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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宁从唯物史观出发并结合对当时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深入分析，提出工作重点要转向文化和文化建设。通过批判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观点，列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和澄清。列宁在他的论证和澄清中，充分援用了唯物史观在生产方式上所做的阐发，从而对文化问题在生产方式层面上的表现与意义给出了说明。
关键词：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唯物史观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社会实际相结合，分析和解决了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在其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其中，文化建设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组成部分，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不仅卓有成效地指导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且丰富了经济落后国家如果开展文化建设的理论。
但是，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我国，人们在不同时期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不仅与认识方法、阶级立场、社会发展阶段有关，还与列宁在不同场合下使用文化的不同含义有关，如在提到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时，列宁就指出：“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学者，如中央党校张文教授和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韦定广教授等都认为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解存在偏差，因而有必要进行研究和澄清。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引证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思想的阐发。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阐发的这种思想是天才式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但是，从以往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相关研究来看，真正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述还很少见，这或许正是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理解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因为列宁将这种历史观视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角度来研究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将有助于澄清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误解，把握其思想的逻辑结构，理清其根本内容所在。这不仅有助于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
本文将从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脉络着手，结合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来分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作重点转向的问题，即文化建设。通过分析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批判和对唯物史观在生产方式上所做的阐发，重点说明文化问题在生产方式层面上的表现与意义。
事实上，列宁有关文化建设的思想是具有特定的哲学基础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唯物史观，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本人对唯物史观还做了专门的考察，这体现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从而为他思考文化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1894年，为了批驳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观点，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论述。具体而言，列宁在马克思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提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随后，马克思对该规律给出了进一步刻画，即“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两句话使列宁获得了一个洞见，这就是《资本论》的内在核心思想可以通过这两句话的彼此解读来得到揭示。事实上，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正是沿着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个核心判断来加以论述的。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追溯并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高度评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列宁看来，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精辟的论述。列宁说道：“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探究占据着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是从那些可被归到上层建筑之中的政治、法律等入手，所以难以得出深刻的、真实的结论。作为结果，他们所获得的更多地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从表面看来社会关系似乎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列宁强调：“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由此可见，列宁高度认可马克思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即认为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的。也正是在这个基本矛盾的推动之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形态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从而建立新的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在这个过程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应有之意，自然也遵循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形态更替的基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决不能无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去抽象地谈问题。
显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指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而不是生产力自身的构成因素。这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对鉴别和取舍资本主义形态文化的不同方面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和参考标准。
基于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便提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依赖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者的生产水平的提升。如果说前者还较多地属于经济领域的方面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与文化和文化建设相关。从考察实际的劳动者（工作者）的情况而言，列宁看到，“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不仅如此，俄国的苏维埃机关和经济单位的组织性也比较差，严重组织涣散状态占着上风。而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曾极力否认过去一切社会的所有文化，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对过去的简单的全盘否定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必须加以批评和纠正。为此，列宁开始着手组织调查苏联文化的实际状况并倡导要努力提高和改善基础教育问题。他认为过多地奢谈“无产阶级”文化是有害的，因为对俄国现实而言，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尚且不足。“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使列宁认识到俄国要想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还要做非常多的所谓“粗活”。在这里，列宁谈到的“资产阶级文化”并非是泛泛意义上的各种文化，联系上文他对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考察，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首先理解为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文化水平以及对劳动者的教育等方面，其根本的目的就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 事实上，文化不仅体现在生产力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层面。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认识到刚刚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处于不稳固和比较危急的国际环境中，因而必须要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来医治战争给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其中一点就是要人民的政治领导者要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同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面的根本区别，即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组织新社会的积极地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
这表明列宁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已经开始考虑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进行组织生产。但有一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列宁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事实上，在革命成功初期，列宁对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纪律性等有较高的信心和期待，确信“同贫困农民结成联盟的城市工人定能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同志式的纪律性，建立起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但是，在革命胜利仅两个多月后，列宁就从具体实践中体会到，人民群众在旧社会形成的“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等在短时期内是不太容易改变的。在革命后的社会，许多劳动人民仍然“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像从前那样”。这种想法显然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乃是公有制。列宁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他指出阻碍社会主义发展“主要的敌人”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风尚、习惯和经济地位”。在列宁看来，小资产阶级使整个社会气氛浸透了小私有者的倾向。所以，列宁明确指出，虽然新型的苏维埃国家已经成立，但是这个国家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时依然是一个小农国家。显然，从小农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针对这样的历史现状，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从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
由此可见，列宁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了旧有生产关系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对新型生产关系的抵触和对抗。由于旧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人们实际的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生产关系构成严重制约，以致使新生政权和新生社会面临“灭亡的危险”。对此，列宁从多方面进行了思考。
首先，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是全体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与此相反，广大的农民在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方面依然受着宗法制度及奥勃洛摩夫精神的支配，依然没有摆脱野蛮状态。因而，过早地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也不可行的，乃需通过一些“中间的途经、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承认苏维埃政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在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仅仅是针对涉及劳动者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的生产关系而言的。
鉴于1918年开始实行的展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的弊端和教训，列宁告诫人们“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所谓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因为所谓“新经济政策”，根据列宁的说法，就是在经济生活中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立足现实，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出发，进而采取现实可行的方法策略而放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做法。
其次，列宁还谈到了工人和无产阶级执政的问题，列宁认为工人虽然可以成为带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成了圣人。工人可以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会沾染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同时，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少，那么这个队伍就愈容易涣散，代表过去的小私有者自发势力战胜代表未来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觉悟的情况也就愈多。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工人身上仍然还有不少习惯和态度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虽然在建设新社会，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变成新人，如果幻想能够立刻实现这种转变，就会陷入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的空想。
除了工人，列宁还谈到了苏俄共产党的建设问题。1921年9月，俄共进行了清党工作，这是因为苏维埃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他们中的有些人受到了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从而使部分党员出现了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因此，列宁提出了旨在加强政党建设纯洁党的队伍的方针政策，他甚至提出，1918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留在党内的人数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一，并且对每个留在党内的人员都要反复进行审查。
根据列宁的看法，苏维埃政权实行了高度的无产阶级民主，这是世界上真正民主的榜样，但是落后的文化阻碍了苏维埃政权在民主方面发挥作用。在陈旧而落后的文化氛围中，官僚制度的旧习依然存在，而且许多劳动者并不具有依法行使权利和参与民主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法律虽然开辟了劳动者参加民主的途经，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进行大量的教育、组织和文化工作。这些工作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并不能一蹴而就，它们需要经历长期的努力和坚持不懈才有可能取得新的发展，才会真正有所改观。
为此，列宁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改造从过去的旧时代中接收过来的国家机关，因为这些机关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过来的，除了仅仅在表面上粉饰一下，仍然是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简直毫无用处”。他认为国家机关的这种情况非常可悲，但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这里，列宁提到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真正的成就只可能是那些在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中深深扎下根来的东西。在列宁看来，通过革命和斗争，可以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但是，在一个小农国家中，却无法赶走和彻底消灭官僚主义，而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减少它。在这里，列宁不希望过多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因为他看到现实的状况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文化都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对于新型的苏维埃机关，列宁认为可以用两种人来建立这种机关：一种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另一种是有知识、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但问题在于，前一种人受的教育不够，他们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后一种人比起其他各国来说少得可怜。也就是说，虽然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但其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另外，列宁在批判官僚主义基础上更指出了它的严重性，“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与此同时，列宁还谈到了第二个划时代的任务，这就是关于农民的文化工作的问题。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农民的文化工作旨在达成“合作化”，这对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言非常重要。“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这里所提出的文化革命的问题显然是与政治革命相对应的。列宁认为这是实现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志，尽管无论从纯粹文化方面或物质方面来讲都充满了异常的困难。可以说，列宁看到了当时的状况。在1922年年初召开的俄共十一大会上，列宁以相当多篇幅和异常认真的态度分析了文化落后可能产生的严重的政治后果。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民族一度是军事上的“征服者”，但因自身文化落后最终又成为“被征服者”。而当时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历史形势从文化的层面上而言不容乐观。比如，他指出：“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这使列宁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是同遗留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留文化作斗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旧有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上层建筑及相应的社会文化意识，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以至于不得不采取“退却”的“新经济政策”，这也是列宁提出文化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关键词：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唯物史观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社会实际相结合，分析和解决了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在其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其中，文化建设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组成部分，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不仅卓有成效地指导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且丰富了经济落后国家如果开展文化建设的理论。
但是，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我国，人们在不同时期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不仅与认识方法、阶级立场、社会发展阶段有关，还与列宁在不同场合下使用文化的不同含义有关，如在提到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时，列宁就指出：“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学者，如中央党校张文教授和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韦定广教授等都认为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解存在偏差，因而有必要进行研究和澄清。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引证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思想的阐发。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阐发的这种思想是天才式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但是，从以往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相关研究来看，真正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述还很少见，这或许正是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理解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因为列宁将这种历史观视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角度来研究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将有助于澄清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误解，把握其思想的逻辑结构，理清其根本内容所在。这不仅有助于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
本文将从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脉络着手，结合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来分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作重点转向的问题，即文化建设。通过分析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批判和对唯物史观在生产方式上所做的阐发，重点说明文化问题在生产方式层面上的表现与意义。
事实上，列宁有关文化建设的思想是具有特定的哲学基础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唯物史观，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本人对唯物史观还做了专门的考察，这体现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从而为他思考文化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1894年，为了批驳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观点，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论述。具体而言，列宁在马克思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提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随后，马克思对该规律给出了进一步刻画，即“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两句话使列宁获得了一个洞见，这就是《资本论》的内在核心思想可以通过这两句话的彼此解读来得到揭示。事实上，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正是沿着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个核心判断来加以论述的。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追溯并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高度评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列宁看来，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精辟的论述。列宁说道：“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探究占据着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是从那些可被归到上层建筑之中的政治、法律等入手，所以难以得出深刻的、真实的结论。作为结果，他们所获得的更多地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从表面看来社会关系似乎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列宁强调：“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由此可见，列宁高度认可马克思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即认为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的。也正是在这个基本矛盾的推动之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形态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从而建立新的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在这个过程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应有之意，自然也遵循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形态更替的基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决不能无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去抽象地谈问题。
显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指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而不是生产力自身的构成因素。这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对鉴别和取舍资本主义形态文化的不同方面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和参考标准。
基于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便提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依赖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者的生产水平的提升。如果说前者还较多地属于经济领域的方面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与文化和文化建设相关。从考察实际的劳动者（工作者）的情况而言，列宁看到，“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不仅如此，俄国的苏维埃机关和经济单位的组织性也比较差，严重组织涣散状态占着上风。而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曾极力否认过去一切社会的所有文化，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对过去的简单的全盘否定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必须加以批评和纠正。为此，列宁开始着手组织调查苏联文化的实际状况并倡导要努力提高和改善基础教育问题。他认为过多地奢谈“无产阶级”文化是有害的，因为对俄国现实而言，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尚且不足。“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使列宁认识到俄国要想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还要做非常多的所谓“粗活”。在这里，列宁谈到的“资产阶级文化”并非是泛泛意义上的各种文化，联系上文他对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考察，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首先理解为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文化水平以及对劳动者的教育等方面，其根本的目的就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 事实上，文化不仅体现在生产力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层面。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认识到刚刚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处于不稳固和比较危急的国际环境中，因而必须要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来医治战争给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其中一点就是要人民的政治领导者要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同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面的根本区别，即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组织新社会的积极地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
这表明列宁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已经开始考虑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进行组织生产。但有一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列宁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事实上，在革命成功初期，列宁对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纪律性等有较高的信心和期待，确信“同贫困农民结成联盟的城市工人定能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同志式的纪律性，建立起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但是，在革命胜利仅两个多月后，列宁就从具体实践中体会到，人民群众在旧社会形成的“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等在短时期内是不太容易改变的。在革命后的社会，许多劳动人民仍然“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像从前那样”。这种想法显然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乃是公有制。列宁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他指出阻碍社会主义发展“主要的敌人”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风尚、习惯和经济地位”。在列宁看来，小资产阶级使整个社会气氛浸透了小私有者的倾向。所以，列宁明确指出，虽然新型的苏维埃国家已经成立，但是这个国家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时依然是一个小农国家。显然，从小农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针对这样的历史现状，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从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
由此可见，列宁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了旧有生产关系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对新型生产关系的抵触和对抗。由于旧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人们实际的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生产关系构成严重制约，以致使新生政权和新生社会面临“灭亡的危险”。对此，列宁从多方面进行了思考。
首先，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是全体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与此相反，广大的农民在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方面依然受着宗法制度及奥勃洛摩夫精神的支配，依然没有摆脱野蛮状态。因而，过早地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也不可行的，乃需通过一些“中间的途经、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承认苏维埃政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在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仅仅是针对涉及劳动者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的生产关系而言的。
鉴于1918年开始实行的展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的弊端和教训，列宁告诫人们“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所谓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因为所谓“新经济政策”，根据列宁的说法，就是在经济生活中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立足现实，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出发，进而采取现实可行的方法策略而放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做法。
其次，列宁还谈到了工人和无产阶级执政的问题，列宁认为工人虽然可以成为带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成了圣人。工人可以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会沾染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同时，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少，那么这个队伍就愈容易涣散，代表过去的小私有者自发势力战胜代表未来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觉悟的情况也就愈多。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工人身上仍然还有不少习惯和态度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虽然在建设新社会，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变成新人，如果幻想能够立刻实现这种转变，就会陷入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的空想。
除了工人，列宁还谈到了苏俄共产党的建设问题。1921年9月，俄共进行了清党工作，这是因为苏维埃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他们中的有些人受到了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从而使部分党员出现了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因此，列宁提出了旨在加强政党建设纯洁党的队伍的方针政策，他甚至提出，1918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留在党内的人数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一，并且对每个留在党内的人员都要反复进行审查。
根据列宁的看法，苏维埃政权实行了高度的无产阶级民主，这是世界上真正民主的榜样，但是落后的文化阻碍了苏维埃政权在民主方面发挥作用。在陈旧而落后的文化氛围中，官僚制度的旧习依然存在，而且许多劳动者并不具有依法行使权利和参与民主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法律虽然开辟了劳动者参加民主的途经，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进行大量的教育、组织和文化工作。这些工作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并不能一蹴而就，它们需要经历长期的努力和坚持不懈才有可能取得新的发展，才会真正有所改观。
为此，列宁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改造从过去的旧时代中接收过来的国家机关，因为这些机关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过来的，除了仅仅在表面上粉饰一下，仍然是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简直毫无用处”。他认为国家机关的这种情况非常可悲，但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这里，列宁提到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真正的成就只可能是那些在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中深深扎下根来的东西。在列宁看来，通过革命和斗争，可以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但是，在一个小农国家中，却无法赶走和彻底消灭官僚主义，而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减少它。在这里，列宁不希望过多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因为他看到现实的状况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文化都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对于新型的苏维埃机关，列宁认为可以用两种人来建立这种机关：一种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另一种是有知识、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但问题在于，前一种人受的教育不够，他们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后一种人比起其他各国来说少得可怜。也就是说，虽然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但其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另外，列宁在批判官僚主义基础上更指出了它的严重性，“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与此同时，列宁还谈到了第二个划时代的任务，这就是关于农民的文化工作的问题。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农民的文化工作旨在达成“合作化”，这对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言非常重要。“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这里所提出的文化革命的问题显然是与政治革命相对应的。列宁认为这是实现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志，尽管无论从纯粹文化方面或物质方面来讲都充满了异常的困难。可以说，列宁看到了当时的状况。在1922年年初召开的俄共十一大会上，列宁以相当多篇幅和异常认真的态度分析了文化落后可能产生的严重的政治后果。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民族一度是军事上的“征服者”，但因自身文化落后最终又成为“被征服者”。而当时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历史形势从文化的层面上而言不容乐观。比如，他指出：“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这使列宁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是同遗留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留文化作斗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旧有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上层建筑及相应的社会文化意识，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以至于不得不采取“退却”的“新经济政策”，这也是列宁提出文化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