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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参与了《王春纪念文集》 一书的编辑工作。隔着时光的尘埃，翻阅着那一篇篇拨动心弦的文章，王春身上那依然鲜活的家国情怀令我动容，奋斗不息的人生场景在眼前慢慢浮现……
王春的出生地山西省阳城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晋豫边区的核心地带，解放战争时期是太岳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这是一块用鲜血浸染过的无畏的土地，也是王春为国为民抗争和奋斗过的地方。远古的人文情愫、近代的红色基因以及蕴藏于民间富有勃勃生机的家国情怀，早已在王春的心中扎根，融入了他的灵魂。《中共阳城县组织史》 对王春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后又在阎锡山大肆‘清党’中失去组织关系的王春，1937年10月由要崇德、桂承志介绍重新入党。”
王春从县立第五高级小学的“神童”，到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的“学潮领袖”，再到《黄河日报》 （路东版）主编、新大众报社社长，最后在工人日报社第一任社长任上离世，是始终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和家国情怀走过来的。
王春终其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家国情怀而全心全意地付出。他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家国情怀，而且以其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把一位共产党员的立场、情感、思想表述得清晰明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王春的家国情怀，表现在他善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立场。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磨难和革命工作的锻造，奠定了他一生对党的深厚感情和绝对忠诚。解放战争时期，王春任华北书店总编辑。华北书店不仅仅是一个出版发行单位，更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统一的出版发行机关。在王春等同志的主持下，书店工作人员编辑刊物、出版图书，为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作出突出貢献。华北书店为配合整风运动，出版《反对自由主义》 《整顿三风文件二十二种》 《思想方法论》 等政治读物，还出版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章容的《吴满有》，欧阳山的《高干大》，苏联的《日日夜夜》 《宁死不屈》 等文艺读物，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1948年，王春还组织印刷出版《毛泽东选集》 （上下册，晋冀鲁豫版），作为领导干部必读的党内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在《中央党史研究》 中撰文指出：“建国前各解放区共出过三种《毛泽东选集》，其中按年代顺序编辑，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装帧最美的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王春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王春还著有《重庆的喜剧》 《愚公移山》 《美国侵华史话》 《写作零谈》 等书，并在抗战刊物《抗战生活》 《华北文化》上开辟“古今谈” “读书笔谈”专栏，经常发表文风泼辣的杂文、史论和短评。他的文笔十分犀利，一语中的。有的同志把它概括为10个字，“明确、尖锐、流畅、简练、通俗”。他对发表的文章从形式至内容，要求都十分严格。他认为写一篇文章要有所作为，要有目的性，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明确;没有目的性的文章不管它形式如何优美，辞藻如何华丽，都是浪费人民的纸张。他提倡文章要写得让读者看得懂，看完了受感动。
“广其学而坚其守，存一息而不堕志。”王春既是毛泽东思想笃定的信仰者，也是毛泽东思想坚定的传播者，更是毛泽东思想忠诚的践行者。王春长于农村，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实践，对老百姓的心理、情感、意识、思想行为方式、生活习性了如指掌。这一切都使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有的历史语境中，能够处处想到老百姓。1933年，他读了赵树理几篇未完成的通俗小说，触发了他提倡大众文艺的灵感，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说明大众文艺的重要性。自从那时起，他对大众文艺产生了浓厚兴趣。1939年，他担任《黄河日报》 （路东版）主编时邀请赵树理编辑副刊《山地》，终于把多年的理想变成现实。《山地》 以发动广大人民抗日、揭露阎锡山反共反人民为主要内容，有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多种形式。小报与其他报纸的面貌都不一样，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识字的都愿意看看。按照赵树理的说法：大众文艺，只是王春关注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他全面关心的是大众文化。王春主张出薄书，几千字的、万把字的都出单行本，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本，深受群众欢迎。王春去世之前，仍忍着病痛编写《大众字典》，已写成的文稿浅显易懂，各尽其义，的确是群众学文化的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可惜才写了一半他就病故了。
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王春家国情怀的又一具体表现。王春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山上颇有名望的评论家。当年他发表的《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 《斗争怎样才算彻底》 《理必说清事可活办》 等文章，都是把问题摆在读者面前，然后分析问题的原因，并中肯地提出意见。在《理必说清事可活办》 一文中，他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提出了老百姓关心的“翻身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又把提出的问题分为两类，逐类用群众的语言、现实中的实例，有理有据，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在《斗争怎样才算彻底》 一文中，为了“对某些同志在土改运动中存在的一些糊涂思想，给以一个彻底澄清”，他把一些青年同志在学习中提出来的问题摆到桌面上，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举例进行分析，最后他建议进行换位思考，“把我们的立场换一换”，从追问斗争怎样才能彻底，换到怎样才能叫群众彻底翻身这一面来。他告诉大家：“这么换了，不但看问题会看得更接近真理一些，而且对自己也有好处。”文中讲到的政治、立场、观点，说的是群众易于理解的语言，摆的是身边的事，语言直白，通俗易懂，没有一丝一毫的大话、空话、套话。
王春是一个以笔为枪、以纸为阵的战士，他始终孜孜不倦、忘我工作，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自己钟爱的编辑出版工作上，后因劳累过度患重病于1951年12月30日逝世，年仅44岁。著名作家老舍说：“他是个可爱的人，他做事也负责任，求他看文章，他不但提出意见，而且仔细斟酌，代为改正。” “他是坚守岗位，以身殉职的文艺工作者。”他去世后，同事们看到他的病历时都十分心疼：他除了患有肝癌以外，还有肺病、胃病、十二指肠溃疡等病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本来可以好好休养治病，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同事们常常看到他左手抚着肚子，右手拿着笔，一条腿屈在椅子上，用半蹲半坐的姿势，不停地写着，有时候一写就是十几个钟头。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王春一生的家国情怀正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典范。当我们仰望五星红旗在祖国上空高高飘扬时，当我们盛赞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幸福安康时，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千千万万个与王春一样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奋斗的人们。王春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朴素情怀，情系百姓、服务人民的精神风范，秉笔直书、仗义执言的革命气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烈之志，将永远昭示我们、激励我们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责编 杨挺）
王春的出生地山西省阳城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晋豫边区的核心地带，解放战争时期是太岳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这是一块用鲜血浸染过的无畏的土地，也是王春为国为民抗争和奋斗过的地方。远古的人文情愫、近代的红色基因以及蕴藏于民间富有勃勃生机的家国情怀，早已在王春的心中扎根，融入了他的灵魂。《中共阳城县组织史》 对王春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后又在阎锡山大肆‘清党’中失去组织关系的王春，1937年10月由要崇德、桂承志介绍重新入党。”
王春从县立第五高级小学的“神童”，到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的“学潮领袖”，再到《黄河日报》 （路东版）主编、新大众报社社长，最后在工人日报社第一任社长任上离世，是始终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和家国情怀走过来的。
王春终其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家国情怀而全心全意地付出。他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家国情怀，而且以其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把一位共产党员的立场、情感、思想表述得清晰明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王春的家国情怀，表现在他善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立场。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磨难和革命工作的锻造，奠定了他一生对党的深厚感情和绝对忠诚。解放战争时期，王春任华北书店总编辑。华北书店不仅仅是一个出版发行单位，更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统一的出版发行机关。在王春等同志的主持下，书店工作人员编辑刊物、出版图书，为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作出突出貢献。华北书店为配合整风运动，出版《反对自由主义》 《整顿三风文件二十二种》 《思想方法论》 等政治读物，还出版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章容的《吴满有》，欧阳山的《高干大》，苏联的《日日夜夜》 《宁死不屈》 等文艺读物，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1948年，王春还组织印刷出版《毛泽东选集》 （上下册，晋冀鲁豫版），作为领导干部必读的党内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在《中央党史研究》 中撰文指出：“建国前各解放区共出过三种《毛泽东选集》，其中按年代顺序编辑，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装帧最美的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王春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王春还著有《重庆的喜剧》 《愚公移山》 《美国侵华史话》 《写作零谈》 等书，并在抗战刊物《抗战生活》 《华北文化》上开辟“古今谈” “读书笔谈”专栏，经常发表文风泼辣的杂文、史论和短评。他的文笔十分犀利，一语中的。有的同志把它概括为10个字，“明确、尖锐、流畅、简练、通俗”。他对发表的文章从形式至内容，要求都十分严格。他认为写一篇文章要有所作为，要有目的性，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明确;没有目的性的文章不管它形式如何优美，辞藻如何华丽，都是浪费人民的纸张。他提倡文章要写得让读者看得懂，看完了受感动。
“广其学而坚其守，存一息而不堕志。”王春既是毛泽东思想笃定的信仰者，也是毛泽东思想坚定的传播者，更是毛泽东思想忠诚的践行者。王春长于农村，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实践，对老百姓的心理、情感、意识、思想行为方式、生活习性了如指掌。这一切都使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有的历史语境中，能够处处想到老百姓。1933年，他读了赵树理几篇未完成的通俗小说，触发了他提倡大众文艺的灵感，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说明大众文艺的重要性。自从那时起，他对大众文艺产生了浓厚兴趣。1939年，他担任《黄河日报》 （路东版）主编时邀请赵树理编辑副刊《山地》，终于把多年的理想变成现实。《山地》 以发动广大人民抗日、揭露阎锡山反共反人民为主要内容，有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多种形式。小报与其他报纸的面貌都不一样，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识字的都愿意看看。按照赵树理的说法：大众文艺，只是王春关注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他全面关心的是大众文化。王春主张出薄书，几千字的、万把字的都出单行本，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本，深受群众欢迎。王春去世之前，仍忍着病痛编写《大众字典》，已写成的文稿浅显易懂，各尽其义，的确是群众学文化的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可惜才写了一半他就病故了。
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王春家国情怀的又一具体表现。王春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山上颇有名望的评论家。当年他发表的《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 《斗争怎样才算彻底》 《理必说清事可活办》 等文章，都是把问题摆在读者面前，然后分析问题的原因，并中肯地提出意见。在《理必说清事可活办》 一文中，他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提出了老百姓关心的“翻身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又把提出的问题分为两类，逐类用群众的语言、现实中的实例，有理有据，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在《斗争怎样才算彻底》 一文中，为了“对某些同志在土改运动中存在的一些糊涂思想，给以一个彻底澄清”，他把一些青年同志在学习中提出来的问题摆到桌面上，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举例进行分析，最后他建议进行换位思考，“把我们的立场换一换”，从追问斗争怎样才能彻底，换到怎样才能叫群众彻底翻身这一面来。他告诉大家：“这么换了，不但看问题会看得更接近真理一些，而且对自己也有好处。”文中讲到的政治、立场、观点，说的是群众易于理解的语言，摆的是身边的事，语言直白，通俗易懂，没有一丝一毫的大话、空话、套话。
王春是一个以笔为枪、以纸为阵的战士，他始终孜孜不倦、忘我工作，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自己钟爱的编辑出版工作上，后因劳累过度患重病于1951年12月30日逝世，年仅44岁。著名作家老舍说：“他是个可爱的人，他做事也负责任，求他看文章，他不但提出意见，而且仔细斟酌，代为改正。” “他是坚守岗位，以身殉职的文艺工作者。”他去世后，同事们看到他的病历时都十分心疼：他除了患有肝癌以外，还有肺病、胃病、十二指肠溃疡等病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本来可以好好休养治病，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同事们常常看到他左手抚着肚子，右手拿着笔，一条腿屈在椅子上，用半蹲半坐的姿势，不停地写着，有时候一写就是十几个钟头。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王春一生的家国情怀正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典范。当我们仰望五星红旗在祖国上空高高飘扬时，当我们盛赞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幸福安康时，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千千万万个与王春一样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奋斗的人们。王春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朴素情怀，情系百姓、服务人民的精神风范，秉笔直书、仗义执言的革命气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烈之志，将永远昭示我们、激励我们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责编 杨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