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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第一次给爸爸写信，桌前灯下，追思往事，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
爸爸，1940年8月，您为我们娘俩赴延安送行，特抱着我与妈妈合影留念。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看，在爸爸怀里的我笑得有多开心、多快活。出生不满一百天的小孩，哪里知道这竟是和您的生离死别呢！1942年5月25日，十字岭上日军一发罪恶的炮弹，夺走了您的生命。您的壮烈牺牲，震动了整个华北大地。太行山为您低头致哀，漳河水为您呜咽哭泣。而对我们娘俩来说，失去您，则是无法弥补的最大不幸。妈妈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当时我这个年幼无知的小丫头，又怎能体会这种折柱塌天般的痛心呢！后来我长大成人，才渐渐懂得，这是给我一生留下的巨大空白和缺憾。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结婚成家并生儿育女后，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您和妈妈为我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辛！伴随我终身的，是对您和妈妈的永远的怀念。
爸爸，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瞒着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老总批示路过您家乡的部队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伯伯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1949年3月叶剑英伯伯设法由香港转道所寄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1949年12月，84岁的奶奶病逝，湖南省和醴陵县的党政军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亲临送葬。她盼到了抗战胜利，看到了祖国解放，并乐以终身。生育了您这样一位革命将领，劳累受苦一辈子的奶奶，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爸爸，您走了以后，党组织和妈妈对我非常关心。我在延安保育院长大。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1960年被保送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52年6月1日，我曾和八一小学的同学代表少先队员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敬献鲜花，并和毛主席一起照了相。周恩来伯伯在北京初次见我时勉励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一段时间，我住在彭德怀伯伯家里，他和浦安修阿姨待我可好呢！政府发给每月20元抚养费，他们都替我存着，直到1962年才亲手交给了我。有一次，彭伯伯回忆起您，深情地对我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这些年来，每当我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一想起您在那频繁战斗的环境里，仍然刻苦顽强地学习、不知疲倦地工作和英勇沉着地指挥作战的情形，我就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力量。1965年我从哈军工毕业，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如今我已退休。您的一个外孙和孙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幸福美满。我们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日子，都是您和那个时代的先驱者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1982年5月，妈妈把3份历史珍宝慎重地传交给了我，其中有您写给妈妈的11封信。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些信。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些信，多少回我睡梦中高兴地见到了您。听妈妈讲，我于1940年5月出生于八路军总部医院，您骑马把妈妈和我接回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武乡砖壁村。3个月后百团大战拉开了序幕，您送妈妈和我回延安。在这分别后的21个月里，您给妈妈写了11封信（可惜还有一封信遗失了）。从中我真切地體味到您对我们娘俩的挚爱，真是催人泪下！每一封信里都问到北北的情况：夏天，您给小太北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您记挂着小家伙很怕冷，是否冻坏了手脚;儿童节快到了，您想着我“忙碌的准备” “可能出席比赛” “还可能获得锦标”;北北病了，您焦急地反复说“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 “有了病必须找医生”，急切地询问病后恢复情形如何？您盼着孩儿快快长大、懂事，知道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战斗着……您在敌后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最大努力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您对妈妈的关心体贴，是那样的至深至微：“自北北在你的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太简单，现在懂得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您在牺牲前三天的最后一封信中，放心不下的还是我们娘俩，“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人照顾的”。真是河深海深，比不过父母亲的恩情深！爸爸，您的这11封信，是我今生今世最最珍贵的宝物。
您的这些信穿过历史的风雨烟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揭露和控诉。爸爸，您一定记得您写的这些话：“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 “敌人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在军队指挥机关驻地，在某些政权机关及某些群众家里布满糜烂性毒质。” “因为毒伤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伤的很多。” “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在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妈一齐枪杀了。听说该小孩被鬼子打了一枪后，痛苦了好几个钟头才死，真是可怜。”……一封封信，一桩桩事，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浩劫的铮铮铁证。然而，近些年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势下，日本国内右翼社会思潮却逐步蔓延，企图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等行径，掩盖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历史。历史不容歪曲，警钟必须长鸣！
爸爸，您为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周恩来伯伯称您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伯伯赞誉您“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方面见诸于书刊已经比较多了。但是有关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情况还鲜为人知。您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管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对于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从不推辞，勇往直前。您在生活上艰苦朴实，同士兵一样吃穿，抗战时期每月领5块钱的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从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直到34岁才结婚。这些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您的高贵品质。正如您信中所写，“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在我俩分别的过程中，我并非不感寂寞、孤单，有时更极想有人安慰，但我决不以满足我之私欲来处理你的问题，我想这是夫妻间应有的态度” “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是‘爱莫能助’，你当能谅我。恳切地希望你为我及北北珍重自己的身体及自己的一切”。您的女儿看这些信时，已经42岁了，对信中涉及的您和妈妈的“小矛盾”，自然非常理解。当时妈妈只有23岁，是个热血青年，极不愿意为丈夫、孩子及个人私事影响自己的进步。她因刚到延安又要养育我而不能恢复学习和工作，心情有时不太好，给您写信说了些气话。对此，您对妈妈很体谅，总是耐心地启发开导她。您对理想如此坚定，对家庭这样负责，又常以不能更多地帮助妈妈而难过不安。您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足以为后人之楷模。正如著名哲学家培根所说：“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爸爸，您为之奋斗并献身的事业，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21世纪之初的中国，正迈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您的家书，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愿以此寄托我对你们深深的无限思念。
（此文写于2001年12月，原载于《左权家书》）
爸爸，1940年8月，您为我们娘俩赴延安送行，特抱着我与妈妈合影留念。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看，在爸爸怀里的我笑得有多开心、多快活。出生不满一百天的小孩，哪里知道这竟是和您的生离死别呢！1942年5月25日，十字岭上日军一发罪恶的炮弹，夺走了您的生命。您的壮烈牺牲，震动了整个华北大地。太行山为您低头致哀，漳河水为您呜咽哭泣。而对我们娘俩来说，失去您，则是无法弥补的最大不幸。妈妈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当时我这个年幼无知的小丫头，又怎能体会这种折柱塌天般的痛心呢！后来我长大成人，才渐渐懂得，这是给我一生留下的巨大空白和缺憾。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结婚成家并生儿育女后，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您和妈妈为我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辛！伴随我终身的，是对您和妈妈的永远的怀念。
爸爸，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瞒着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老总批示路过您家乡的部队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伯伯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1949年3月叶剑英伯伯设法由香港转道所寄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1949年12月，84岁的奶奶病逝，湖南省和醴陵县的党政军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亲临送葬。她盼到了抗战胜利，看到了祖国解放，并乐以终身。生育了您这样一位革命将领，劳累受苦一辈子的奶奶，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爸爸，您走了以后，党组织和妈妈对我非常关心。我在延安保育院长大。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1960年被保送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52年6月1日，我曾和八一小学的同学代表少先队员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敬献鲜花，并和毛主席一起照了相。周恩来伯伯在北京初次见我时勉励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一段时间，我住在彭德怀伯伯家里，他和浦安修阿姨待我可好呢！政府发给每月20元抚养费，他们都替我存着，直到1962年才亲手交给了我。有一次，彭伯伯回忆起您，深情地对我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这些年来，每当我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一想起您在那频繁战斗的环境里，仍然刻苦顽强地学习、不知疲倦地工作和英勇沉着地指挥作战的情形，我就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力量。1965年我从哈军工毕业，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如今我已退休。您的一个外孙和孙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幸福美满。我们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日子，都是您和那个时代的先驱者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1982年5月，妈妈把3份历史珍宝慎重地传交给了我，其中有您写给妈妈的11封信。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些信。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些信，多少回我睡梦中高兴地见到了您。听妈妈讲，我于1940年5月出生于八路军总部医院，您骑马把妈妈和我接回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武乡砖壁村。3个月后百团大战拉开了序幕，您送妈妈和我回延安。在这分别后的21个月里，您给妈妈写了11封信（可惜还有一封信遗失了）。从中我真切地體味到您对我们娘俩的挚爱，真是催人泪下！每一封信里都问到北北的情况：夏天，您给小太北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您记挂着小家伙很怕冷，是否冻坏了手脚;儿童节快到了，您想着我“忙碌的准备” “可能出席比赛” “还可能获得锦标”;北北病了，您焦急地反复说“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 “有了病必须找医生”，急切地询问病后恢复情形如何？您盼着孩儿快快长大、懂事，知道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战斗着……您在敌后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最大努力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您对妈妈的关心体贴，是那样的至深至微：“自北北在你的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太简单，现在懂得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您在牺牲前三天的最后一封信中，放心不下的还是我们娘俩，“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人照顾的”。真是河深海深，比不过父母亲的恩情深！爸爸，您的这11封信，是我今生今世最最珍贵的宝物。
您的这些信穿过历史的风雨烟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揭露和控诉。爸爸，您一定记得您写的这些话：“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 “敌人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在军队指挥机关驻地，在某些政权机关及某些群众家里布满糜烂性毒质。” “因为毒伤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伤的很多。” “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在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妈一齐枪杀了。听说该小孩被鬼子打了一枪后，痛苦了好几个钟头才死，真是可怜。”……一封封信，一桩桩事，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浩劫的铮铮铁证。然而，近些年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势下，日本国内右翼社会思潮却逐步蔓延，企图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等行径，掩盖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历史。历史不容歪曲，警钟必须长鸣！
爸爸，您为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周恩来伯伯称您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伯伯赞誉您“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方面见诸于书刊已经比较多了。但是有关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情况还鲜为人知。您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管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对于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从不推辞，勇往直前。您在生活上艰苦朴实，同士兵一样吃穿，抗战时期每月领5块钱的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从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直到34岁才结婚。这些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您的高贵品质。正如您信中所写，“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在我俩分别的过程中，我并非不感寂寞、孤单，有时更极想有人安慰，但我决不以满足我之私欲来处理你的问题，我想这是夫妻间应有的态度” “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是‘爱莫能助’，你当能谅我。恳切地希望你为我及北北珍重自己的身体及自己的一切”。您的女儿看这些信时，已经42岁了，对信中涉及的您和妈妈的“小矛盾”，自然非常理解。当时妈妈只有23岁，是个热血青年，极不愿意为丈夫、孩子及个人私事影响自己的进步。她因刚到延安又要养育我而不能恢复学习和工作，心情有时不太好，给您写信说了些气话。对此，您对妈妈很体谅，总是耐心地启发开导她。您对理想如此坚定，对家庭这样负责，又常以不能更多地帮助妈妈而难过不安。您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足以为后人之楷模。正如著名哲学家培根所说：“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爸爸，您为之奋斗并献身的事业，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21世纪之初的中国，正迈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您的家书，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愿以此寄托我对你们深深的无限思念。
（此文写于2001年12月，原载于《左权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