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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文，1926年2月出生于山西保德县，1940年参加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任保德县委书记。1955年1月刘忠文调忻县地委工作，先后担任忻县地委第一副秘书长、秘书长和地委常委，1965年任忻县县委书记。1971年刘忠文再度担任保德县委书记，1976年调任忻县地区农工部部长，后任地委常委、行署常务副专员，1986年离休。2003年2月去世。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刘忠文是保德县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这不仅仅因为他曾两度担任保德县委书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人品受人尊重和拥戴。
一
我最初知道刘忠文这个名字，应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3年秋，保德县城唯一一座完全小学——庙梁完小招收五年级新生。我当时只有12周岁，刚读完小学三年级，在父亲的鼓励下，越级去报考。当时的考试科目有语文、算数和常识。在常识试题中，有一道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是谁？解放军的总司令是谁？我县的县委书记是谁？”对于前两问，考生们当然是无人不晓，可对于后一问却有相当多的同学答不上来，而我却答对了。这是因为我的父亲当时是保德县城南乡党支部书记，在家里常常用赞赏的口吻谈及刘忠文这个名字。而且我还知道他身材高大，额头很高，常穿一身灰色干部装，讲话声音洪亮，出口成章。
我第一次见到刘忠文书记是在时隔17年后的1970年。那时，我已是保德县政府的一名干部。记得春节过后，忻县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我作为一名随团工作人员参会。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表态发言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3个人，一位是五台县领导，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坚持带病上岗，一口气要干到不出气。”第二位是兴县领导，他的口号是： “干革命好比牛拉车，宁叫蹶死牛，也不能退了车。”第三位便是忻县负责人刘忠文，发言声音洪亮，满口保德南乡腔。他虽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战斗口号，但是平实的讲话仍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要努力学习大会精神，因地制宜，建设高产稳产田，大力推广5号、7号高粱，全县粮食总产力争达到预期目标。
1971年夏，刘忠文再次返回保德县任县委书记时，我作为县革委办事组副组长兼秘书、办公室主任，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时间长达3年之久。他给我留下了比以前更为直观的印象。论仪表，他举止大方，师者风范，极具魅力;论人品，他宽厚仁慈，不卑不亢，深孚众望。他处事为人，无不体现一个“忠”字。他恪守“三忠”原则：“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忠于身边的干部群众，忠于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文化。”
二
人所共知，保德县不仅自然灾害频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面对如此棘手难题，忠文书记临危受命，时隔18年后再次担任保德县委书记。
对于这件事，忠文书记在一次谈话中，作出了精辟的解读：人生应有追求，追求应有目标。一个人选择目标，如果只从自己眼、耳、鼻、舌、身的感官需要出发，去寻求色、声、香、味、触某一方面情欲的满足，一定会遭到社会的抛弃和人们的唾弃。但如果一个人选择的目标超乎社会客观，即便再美好，也是一种虚妄和飘渺，绝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所以选择人生目标，一定要从自我的人生价值出发，找到自己应处的社会位置。当个人意愿与社会需要相抵触时，就需要个人作出调整甚至牺牲，去顺应社会的需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忠文書记从来不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看得太重，一直都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
三
忠文书记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不仅看重亲情、友情，更具有一种大爱情怀。这种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家乡这片土地的爱，一是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爱。
“山高露石头，黄沙向西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也难留。”这是一首描绘保德的古谚。他说：“保德地处偏隅，自然条件恶劣，历史上十年九旱，老百姓‘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人民生活困苦，就连那殷实人家也往往难敌频频灾害和兵荒马乱，多有破产落难者。但在人文领域，保德却有闪光之处。黄河流域乃华夏文明发祥地，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保德人民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岸边，养成了勤劳朴实的民风民性，县域文明开化，百姓宽厚大度。保德还是革命老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过突出贡献。这里的人民同党和政府血肉相连，有深厚的感情。应该相信，保德的现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一定会迅速改变。”
正是基于这种理性而又充满感情的正确认识，他以发展保德，为保德人民排忧解难作为己任，着力点放在发动干部群众、依靠干部群众上。
忠文书记的口头语，经常带一个“乃”字，比如，“众人乃圣人” “百姓乃父母” “群众乃英雄”。他很少召开会议来制造所谓的舆论氛围，他惯用的办法是深入基层和干部群众中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70年代那段“集中整治，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全面开展生产自救活动”的紧张日子里，他用很短的时间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60多个大队，50多个机关、厂矿、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召开了数不清的座谈会。白天开、晚上开、田间开、炕头开;初始了解情况开，中间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开，形成决议实施方案还要开。总之，在他心中，座谈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座谈就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为此，忠文书记练就了盘腿席地而坐的硬功夫。开会时，他两腿盘得圆圆儿往那里一坐，身子却灵活自如，仰俯上下、顾盼左右，说话、喝水、抽烟、吃饭极其自然。如此这般，平常人往往坐不了半个时辰就两腿麻木，如坐针毡，他却坐上大半天仍然稳如泰山。这功夫是他多少年来和老百姓亲密接触的见证。
1972年秋，位于岢岚县的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发生施工事故，30多个保德民工伤亡，他亲自带人去看望家属。整整两天两夜，盘坐在民工住的工棚的炕头上，进行说服、安慰、沟通工作。从他熬夜浮肿发红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付出的感情和辛劳;从家属充满信任和感动的眼神里，可以感受到父老乡亲对他的尊重和拥戴。
四
责己严，待人宽，是忠文书记的处世哲学。有一件事，至今已过去40多年了，我对于老领导的教导始终牢记于心。因为做文秘工作，我深知文件对于县级政府之重要，不敢稍有疏忽。但也知道，机关发文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应当多寡适量，繁简有度。否则，难免沉溺于文山，游走于尺牍。有一段时间，保德县机关发文过多，有人表示不理解。我的同事康培华亲眼看到基层单位的一位领导把新发文件付之一炬，并抱怨说：“发文，发文，文件能当饭吃吗？”一天，开常委生活会，我将此事和盘托出。我刚刚把话说完，基层负责同志拍案而起，大骂“胡说八道”。忠文书记马上站起来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事，未必是空穴来风，需要引起注意。”事后，他找我谈话，和颜悦色地告诫我说：“直率，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与朋友交，至诚至忠，肝胆相照，自是为人之道。直率如果加上智者的聪颖机智，那就更好了。说话不看语境，不择对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损了领导尊严，伤了同事脸面，难免结芥蒂，生隔阂。所以，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保持灵活性。”
还有一件事。70年代的保德县级机关只有两部嘎斯69吉普车，领导常常因为外出开会要不到车而遇到种种不便。唯一的办法就是到运输公司调卡车，卡车谁也不想坐，怎么办？办事组长连焕文同志交待我：“排排队，谁官大，先轮谁。”这倒是个办法。但是到头来还是行不通。老书记看在眼里，搁在心里，十分体谅我们的难处。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上宣布了一条规定：“今后派车要看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要像小朋友似的，再搞什么排排队吃苹果了。”之后，他带头坐大车、搭顺车，让小车。
忠文书记很少发火，即使遭到非议，甚至嘲讽也不会生气。1975年秋，忻县地区的三级干部在昔阳县办“学大寨”学习班，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然把保德作为后进单位进行所谓的大会“解剖”。保德一位干部在大会发言时，竟然歪曲事实用挖苦嘲讽的语言，肆意抨击县里的一二把手。当时全场一片哗然，参会的保德干部更是群情激愤，而忠文书记却十分淡定、冷静，只是皱了一下眉头，狠狠抽了几口烟，始终一言未发。最终清者自清。水落石出之后，人们非常佩服忠文书记的胸襟，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老书记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仍然历历在目……
（作者曾任朔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责编 清风）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刘忠文是保德县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这不仅仅因为他曾两度担任保德县委书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人品受人尊重和拥戴。
一
我最初知道刘忠文这个名字，应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3年秋，保德县城唯一一座完全小学——庙梁完小招收五年级新生。我当时只有12周岁，刚读完小学三年级，在父亲的鼓励下，越级去报考。当时的考试科目有语文、算数和常识。在常识试题中，有一道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是谁？解放军的总司令是谁？我县的县委书记是谁？”对于前两问，考生们当然是无人不晓，可对于后一问却有相当多的同学答不上来，而我却答对了。这是因为我的父亲当时是保德县城南乡党支部书记，在家里常常用赞赏的口吻谈及刘忠文这个名字。而且我还知道他身材高大，额头很高，常穿一身灰色干部装，讲话声音洪亮，出口成章。
我第一次见到刘忠文书记是在时隔17年后的1970年。那时，我已是保德县政府的一名干部。记得春节过后，忻县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我作为一名随团工作人员参会。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表态发言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3个人，一位是五台县领导，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坚持带病上岗，一口气要干到不出气。”第二位是兴县领导，他的口号是： “干革命好比牛拉车，宁叫蹶死牛，也不能退了车。”第三位便是忻县负责人刘忠文，发言声音洪亮，满口保德南乡腔。他虽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战斗口号，但是平实的讲话仍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要努力学习大会精神，因地制宜，建设高产稳产田，大力推广5号、7号高粱，全县粮食总产力争达到预期目标。
1971年夏，刘忠文再次返回保德县任县委书记时，我作为县革委办事组副组长兼秘书、办公室主任，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时间长达3年之久。他给我留下了比以前更为直观的印象。论仪表，他举止大方，师者风范，极具魅力;论人品，他宽厚仁慈，不卑不亢，深孚众望。他处事为人，无不体现一个“忠”字。他恪守“三忠”原则：“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忠于身边的干部群众，忠于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文化。”
二
人所共知，保德县不仅自然灾害频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面对如此棘手难题，忠文书记临危受命，时隔18年后再次担任保德县委书记。
对于这件事，忠文书记在一次谈话中，作出了精辟的解读：人生应有追求，追求应有目标。一个人选择目标，如果只从自己眼、耳、鼻、舌、身的感官需要出发，去寻求色、声、香、味、触某一方面情欲的满足，一定会遭到社会的抛弃和人们的唾弃。但如果一个人选择的目标超乎社会客观，即便再美好，也是一种虚妄和飘渺，绝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所以选择人生目标，一定要从自我的人生价值出发，找到自己应处的社会位置。当个人意愿与社会需要相抵触时，就需要个人作出调整甚至牺牲，去顺应社会的需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忠文書记从来不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看得太重，一直都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
三
忠文书记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不仅看重亲情、友情，更具有一种大爱情怀。这种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家乡这片土地的爱，一是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爱。
“山高露石头，黄沙向西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也难留。”这是一首描绘保德的古谚。他说：“保德地处偏隅，自然条件恶劣，历史上十年九旱，老百姓‘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人民生活困苦，就连那殷实人家也往往难敌频频灾害和兵荒马乱，多有破产落难者。但在人文领域，保德却有闪光之处。黄河流域乃华夏文明发祥地，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保德人民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岸边，养成了勤劳朴实的民风民性，县域文明开化，百姓宽厚大度。保德还是革命老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过突出贡献。这里的人民同党和政府血肉相连，有深厚的感情。应该相信，保德的现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一定会迅速改变。”
正是基于这种理性而又充满感情的正确认识，他以发展保德，为保德人民排忧解难作为己任，着力点放在发动干部群众、依靠干部群众上。
忠文书记的口头语，经常带一个“乃”字，比如，“众人乃圣人” “百姓乃父母” “群众乃英雄”。他很少召开会议来制造所谓的舆论氛围，他惯用的办法是深入基层和干部群众中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70年代那段“集中整治，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全面开展生产自救活动”的紧张日子里，他用很短的时间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60多个大队，50多个机关、厂矿、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召开了数不清的座谈会。白天开、晚上开、田间开、炕头开;初始了解情况开，中间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开，形成决议实施方案还要开。总之，在他心中，座谈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座谈就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为此，忠文书记练就了盘腿席地而坐的硬功夫。开会时，他两腿盘得圆圆儿往那里一坐，身子却灵活自如，仰俯上下、顾盼左右，说话、喝水、抽烟、吃饭极其自然。如此这般，平常人往往坐不了半个时辰就两腿麻木，如坐针毡，他却坐上大半天仍然稳如泰山。这功夫是他多少年来和老百姓亲密接触的见证。
1972年秋，位于岢岚县的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发生施工事故，30多个保德民工伤亡，他亲自带人去看望家属。整整两天两夜，盘坐在民工住的工棚的炕头上，进行说服、安慰、沟通工作。从他熬夜浮肿发红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付出的感情和辛劳;从家属充满信任和感动的眼神里，可以感受到父老乡亲对他的尊重和拥戴。
四
责己严，待人宽，是忠文书记的处世哲学。有一件事，至今已过去40多年了，我对于老领导的教导始终牢记于心。因为做文秘工作，我深知文件对于县级政府之重要，不敢稍有疏忽。但也知道，机关发文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应当多寡适量，繁简有度。否则，难免沉溺于文山，游走于尺牍。有一段时间，保德县机关发文过多，有人表示不理解。我的同事康培华亲眼看到基层单位的一位领导把新发文件付之一炬，并抱怨说：“发文，发文，文件能当饭吃吗？”一天，开常委生活会，我将此事和盘托出。我刚刚把话说完，基层负责同志拍案而起，大骂“胡说八道”。忠文书记马上站起来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事，未必是空穴来风，需要引起注意。”事后，他找我谈话，和颜悦色地告诫我说：“直率，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与朋友交，至诚至忠，肝胆相照，自是为人之道。直率如果加上智者的聪颖机智，那就更好了。说话不看语境，不择对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损了领导尊严，伤了同事脸面，难免结芥蒂，生隔阂。所以，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保持灵活性。”
还有一件事。70年代的保德县级机关只有两部嘎斯69吉普车，领导常常因为外出开会要不到车而遇到种种不便。唯一的办法就是到运输公司调卡车，卡车谁也不想坐，怎么办？办事组长连焕文同志交待我：“排排队，谁官大，先轮谁。”这倒是个办法。但是到头来还是行不通。老书记看在眼里，搁在心里，十分体谅我们的难处。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上宣布了一条规定：“今后派车要看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要像小朋友似的，再搞什么排排队吃苹果了。”之后，他带头坐大车、搭顺车，让小车。
忠文书记很少发火，即使遭到非议，甚至嘲讽也不会生气。1975年秋，忻县地区的三级干部在昔阳县办“学大寨”学习班，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然把保德作为后进单位进行所谓的大会“解剖”。保德一位干部在大会发言时，竟然歪曲事实用挖苦嘲讽的语言，肆意抨击县里的一二把手。当时全场一片哗然，参会的保德干部更是群情激愤，而忠文书记却十分淡定、冷静，只是皱了一下眉头，狠狠抽了几口烟，始终一言未发。最终清者自清。水落石出之后，人们非常佩服忠文书记的胸襟，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老书记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仍然历历在目……
（作者曾任朔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责编 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