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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湖州市织里镇将童装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每年都会有大量农民工到该地务工。本文以织里镇为案例，通过建立对织里镇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体系，为该地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提供具体指标。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建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即在实现人口由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的“三维转换”[1]过程中，注重保护农民权利，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已经实现了地域转移，并通过职业非农化成为了农民工。但户籍身份城镇化尚未实现，农民工群体仍处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不被城市社会接纳，合法的生活权利无法保障，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湖州市织里镇的童装产业规模居于全国首位，童装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它的快速发展，为这个小镇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农民工的聚集，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影响。
一、概念界定
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它指户籍在农村，但长期生活在城镇，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2]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职业非农化基础上，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和均等一致的权利，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过程。[3]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实现了农民工的户籍转变，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而且，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个人发展较农民工时期得到了体现，自身素质也将提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制度改革克服制度障碍，更关键要解决市民化成本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指农民工在户籍身份、社会权利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变所必须付出的最低资金量。
二、研究背景
织里镇农民工流动比较活跃。据有关部门登记，2011年，织里镇流动人口数为18.23万。因不完全登记，经调查预测，登记率约为60%，以此估算镇区内实有流动人口数约为30万人，相当于当时镇区常住人口的两倍。表一为2011年已登记外来务工人口的年龄及受教育情况。
据表一，60%以上的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是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2001）。据调查，相比于上一代农民工，这一代农民工务农经历少，接受教育更多，对户籍制度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认可度更低，更习惯在城市生活，市民化的意愿更强烈。市民化意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机。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政策制度和市民化成本承担能力是市民化实现的重要条件。目前，浙江省户籍改革全面推行，户口迁移限制不断放宽。织里镇1995年被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自此湖州市开始了户籍改革。1999年，湖州市推出了子女落户随父随母自愿，夫妻投靠、父母投靠子女，购房入户等户籍管理政策。2001年，湖州市更加放宽了户口迁移管理：对务工人员已与务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已交纳养老保险一年以上的，凭劳动合同、养老金缴费凭证当即办理准迁手续。通过户籍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障碍基本消除。
织里镇推行农民工市民化需投入资金，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中基础设施建设、权利保障、城市生活融入、社会经济适应等问题。市民化成本仅靠农民工的力量或各级财政的力量难以实现，需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体系和分担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责任，合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进展
张国胜（2009）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包括私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私人发展成本由私人生活成本、智力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和住房成本组成。私人生活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镇正常生活的日常开支，不含住房支出；智力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达到城镇居民平均劳动技能水平所需的人均教育支出；住房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能在城市安居的最低资金投入；社会保障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城市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最低资金投入。公共发展成本是市民化过程中，保障城镇健康发展必须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生态环境等的成本。
周小刚（2010）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含以下内容：公共成本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成本、养老保障的社会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失业保险成本、子女受教育城乡差异成本、公共管理成本；个人成本包括养老保险个人成本、住房成本、等同于市民的生活成本、放弃耕地的机会成本。公共成本由政府承担，其余农民工负担。
申兵（2012）[3]在对宁波市跨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中，从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就业扶持、权益维护、社会保障、住房条件改善六个方面进行了测算，再根据农民工家属规模计算各领域的人均支出，各个领域的结果相加所得和即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农民工人均支出。
徐红芬（2013）[1]在对郑州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中，将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公共成本和个人成本。公共成本包括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城镇公共管理成本、社会保障（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成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个人成本包括个人住房成本、个人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成本、城市生活成本。
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体系
本文将织里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按照承担主体不同分为公共成本、私人成本和企业成本。公共成本由政府负担，私人成本由农民工承担，企业成本由农民工所在企业分担。以下是对织里镇农民工市民化各项成本的具体划分。
（一）公共成本。（1）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新型城镇化不单是建设问题，也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后，对城镇交通、通讯、水电气、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随之增加，织里镇原有的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新增市民的需要。（2）随迁子女教育成本。部分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移到了织里镇，适龄儿童需要进入学校学习。随着入学儿童数量增加，原有的教育资源无法满足需求，需要扩大学校教学规模。硬件方面是对原有的校区进行扩建或者新建学校，这部分成本在基础设施成本的教育成本部分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考虑。（3）社会保障成本。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成本。农民工市民化后，享受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和基本权利，政府需要投入资金来保障新增市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低保的比例相对较高，城市低保家庭增多，政府需要增加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投入。（4）住房建设成本。满足居住需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条件之一。高昂的房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来说无法负担，但完全依靠政府提供住房不太可能。对于织里镇来说，廉租房和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可行的方法。这些房屋的建设费用即为住房建设成本。 （二）私人成本。（1）城市生活成本。在湖州，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存在差异。市民化后，总体的生活成本较农民工时期有所提高，在城市生活的水电气暖、交通通讯、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2）个人社会保障成本。在社会保障成本方面，农民工也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农民工市民化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相同，需自己缴纳相应费用。（3）住房成本。农民工想要真正留在城镇，拥有稳定的住房是前提。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必须能够满足个人及家庭在城镇居住的需要。根据租住或购置房屋的自主选择性，成本由农民工自己负担。
（三）企业成本。农民工所在企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等需要企业分担的社会保障费用。企业也要正视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工资待遇，注重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利，重视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所以要加大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五、结语
根据统计，我国目前有两亿多农民工，且数量逐年增加。农民工为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新型城镇化建设更是十分重视农民工的问题，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
本文对湖州织里镇农民工市民化各项成本进行了陈列和说明，确定市民化成本的内容，可以有效测算出该地农民工市民化所需成本，为政府所需投入资金提供参考，也为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在市民化过程中所要负担的成本提供参考，具有社会意义。而且这样的成本体系构建，对其他小城镇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徐红芬.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金融支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3，（11）：69-72.
[2]相征，赵鑫.城镇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J].求是学刊，2013，40（5）：56-61.
[3]申兵.“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构建——以跨省农民工集中流入地区宁波市为案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1）：86-92.
[4]张国胜.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09，（4）：56-69，79.
[5]顾志堂，张松法，沈金才等.湖州市织里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之思考[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3，（4）：28-32.
[6]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7]黄锟.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J].城市发展研究，2009，16（2）：97-104.
[8]刘洪银.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公共成本估算[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4）：136-141.
[9]柳博隽.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J].浙江经济，2012，（10）：8-8.
[10]周小刚.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江西为例[D].南昌大学，2010.
[11]陈一非.广东新型城镇化的成本测算及金融支持[J].广东科技，2013，（18）：3-4.
[12]曾亿武，丘银.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17）.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建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即在实现人口由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的“三维转换”[1]过程中，注重保护农民权利，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已经实现了地域转移，并通过职业非农化成为了农民工。但户籍身份城镇化尚未实现，农民工群体仍处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不被城市社会接纳，合法的生活权利无法保障，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湖州市织里镇的童装产业规模居于全国首位，童装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它的快速发展，为这个小镇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农民工的聚集，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影响。
一、概念界定
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它指户籍在农村，但长期生活在城镇，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2]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职业非农化基础上，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和均等一致的权利，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过程。[3]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实现了农民工的户籍转变，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而且，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个人发展较农民工时期得到了体现，自身素质也将提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制度改革克服制度障碍，更关键要解决市民化成本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指农民工在户籍身份、社会权利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变所必须付出的最低资金量。
二、研究背景
织里镇农民工流动比较活跃。据有关部门登记，2011年，织里镇流动人口数为18.23万。因不完全登记，经调查预测，登记率约为60%，以此估算镇区内实有流动人口数约为30万人，相当于当时镇区常住人口的两倍。表一为2011年已登记外来务工人口的年龄及受教育情况。
据表一，60%以上的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是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2001）。据调查，相比于上一代农民工，这一代农民工务农经历少，接受教育更多，对户籍制度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认可度更低，更习惯在城市生活，市民化的意愿更强烈。市民化意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机。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政策制度和市民化成本承担能力是市民化实现的重要条件。目前，浙江省户籍改革全面推行，户口迁移限制不断放宽。织里镇1995年被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自此湖州市开始了户籍改革。1999年，湖州市推出了子女落户随父随母自愿，夫妻投靠、父母投靠子女，购房入户等户籍管理政策。2001年，湖州市更加放宽了户口迁移管理：对务工人员已与务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已交纳养老保险一年以上的，凭劳动合同、养老金缴费凭证当即办理准迁手续。通过户籍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障碍基本消除。
织里镇推行农民工市民化需投入资金，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中基础设施建设、权利保障、城市生活融入、社会经济适应等问题。市民化成本仅靠农民工的力量或各级财政的力量难以实现，需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体系和分担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责任，合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进展
张国胜（2009）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包括私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私人发展成本由私人生活成本、智力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和住房成本组成。私人生活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镇正常生活的日常开支，不含住房支出；智力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达到城镇居民平均劳动技能水平所需的人均教育支出；住房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能在城市安居的最低资金投入；社会保障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城市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最低资金投入。公共发展成本是市民化过程中，保障城镇健康发展必须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生态环境等的成本。
周小刚（2010）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含以下内容：公共成本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成本、养老保障的社会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失业保险成本、子女受教育城乡差异成本、公共管理成本；个人成本包括养老保险个人成本、住房成本、等同于市民的生活成本、放弃耕地的机会成本。公共成本由政府承担，其余农民工负担。
申兵（2012）[3]在对宁波市跨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中，从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就业扶持、权益维护、社会保障、住房条件改善六个方面进行了测算，再根据农民工家属规模计算各领域的人均支出，各个领域的结果相加所得和即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农民工人均支出。
徐红芬（2013）[1]在对郑州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中，将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公共成本和个人成本。公共成本包括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城镇公共管理成本、社会保障（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成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个人成本包括个人住房成本、个人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成本、城市生活成本。
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体系
本文将织里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按照承担主体不同分为公共成本、私人成本和企业成本。公共成本由政府负担，私人成本由农民工承担，企业成本由农民工所在企业分担。以下是对织里镇农民工市民化各项成本的具体划分。
（一）公共成本。（1）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新型城镇化不单是建设问题，也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后，对城镇交通、通讯、水电气、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随之增加，织里镇原有的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新增市民的需要。（2）随迁子女教育成本。部分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移到了织里镇，适龄儿童需要进入学校学习。随着入学儿童数量增加，原有的教育资源无法满足需求，需要扩大学校教学规模。硬件方面是对原有的校区进行扩建或者新建学校，这部分成本在基础设施成本的教育成本部分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考虑。（3）社会保障成本。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成本。农民工市民化后，享受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和基本权利，政府需要投入资金来保障新增市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低保的比例相对较高，城市低保家庭增多，政府需要增加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投入。（4）住房建设成本。满足居住需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条件之一。高昂的房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来说无法负担，但完全依靠政府提供住房不太可能。对于织里镇来说，廉租房和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可行的方法。这些房屋的建设费用即为住房建设成本。 （二）私人成本。（1）城市生活成本。在湖州，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存在差异。市民化后，总体的生活成本较农民工时期有所提高，在城市生活的水电气暖、交通通讯、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2）个人社会保障成本。在社会保障成本方面，农民工也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农民工市民化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相同，需自己缴纳相应费用。（3）住房成本。农民工想要真正留在城镇，拥有稳定的住房是前提。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必须能够满足个人及家庭在城镇居住的需要。根据租住或购置房屋的自主选择性，成本由农民工自己负担。
（三）企业成本。农民工所在企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等需要企业分担的社会保障费用。企业也要正视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工资待遇，注重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利，重视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所以要加大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五、结语
根据统计，我国目前有两亿多农民工，且数量逐年增加。农民工为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新型城镇化建设更是十分重视农民工的问题，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
本文对湖州织里镇农民工市民化各项成本进行了陈列和说明，确定市民化成本的内容，可以有效测算出该地农民工市民化所需成本，为政府所需投入资金提供参考，也为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在市民化过程中所要负担的成本提供参考，具有社会意义。而且这样的成本体系构建，对其他小城镇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徐红芬.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金融支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3，（11）：69-72.
[2]相征，赵鑫.城镇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J].求是学刊，2013，40（5）：56-61.
[3]申兵.“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构建——以跨省农民工集中流入地区宁波市为案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1）：86-92.
[4]张国胜.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09，（4）：56-69，79.
[5]顾志堂，张松法，沈金才等.湖州市织里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之思考[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3，（4）：28-32.
[6]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7]黄锟.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J].城市发展研究，2009，16（2）：97-104.
[8]刘洪银.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公共成本估算[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4）：136-141.
[9]柳博隽.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J].浙江经济，2012，（10）：8-8.
[10]周小刚.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江西为例[D].南昌大学，2010.
[11]陈一非.广东新型城镇化的成本测算及金融支持[J].广东科技，2013，（18）：3-4.
[12]曾亿武，丘银.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