。
——听不得学生半点意见，容不得学生调皮。 ——不讲奉献，补课要钱，搞课外活动要钱，整修场地、设施要钱。
——视学校与学生家长、教师与学生关系为油水关系，要读书就要给学校办事，或给教师送礼？
当年，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对难童进行免费教育，教师的月薪比不上一个月收入30元的卖面条馄饨的小贩。但另一面，据一位参观过育才学校的英国学者陶露西·尼达姆回忆，这所“物质条件很可怜的学校”，却“是一所中国式的运用现代的教学方法的实验学校”。学校、教师讲究奉献，教学讲究科学和民主，这是我们应该学习陶行知的地方。陶行知个人做官的时间以及他对做官的议论，对今天的学校德育工作，是很有启迪的。
三
有一所初级中学，对初一年级全体学生家长作了一个问卷调查，在回答是否希望子女做干部时，近40%的学生家长，态度是肯定的。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说它是好，还是不好。问题是，在这个无记名的问卷调查中，希望孩子能当上中队长或大队长的家长中，很少有出于让自己孩子从小养成为他人服务习惯的动机，大多数家长只是为了自己光彩，孩子神气。这就难怪一些中小学生家长（特别是小学）为使孩子当上干部，不惜给学校和教师送礼。面对这种现象，不少学校、教师表现了自己的尊严，维护了学校和教室应有的校格、人格。但是也有个人见物眼开的，昧着良心，骗着孩子办事。说得重些，这无异于犯罪。
不讲奉献，不讲服务，不仅在希望孩子“当官”的家长中有所表现，在不希望孩子“当官”的家长中，也有所反映。这一点可从他们不想让孩子当上干部的动机上做些分析。在回答为什么时，他们大多说孩子功课不好。事实上，恰是这部分家长，包括了不少学习成绩优秀孩子家长。这就很值得我们的校长和教师深思。
看起来，希望孩子“当官”与否，两部分家长的态度截然不同，而在有没有为他人、集体服务的思想准备上，他们是很可能又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觉得这是学校加强德育工作应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们甚至认为，不解决“服侍”或“服务”的问题，我们就既不能跟传统教育划清界限，也就实际上没有现代德育，更谈不上加强和改进了。
我们觉得应予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服侍或服务品格，绝非是陶行知只给当官人定的条件。正如他称赞自己6岁儿子教奶奶识字，或要求每一个识字的小孩子去做小先生，从而为他人，为社会服务一样。在陶行知看来，当官的要服侍工农，不当官的也要为他人和社会服务，半个世纪前，陶行知把这个问题列入了现代教育课题，今天，这无疑也是当今现代生活和现代教育要解决的。
【关键词】陶行知；做“官”之道；校长观；家庭教育
陶行知有不少关于做官的论述，他个人也有做官、辞官或者“择官”的实践。这些思想和实践，不论对于今天做官的、做教师的或者是做家长的，都有启发。
一
1933年，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曾谈到自己的设想，说的恳切而深刻。“我本来是无产阶级出身，后来出洋回来渐渐变成了中产阶级中人。现在却由中产阶级渐渐地流落到了无产阶级了。所以我对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情形都知道一点。我有一种信仰和决心要从中产阶级不爬上去，而要爬下来。其实爬下来就是爬上去。要爬上去就要落下来”。联系陶行知做官、辞官（或辞衔）和择官的经历，陶行知上述一段自述，可谓是大实话。陶行知的“爬下来就是爬上去，要爬上去就要落下来”一句话，充满了人生哲理，包含了鲜明的群众观点，也表现了他对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的透彻理解。
留学回国不久，陶行知即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教授、代教务长，又当过东南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按他自己话说，他的中产阶级“登峰造极”时期，是他当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干事，月薪拿到500元的时候。但陶行知这里说的“登峰造极”，只是他实际当过的官职，许多他可能当而最终没有当的官衔没有包括在内。否则，他就可能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官僚资产阶级了。
他的母校金陵大学曾要他出任校长，他谢绝了；他还曾辞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一职。冯玉祥将军请其出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李德邻将军约其主持安徽省教育，他都婉言谢绝。1938年国民党撤退后，使出各种手段企图拉拢他，先是要他出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陶行知断然拒绝；接着蒋介石又欲拉他加入国民党，并欲委任他担任三青团高级职务，他也不予理睬。这无不表明，陶行知是在以行动来实践他的“向下爬”的志向的。
对于做官，陶行知说的明白，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一大区别，即不教人读书为升官发财。有人当了官怎么办？他说，“即使有人出来做官，他是要服侍农人和工人。看看有吃农人或工人的人，他要帮助农人、工人把他干掉。做官并不坏，但只要能服侍农人、工人就是好的。”这种把当官的职责视为服侍工农的观念，根生于一个留过洋、周游过世界和见过许多大世面人的心头，多么难能可贵。
在《不转弯的笔》一文中，有他的小诗一首：“做官莫做糊涂官，万人愁苦一人欢。董狐有笔刚于铁，只写是非不转弯”，可进一步看出他对做官的认识。他视服侍为做官者对下应有的态度，他赞赏被誉为古之良吏、刚正不阿的春秋晋国史官董狐。我们从1932年江苏溧阳县前县长李晋芳受到陶行知称赞一事，可看出他的思想轨迹。
李晋芳因揭发了财政局长的营私舞弊，受到财政局长的后台省主席叶楚伧的停职处分。但李晋芳对此没有被吓到，他在停职后继续揭发那位财政局长，直至局长大人被审政部逮捕。而后，李晋芳还以登报声明放弃江苏省第二届考取县长资格的方式，向省长大人表明了自己“只写是非不转弯”的态度。陶行知称李的这种行动，是“具有代表性的奋斗！”他并据此认为，敢于律上不苟，方能创造出一个廉洁的社会。除了原则的要求，他对当官的也规定了具体条件。这从他关于县长的资格规定上，可以更具体地看出他对做官的认识。
在《县长的资格》一文中，他别出心裁地给县长出了10道考题：
——到任后开了几个学校，加了几个学生，造就了几个科学的孩子、科学的青年、科学的成人？
——到任后筑了几里公路？——到任后栽了几株树木？——到任后兴了几处水利？
——到任后提倡了几种新农工艺生产？——到任后组织了几多人民自己的武力？——到任后除了几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到任后割了几种弊政及不良嗜好？
——到任后培养了多少民众出来掌民权？
——到任后减少了多少不劳而获与劳而无获的不平？
陶行知不仅主张当官的要接受考试，还主张“明白的县长要在任上考”，主张政绩如何是该不该当官的依据，“好的政绩是铁打的资格”。应该说，对甘心做人民的公仆的人说，这份出给县长的考卷，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难度不大。但若将这份难度不大的考卷，置于贪官、庸官或虽非官而渴望升官发财的人案前，怕是要令人发憷和概叹蜀道之难了。
二
陶行知曾先后担任过安徽公学校长、晓庄师范校长、育才中学以及其他一些中小学以及其他一些中小学校长。这样的校长，其职位虽远不及大学校长，或者厅长之类，但毕竟也是官。陶行知既是个律人不苟的人，也是个律己不怠的人；在他针贬他人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解剖自己。他说，“就是我这个区区的校长也不是例外，常常不知不觉的独断独行，违反了民主精神”。他说，做一个独裁校长是千不该，万不该的。
应该承认，校长独裁，这是过去和现在某些学校的实情，值得校长们抚躬自问。由此，我们也联想到教员。说教员是官，习惯上恐难于接受。但说教员无权，全然不像官，怕也与事实不符，为什么一些学生见了校长不“怕”，见了班主任则惴惴然？为什么有的学生可以不听校长甚或市长的话，而对老师的话则不敢不听？原因虽不止一个，但一位学生的话，也许道出了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在我心里，班主任比皇帝大。可见教师有权，也像官。
教师自然也应当学习陶行知的俯视精神，学的清正不阿，还要学他的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下述的目前中小学较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值得校长研究，也值得教师思考。
——教师家访日见减少，家长校访日多一日。本来少有官气的学校，有的已官气十足。
——对学生动辄训斥、挖苦、处罚。
——剥夺学生的听课权利、游戏权利、休假权利，甚至剥夺学生按时吃饭权利。
——听不得学生半点意见，容不得学生调皮。 ——不讲奉献，补课要钱，搞课外活动要钱，整修场地、设施要钱。
——视学校与学生家长、教师与学生关系为油水关系，要读书就要给学校办事，或给教师送礼？
当年，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对难童进行免费教育，教师的月薪比不上一个月收入30元的卖面条馄饨的小贩。但另一面，据一位参观过育才学校的英国学者陶露西·尼达姆回忆，这所“物质条件很可怜的学校”，却“是一所中国式的运用现代的教学方法的实验学校”。学校、教师讲究奉献，教学讲究科学和民主，这是我们应该学习陶行知的地方。陶行知个人做官的时间以及他对做官的议论，对今天的学校德育工作，是很有启迪的。
三
有一所初级中学，对初一年级全体学生家长作了一个问卷调查，在回答是否希望子女做干部时，近40%的学生家长，态度是肯定的。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说它是好，还是不好。问题是，在这个无记名的问卷调查中，希望孩子能当上中队长或大队长的家长中，很少有出于让自己孩子从小养成为他人服务习惯的动机，大多数家长只是为了自己光彩，孩子神气。这就难怪一些中小学生家长（特别是小学）为使孩子当上干部，不惜给学校和教师送礼。面对这种现象，不少学校、教师表现了自己的尊严，维护了学校和教室应有的校格、人格。但是也有个人见物眼开的，昧着良心，骗着孩子办事。说得重些，这无异于犯罪。
不讲奉献，不讲服务，不仅在希望孩子“当官”的家长中有所表现，在不希望孩子“当官”的家长中，也有所反映。这一点可从他们不想让孩子当上干部的动机上做些分析。在回答为什么时，他们大多说孩子功课不好。事实上，恰是这部分家长，包括了不少学习成绩优秀孩子家长。这就很值得我们的校长和教师深思。
看起来，希望孩子“当官”与否，两部分家长的态度截然不同，而在有没有为他人、集体服务的思想准备上，他们是很可能又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觉得这是学校加强德育工作应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们甚至认为，不解决“服侍”或“服务”的问题，我们就既不能跟传统教育划清界限，也就实际上没有现代德育，更谈不上加强和改进了。
我们觉得应予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服侍或服务品格，绝非是陶行知只给当官人定的条件。正如他称赞自己6岁儿子教奶奶识字，或要求每一个识字的小孩子去做小先生，从而为他人，为社会服务一样。在陶行知看来，当官的要服侍工农，不当官的也要为他人和社会服务，半个世纪前，陶行知把这个问题列入了现代教育课题，今天，这无疑也是当今现代生活和现代教育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