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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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山西静乐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与邓中夏等同志共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最早的50多名共产党员之一、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员、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1922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第二届执行委员。“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生前题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写照。

接受新思想,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少年时期,高君宇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立下救国之志。
  1912年,16岁的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1915年,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立即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行为的斗争,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以揭露袁世凯卖国行径,并组织学生游行和街头演讲。
  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很快成为思想激进的青年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时,高君宇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带领学生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为进一步唤醒民众,高君宇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该团的骨干和领导成员。他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宣传讲演,在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同时,开展革命活动,在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组织,领导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运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等19名北京大学学生共同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高君宇开始确立共产主义信仰。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加入这个小组,并根据党小组的指示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当选为第一任书记。
  1921年7月初,高君宇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举办的年会。会议围绕学会宗旨及主义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高君宇明确提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的主张,受到许多会员的称赞和支持。后来,他又在1922年杭州年会上再次明确提出:“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高君宇虽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他和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同时抵达上海。此时,四万万中国人中只有50多名共产党员,高君宇即是其中之一,也是山西最早的共产党员。党的一大会议召开期间,高君宇一直在上海。
  1921年冬,高君宇前往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会后,他留在苏联实地了解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担任第二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为宣传革命奔走呼号


  1922年4月,高君宇从苏联回国,5月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一起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2年9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担任该刊编辑兼记者。此后他还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在担任《向导》和《政治生活》编辑期间,他撰写发表大量文章,一方面积极宣传贯彻中共二大决议,另一方面探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他认为:“军阀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祸害,他们存在一天,中国就一天不得和平。”“只有使我们组织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把他们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高君宇的这些论述已经初步提出和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一部分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表明他不仅是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也是一位理论家。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罷工。高君宇等受党组织的委派,领导长辛店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月7日,直系军阀对工人进行野蛮的大屠杀,高君宇毫不退缩,仍然四处奔走,处理惨案的善后工作。怀着对军阀的无比愤慨,他和罗章龙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由他作了题为《工人需要一个政党》的后序。在总结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还要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他号召:“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

创建山西党团组织,在三晋大地播下革命火种


  高君宇作为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自参加革命后奔波各地,始终关心家乡的革命事业,多次回到山西,以他的母校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
  1919年五四运动后,高君宇指导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王振翼创办了《平民》周刊。该刊“不断地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且不断地将世界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平民》周刊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启发山西人民的政治觉悟,引导山西人民走上革命道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份周刊遭到阎锡山的封锁,不得不停刊。后在高君宇的主持下,在北京复刊,并由他主编。
  1921年春,高君宇回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同年8月,高君宇委托北大学生王昉等人利用暑假返乡之际,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集资创办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 《新青年》 《向导》 等革命进步书刊。高君宇在担任《向导》 《政治生活》 编辑期间,还通过铁路工人把革命进步书刊秘密发往太原。   1924年1月,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高君宇成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领导成员之一。同年夏,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高君宇回山西組建了中共太原支部。在创建山西党组织的同时,他积极促进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推动山西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他还捐助资金,为刚刚成立的山西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

投身国民革命运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3年6月,高君宇赴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会后,高君宇担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把主要精力投入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
  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高君宇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曾在孙中山身边协助工作。当帝国主义支持反动商团发动叛乱时,高君宇为保护孙中山,率领工团军英勇奋战。他乘坐的指挥车被子弹击穿,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战斗。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高君宇陪同孙中山抵达上海,并先行回京。在广州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再加上旅途劳顿,肺病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虽然停下了奔波的脚步,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当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北上散布种种谣言时,他即刻在《政治生活》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军阀和帝国主义仇视中国最革命的分子(共产主义者),并欲破坏其与国民党的结合,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此种结合的成立,正是国民革命势力很大的一步前进。”
  1925年1月,高君宇不顾病弱的身体,提前出院,前往上海出席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北京,又立即投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高君宇同李大钊等人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为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日夜奔波忙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高君宇积劳成疾,病上加病,突发急性阑尾炎,于3月6日不幸病逝。
  高君宇去世后,中共北京区委以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了《悼我们的战士》:“君宇再不能以文字与读者诸君相见了,但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永留在本报,也便永留在读者诸君的记忆之中!”
  高君宇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他对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工人运动诸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对北方地区(北京、山西)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有着特殊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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