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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出全民族抗日作战的号召。同时，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从8月25日起，改编后的八路军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前线，浴血奋战，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9年10月22日，为纪念八路军东渡黄河82周年，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韩城市委在陕西省韩城市召开了“八路军东渡抗日与初心使命”学术研讨会。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为此，本刊特地选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王相坤，国防科技大学教研保障中心高跃群、罗有敢等专家学者在会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韩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有重要影响的地区之一。就这次研讨会主题，我谈3个观点。
一、八路军从韩城渡河出征抗日的历史，是党的初心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动反映
当前，全党正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中央要求在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显然，八路军从韩城东渡出征抗日是党史的重要内容，怎样讲这段历史？它与初心使命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作出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时候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要先建成社会主义，然后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搞社会主义是要先开展工人运动的，所以“一大”又通过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划了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到党的二大时，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她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然后建成社会主义。所以“二大”在重申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就是先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即民主革命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心使命概括为4句话：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社会稳定。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是按照这个初心使命一步步走下来的。八路军从韩城东渡出征抗日，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而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八路军从韩城东渡出征抗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八路军从韩城东渡出征抗日，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初心使命的重大行动、生动体现。
二、选择从韩城渡河出征抗日，是党中央从抗战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韩城作为八路军东渡出征抗日的集结地、出发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值得后人浓墨重彩地书写。但是为什么要集中从韩城出发，而不选择其他地方呢？党史、文献、军事工作者特别是地方的同志作过很多研究，有的说，是韩城的地方党组织工作突出，人民群众拥军热情高;有的说，是韩城战略地位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也作了一番研究，以上两个理由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八路军出征抗日并不是要在韩城作战，日军并没有打到韩城，我军的作战方向是山西。由此，韩城是不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并没有特殊意义。那么，什么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实际上毛泽东已经给出答案。在《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是这样说的，1937年“8月17日为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分别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强调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在这里，毛泽东用3个“计”把为什么要独立自主走韩城，而不按国民党要求的走“平汉路”说清楚了。这反映了国共两党围绕从哪条路出征进行的斗争，表面上看是走哪条出征路的分歧，实质上背后是两党战略思想、抗战方针、如何用兵的分歧。蒋介石虽然也讲持久抗战，但他的持久战理论是政府抗战不是全民抗战，是以时间换空间，等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不是持久的游击战。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他希望中共军队开赴前线，担负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是人民战争，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提出红军在抗战中适合“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区域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8月11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而在战术则应采取攻势。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经过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终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抗战任务的确定，使得从韩城出征水到渠成。
国共两党围绕出师抗战集结地的斗争，还反映了两党的根本分歧。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从未动摇过。国共合作抗战一开始，围绕八路军承担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国民党是包藏祸心的。8月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和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这是要八路军一开始就与日军的精锐部队硬拼、打硬仗，企图利用日军消灭共产党的军队。8月1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时指出：“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著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决走韩城渡河”的战略决策。因此，以韩城作为八路军抗日出征集结地，是国共两党围绕抗战的总方针进行斗争，我党取得胜利的结果，是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把我党我军推向抗日最前沿、让日军吃掉我们阴谋的胜利，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走好先手棋的起点。它实现了“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的一箭三雕。
三、八路军从韩城渡河出征，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建立山西抗日根据地一贯思想的新的实践
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将红军的发展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之后，在晋西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经营山西”的思想，他在1936年4月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电报中特别指出：“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毛泽东为何如此看重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早在瓦窑堡会议上他就说：进入山西作战，可以进一步北进绥远或东进河北，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新高潮;又可以避免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对峙，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可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迫使其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以缓解对陕甘苏区的军事压力;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建立抗日根据地。
把山西作为抗战初期中共的主战场，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日军很快占领北平、天津，向山西逼进。固守山西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急需八路军在山西挡住日军的进攻。所以，当毛泽东8月10日致电彭雪枫，要其“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问题，请他（指阎锡山）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县开赴抗日前线”时，阎锡山当即同意八路军可以从韩城渡河，后来还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
八路军从韩城顺利渡河后，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线，如期达到山西抗日前线，实现了毛泽东“经营山西”，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战略构想。随着这一战略构想的成功实施，毛泽东如鱼得水，不断展示他的军事智慧，此后，才有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辉煌战例的发生，才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发展壮大。
（责编 王燕萍）
2019年10月22日，为纪念八路军东渡黄河82周年，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韩城市委在陕西省韩城市召开了“八路军东渡抗日与初心使命”学术研讨会。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为此，本刊特地选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王相坤，国防科技大学教研保障中心高跃群、罗有敢等专家学者在会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韩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有重要影响的地区之一。就这次研讨会主题，我谈3个观点。
一、八路军从韩城渡河出征抗日的历史，是党的初心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动反映
当前，全党正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中央要求在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显然，八路军从韩城东渡出征抗日是党史的重要内容，怎样讲这段历史？它与初心使命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作出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时候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要先建成社会主义，然后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搞社会主义是要先开展工人运动的，所以“一大”又通过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划了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到党的二大时，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她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然后建成社会主义。所以“二大”在重申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就是先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即民主革命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心使命概括为4句话：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社会稳定。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是按照这个初心使命一步步走下来的。八路军从韩城东渡出征抗日，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而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八路军从韩城东渡出征抗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八路军从韩城东渡出征抗日，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初心使命的重大行动、生动体现。
二、选择从韩城渡河出征抗日，是党中央从抗战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韩城作为八路军东渡出征抗日的集结地、出发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值得后人浓墨重彩地书写。但是为什么要集中从韩城出发，而不选择其他地方呢？党史、文献、军事工作者特别是地方的同志作过很多研究，有的说，是韩城的地方党组织工作突出，人民群众拥军热情高;有的说，是韩城战略地位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也作了一番研究，以上两个理由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八路军出征抗日并不是要在韩城作战，日军并没有打到韩城，我军的作战方向是山西。由此，韩城是不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并没有特殊意义。那么，什么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实际上毛泽东已经给出答案。在《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是这样说的，1937年“8月17日为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分别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强调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在这里，毛泽东用3个“计”把为什么要独立自主走韩城，而不按国民党要求的走“平汉路”说清楚了。这反映了国共两党围绕从哪条路出征进行的斗争，表面上看是走哪条出征路的分歧，实质上背后是两党战略思想、抗战方针、如何用兵的分歧。蒋介石虽然也讲持久抗战，但他的持久战理论是政府抗战不是全民抗战，是以时间换空间，等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不是持久的游击战。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他希望中共军队开赴前线，担负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是人民战争，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提出红军在抗战中适合“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区域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8月11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而在战术则应采取攻势。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经过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终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抗战任务的确定，使得从韩城出征水到渠成。
国共两党围绕出师抗战集结地的斗争，还反映了两党的根本分歧。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从未动摇过。国共合作抗战一开始，围绕八路军承担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国民党是包藏祸心的。8月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和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这是要八路军一开始就与日军的精锐部队硬拼、打硬仗，企图利用日军消灭共产党的军队。8月1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时指出：“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著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决走韩城渡河”的战略决策。因此，以韩城作为八路军抗日出征集结地，是国共两党围绕抗战的总方针进行斗争，我党取得胜利的结果，是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把我党我军推向抗日最前沿、让日军吃掉我们阴谋的胜利，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走好先手棋的起点。它实现了“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的一箭三雕。
三、八路军从韩城渡河出征，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建立山西抗日根据地一贯思想的新的实践
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将红军的发展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之后，在晋西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经营山西”的思想，他在1936年4月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电报中特别指出：“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毛泽东为何如此看重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早在瓦窑堡会议上他就说：进入山西作战，可以进一步北进绥远或东进河北，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新高潮;又可以避免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对峙，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可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迫使其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以缓解对陕甘苏区的军事压力;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建立抗日根据地。
把山西作为抗战初期中共的主战场，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日军很快占领北平、天津，向山西逼进。固守山西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急需八路军在山西挡住日军的进攻。所以，当毛泽东8月10日致电彭雪枫，要其“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问题，请他（指阎锡山）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县开赴抗日前线”时，阎锡山当即同意八路军可以从韩城渡河，后来还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
八路军从韩城顺利渡河后，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线，如期达到山西抗日前线，实现了毛泽东“经营山西”，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战略构想。随着这一战略构想的成功实施，毛泽东如鱼得水，不断展示他的军事智慧，此后，才有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辉煌战例的发生，才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发展壮大。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