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我国是人才大国，人才的现状理所当然要受到国家的重视，人才的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才向现代产业转移是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国际上人才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人才流入城镇，获得正当的工作机会，就会自然地获得国民待遇，拥有应得的各种权利。据统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重庆市彭水县常住人口为545094人（户籍人口69万人），人才的流动有着从相对贫困地区向更发达地区流动的态势，本文从重庆市彭水县人才流动的态势入手，从相对收入、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该态势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人才；人才流动；态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1-0298-01
一、相对收入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随着我国乡镇人才到市级地区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多，其经济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人才流动的原因和经济影响。其中研究最多的一个话题当属人才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很多学者相信，人才大量外出是城乡收入扩大的结果，也反向影响收入差距。
就个人效用的影响而言，毫无疑问，周围人相对于自己的收入差距影响更大，即人们更关心小范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全省甚至全国的收入差距。Frank（2005）认为进化论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关注周围的参照人群？从进化的角度看，落后于身边竞争对手可能是致命的。比如在饥荒的时候拥有更多的个人可以存活，在追求配偶的时候更强壮的个人可以胜出，而距离或时间相距较远的个体则多半和自身无关。Frank引用了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了小范围内相对收入的重要性。
Charles，Hurst and Roussanov（2009）也验证了黑人在做比较时通常只选择同地区黑人做参照组。可见，地域接近、社会属性近似的人群与自身的相对收入状态更影响人们的效用。而我国目前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绝大多数是针对大范围内不平等的计算和宏观影响的研究，这偏离了分析不平等的另一个主要负面影响的原意。
对于中国，虽然针对人才流动的研究很多，并且探究了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但是，目前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更大范围内的整体研究上，即把乡镇的人才看作一个整体，分析整个人才流动到城市的驱动因素，以及对整个乡镇收入分布的影响，而缺乏小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对个体流动行为影响的研究。具体到彭水县，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年龄相当或学历相当的人，就会互相进行比较，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学历明明比对方高，而对方的职位和工资待遇却远远高于自己，就会对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进行重新衡量和选择。
二、户籍制度改革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户籍制度曾经是我国人才流动的巨大障碍，近年对其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大量永久移民即城市户籍人口的形成，这是得到公认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人才流动的影响则缺乏研究，而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重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曾实行了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由此导致了我国严重的城乡分离，阻碍了城市化进程。1958年以来的户籍制度是阻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导致如今我国乡镇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0%以上。一些研究显示户籍制度也是导致当前城乡收入巨大差异的关键因素。
当前户改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类型的改革力度不同。1998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意见》），目的是在继续坚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原则下，逐步改革现行户口管理制度。近些年来，全国大部分省区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王美艷和蔡昉发现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最大，中小城市次之，省会等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最小。正如前面所言，农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大量失地农民就会到县城来买房居住和找工作，取得县城的户籍，而县城当地人就会去重庆市区或发到地区买房，取得重庆市户籍或外地户籍，这样一来，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待遇，子女也将得到更好的教育。
三、社会保障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传统城镇化造成城乡分离、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为标志的新型城镇化，全面反思传统城镇化弊端。注重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并采取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促进农民流动与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使得城镇化与人才流动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同步进行。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使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进而转化为市民。
在人才流动的过程中，由城乡比较收益差别而产生的来自农村的“推力”和来自城镇的“拉力”共同构成了人才由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初始动力。但是这些实现了非农化的流动人才能否顺利转化为市民，则受制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各种制度的影响。有不少人认为户籍制度是流动农民城镇化的最核心的制度障碍，近年来呼吁户籍制度改革者甚重。最为重大制度变革之一，中央政府宣布从2001年10月1日其“县以下放开户口限制”，有的省份甚至连省会城市也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居住地和职业转变身份进程。但是市级的效果是，很多地方农民对政府准予其将户口迁入城镇没有太强的反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待遇没有均等地让进城流动人才享有。
因此可以说，户籍制度本身只是一个“壳”而已，真正有吸引力的是城镇户口所内含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与福利。只给城镇人口身份而不赋予实质内涵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具有促进流动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实际意义，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待遇才真正是吸引流动人才进城的根本所在。事实也如此，原有城镇居民不仅占有好的职业，而且还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待遇，相反流动人才虽然进了城或者有了一定的城镇名分，却仍难享有同等的保障待遇，自己承担着所有生老病死的风险。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流动农民经过精心计算后往往会发现，去工厂打工所获得净收益，还不如呆在家里务弄或者搞点小生意所获得的净收益高，于是他们就会选择从工厂回家或不去工厂打工。
从根本上说，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成因在于“权力和利益荒”。为流动人才提供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障才是农民城镇化的核心激励和基本拉动力。
社会养老保障作为影响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一种重要机制，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着重要影响：社会养老保障影响人才流动意愿，成为促进人才流动的新的动力；社会养老保障影响流动人才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人才流动能力；社会养老保障影响人才的流出、流入、融入和回流，从而影响人才流动过程。
【关键词】人才；人才流动；态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1-0298-01
一、相对收入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随着我国乡镇人才到市级地区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多，其经济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人才流动的原因和经济影响。其中研究最多的一个话题当属人才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很多学者相信，人才大量外出是城乡收入扩大的结果，也反向影响收入差距。
就个人效用的影响而言，毫无疑问，周围人相对于自己的收入差距影响更大，即人们更关心小范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全省甚至全国的收入差距。Frank（2005）认为进化论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关注周围的参照人群？从进化的角度看，落后于身边竞争对手可能是致命的。比如在饥荒的时候拥有更多的个人可以存活，在追求配偶的时候更强壮的个人可以胜出，而距离或时间相距较远的个体则多半和自身无关。Frank引用了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了小范围内相对收入的重要性。
Charles，Hurst and Roussanov（2009）也验证了黑人在做比较时通常只选择同地区黑人做参照组。可见，地域接近、社会属性近似的人群与自身的相对收入状态更影响人们的效用。而我国目前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绝大多数是针对大范围内不平等的计算和宏观影响的研究，这偏离了分析不平等的另一个主要负面影响的原意。
对于中国，虽然针对人才流动的研究很多，并且探究了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但是，目前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更大范围内的整体研究上，即把乡镇的人才看作一个整体，分析整个人才流动到城市的驱动因素，以及对整个乡镇收入分布的影响，而缺乏小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对个体流动行为影响的研究。具体到彭水县，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年龄相当或学历相当的人，就会互相进行比较，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学历明明比对方高，而对方的职位和工资待遇却远远高于自己，就会对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进行重新衡量和选择。
二、户籍制度改革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户籍制度曾经是我国人才流动的巨大障碍，近年对其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大量永久移民即城市户籍人口的形成，这是得到公认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人才流动的影响则缺乏研究，而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重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曾实行了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由此导致了我国严重的城乡分离，阻碍了城市化进程。1958年以来的户籍制度是阻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导致如今我国乡镇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0%以上。一些研究显示户籍制度也是导致当前城乡收入巨大差异的关键因素。
当前户改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类型的改革力度不同。1998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意见》），目的是在继续坚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原则下，逐步改革现行户口管理制度。近些年来，全国大部分省区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王美艷和蔡昉发现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最大，中小城市次之，省会等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最小。正如前面所言，农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大量失地农民就会到县城来买房居住和找工作，取得县城的户籍，而县城当地人就会去重庆市区或发到地区买房，取得重庆市户籍或外地户籍，这样一来，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待遇，子女也将得到更好的教育。
三、社会保障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传统城镇化造成城乡分离、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为标志的新型城镇化，全面反思传统城镇化弊端。注重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并采取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促进农民流动与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使得城镇化与人才流动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同步进行。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使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进而转化为市民。
在人才流动的过程中，由城乡比较收益差别而产生的来自农村的“推力”和来自城镇的“拉力”共同构成了人才由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初始动力。但是这些实现了非农化的流动人才能否顺利转化为市民，则受制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各种制度的影响。有不少人认为户籍制度是流动农民城镇化的最核心的制度障碍，近年来呼吁户籍制度改革者甚重。最为重大制度变革之一，中央政府宣布从2001年10月1日其“县以下放开户口限制”，有的省份甚至连省会城市也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居住地和职业转变身份进程。但是市级的效果是，很多地方农民对政府准予其将户口迁入城镇没有太强的反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待遇没有均等地让进城流动人才享有。
因此可以说，户籍制度本身只是一个“壳”而已，真正有吸引力的是城镇户口所内含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与福利。只给城镇人口身份而不赋予实质内涵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具有促进流动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实际意义，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待遇才真正是吸引流动人才进城的根本所在。事实也如此，原有城镇居民不仅占有好的职业，而且还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待遇，相反流动人才虽然进了城或者有了一定的城镇名分，却仍难享有同等的保障待遇，自己承担着所有生老病死的风险。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流动农民经过精心计算后往往会发现，去工厂打工所获得净收益，还不如呆在家里务弄或者搞点小生意所获得的净收益高，于是他们就会选择从工厂回家或不去工厂打工。
从根本上说，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成因在于“权力和利益荒”。为流动人才提供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障才是农民城镇化的核心激励和基本拉动力。
社会养老保障作为影响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一种重要机制，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着重要影响：社会养老保障影响人才流动意愿，成为促进人才流动的新的动力；社会养老保障影响流动人才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人才流动能力；社会养老保障影响人才的流出、流入、融入和回流，从而影响人才流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