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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推进教育管理办评分离的改革，政府部门要专心做好对学校的依法监管，而不能再干涉办学，主导评价，要把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信息公开，是一项服务教育管办评分离的重要工作，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监督学校是否依法公布必须公布的信息。另一方面，学校通过信息公开，可对学校办学进行自我评价。再就是有利于师生、社会公众、专业机构依据公开的信息，对学校进行不同视角的评价。社会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评价高校的透明度，与政府部门推进的信息公开，将形成行政监督和社会专业评价的合力。这对促进信息公开来说，是一件好事。
政府部门可以将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价，作为对学校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之一，督促高校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并追究不履行信息公开的责任。而高校面对社会专业机构的独立报告，也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从而增强对信息公开、提高办学透明度重要性的认识。
政府部门、学校、社会专业机构的这种关系，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办学、评价的“新常态”。政府和学校，都要适应这种新常态，要重视来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的评价，将其作为完善管理、办学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排斥第三方独立评价，觉得这是故意挑刺“说坏话”。不仅如此，政府部门和高校，还要在推进教育和学校管理改革中，积极引进第三方评价，改变原来的传统做法。比如，高校在编制就业质量报告时，就应该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而不是学校自己编制。或者至少应该有第三方机构的参与，采用第三方机构的统计、调查数据。如果数据就由学校统计、调查、发布，再用这些数据编制报告，那么，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就可能存疑，同时，报告也可能涉嫌被美化。
而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价，要赢得认可，则必须坚持独立性和专业性。离开独立性，专业机构的评价，就失去存在的基本价值，很可能被行政和利益因素左右，这也是我国一些社会机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大学排行榜，时常曝出“钱名交易”丑闻，遭遇独立性、公信力的质疑。离开了专业性，评价就可能只是炒作、噱头，难以长期维系，形成真正的影响力。为此，专业机构需要通过行业自治，明确准入资质、建立行业规范。
专业机构的健康成长，也与政府部门和高校有关，如果政府部门退出教育评价，那么就会给专业机构生长、发育的空间。如果在使用专业机构的评价时，政府部门和高校摆脱功利思想，完全从办好教育和学校出发，那么也可促进专业机构更科学、规范，做出更有价值的评价报告，促进教育在开放的办学环境中健康发展。
政府部门可以将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价，作为对学校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之一，督促高校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并追究不履行信息公开的责任。而高校面对社会专业机构的独立报告，也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从而增强对信息公开、提高办学透明度重要性的认识。
政府部门、学校、社会专业机构的这种关系，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办学、评价的“新常态”。政府和学校，都要适应这种新常态，要重视来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的评价，将其作为完善管理、办学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排斥第三方独立评价，觉得这是故意挑刺“说坏话”。不仅如此，政府部门和高校，还要在推进教育和学校管理改革中，积极引进第三方评价，改变原来的传统做法。比如，高校在编制就业质量报告时，就应该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而不是学校自己编制。或者至少应该有第三方机构的参与，采用第三方机构的统计、调查数据。如果数据就由学校统计、调查、发布，再用这些数据编制报告，那么，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就可能存疑，同时，报告也可能涉嫌被美化。
而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价，要赢得认可，则必须坚持独立性和专业性。离开独立性，专业机构的评价，就失去存在的基本价值，很可能被行政和利益因素左右，这也是我国一些社会机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大学排行榜，时常曝出“钱名交易”丑闻，遭遇独立性、公信力的质疑。离开了专业性，评价就可能只是炒作、噱头，难以长期维系，形成真正的影响力。为此，专业机构需要通过行业自治，明确准入资质、建立行业规范。
专业机构的健康成长，也与政府部门和高校有关，如果政府部门退出教育评价，那么就会给专业机构生长、发育的空间。如果在使用专业机构的评价时，政府部门和高校摆脱功利思想，完全从办好教育和学校出发，那么也可促进专业机构更科学、规范，做出更有价值的评价报告，促进教育在开放的办学环境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