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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一篇《传统读书就是慢读书》的文章，虽然该文写得很长，但还有些话要说。
“读书识字”
我们习惯把孩子进学校接受教育笼统称为“上学读书”，这绝大多数孩子第一次接触到书，也是学习“读书”之始。
绝大多数书籍是有字的，“无字天书”只是个传说，读书要从“识字”开始，因此俗语谈到孩子上学，概以“读书识字”称之。
古人是五至七岁上小学，开始识字。先秦的小学除了学习些初步的礼仪外，就是识字。识字对于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工程。因为汉字属于象形系统，不同于拼音系统的文字只有三四十个拼音字母。商代甲骨文，已发掘的10万片甲骨中就有四千多个图形，能够解读文字在2500个以上；金文，仅容庚先生的《金文编》中其中可识别的文字也在2500个左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收文字近万个。而且时代越靠前单音词越多，单音词的记忆要难于复音词、多音词。因此识字对于孩子来说是个苦差事。
“识字”教育是读懂书的关键，有的人念了一辈子书都不能过关，错字别字连篇，或以此教人，更是贻误后人。古代有许多讽刺人们读错别字的笑话，明代有笑话说莫云卿与屠隆等到朋友袁太冲家看到桌上有个帖子，上面写着“琵琶四斤”，三人大笑，于是他们凑了一首诗：“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枇杷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关于错别字的笑话中最精彩的是《尧山堂外纪》记的一个宋代故事：政和间曹组（字元宠）有《题村学堂图》诗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都都平丈我”本应是“郁郁乎文哉”，出自《论语·八佾》，孔子用以赞颂周代典章制度之完善美盛，而这位老迈昏庸的乡村塾师把这五字全部读错。更妙的是“一日，宿儒到社中，为正其讹，学童皆骇散。时人为之语云：‘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人们认假不认真，正确读法反而不被接受。开蒙老师对学童影响甚大，先入为主，有的终其一生都难改正。后人有诗云：“此言真与我心同：择傅宁能忽训蒙。今日非无村塾老，‘都都平丈’教儿童！”言给小孩选择开蒙老师必须谨慎。句读与标点符号
按照传统的教育程序“识字”之后就是“句读”。所谓“句读”就是分章断句。汉代经师何休说到学者在理解《春秋》时“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弄乱了“句读”，自然不能正确地解读经文。而且，句读不同也关系着对文章的理解。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就有六七种断句，因此有六七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
1、古代有标点符号吗
今人常说古书没有标点，的确大多数线装书、特别是“白文本”，每页基本上都是漫漶一片，没有分章断句；可是也有学者认为自古就有标点，甚至追溯源流，并有“中国标点符号史”之作。这也自有其道理，如近年出土的先秦两汉的简牍很多，研究者从中发现一些与文字章句有关的符号如“△”“▲”“■”“口”“∠”等，有人还根据出土的先秦两汉简牍总结归纳，认为当时有九种标点符号；也有人根据敦煌写卷指出那时所用的符号有十八种；更有把两宋兴起的评点派在评点诗文所用的符号（主要评骘优劣）视作传统的标点符号的规范与完成（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还使用新式标点），这是值得商榷的。
现代人们理解的标点符号是书面语中必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其使命是把作者在书面上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准确、完整地传达给读者，因此标点符号是固定的、其代表的意义也有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或由约定俗成，或是因行政部门推动。另外，创作书面文字时要加上标点符号也是作者工作的一部分。就这些特点分析上面言及的符号，则很难一一符合。
首先，这些符号不是写作者本人遗留下来帮助读者理解本人所写文字的，先秦两汉出土的简牍上的符号是传写者、或者是读者为了加深对文字的理解所用的。这是古人读书的习惯。何休所说的“句读”也不是经典作者所遗留下来的，而是研究该部经典的老师宿儒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传授给学生的，因此一部经典，不同经师可能有不同的“句读”（每部经典各有师承传授，例如《诗经》在汉初就已分为齐、鲁、韩三家，各有传授，著名的经师有辕固生、申公、韩婴，后又有赵人毛苌所传的“毛诗”），每部经典各有传授师承，“识字”“句读”也是“师承”的一部分。当然识字和句读只是学习经典的初步，如果只停留在识字和句读上，不明了经典中所包含的深刻的道理，则被人们视为不谙大道的“章句小儒”。
其次，在符号的使用上没有一定的规范，例如一个小圆黑点“●”有的代表一篇的开始，有的代表句子的终结，有时又相当于现今的逗号或顿号。本来标点符号是帮助读者理解文义的，这种没有固定不变内涵的符号，要先了解了文义才能断定符号的含义。因此它们不具备标点符号的功能。
2、关于评点书籍所用的符号
宋元以来，随着木刻书籍的出现和书籍刊刻的市场化、商品化，坊间书铺出版了一些带批点或圈点的书籍。其目的或是为了向读者推荐，或是为初学者指示学习门径，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些批点先是施之于诗文选本，后来许多戏曲、小说，特别是辅导科举考试制艺文选（明清两代就是“八股文”，这种批点尤受欢迎，甚至不成书的单页也有买的），连经史杂钞也有圈点。这个过程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刻书有圈点之始》中说得很系统、详尽：
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瞿目》明刊本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目录后有门人王渊济《跋》，谓“此集惟《送孟东野序》、《前赤壁赋》系先生亲笔批点，其他篇仅有圈点而无批注，若《归去来辞》、《出师表》并圈点亦无之”。《森志》、《丁志》、《杨志》宋刻吕祖谦《古文关键》二卷，元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又“孙记”元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皆有墨圈点注。刘辰翁，字会孟，一生评点之书甚多。同时方虚谷回，亦好评点唐宋人说部诗集。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有元以来，遂及经史，如“缪记”元刻叶时《礼经会元》四卷，何焯校《通志堂经解目》程端礼《春秋本义》三十卷，有句读圈点。大抵此风滥觞于南宋，流极于元明。《丁志》有明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刻《檀弓丛训》二卷，则托名于谢叠山批点矣。“缪续记”有明刻苏批《孟子》二卷，则托名于苏老泉朱墨矣。至于《史汉评林》，竞成史书善本；归评《史记》，遂为古文正宗。习俗移入，贤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 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通俗文学作品的评点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关注，这些评点符号也广为文学研究者所知。如评《水浒传》的李卓吾（有人认为是书商伪，毛）、金圣叹，批《三国志演义》的毛宗岗父子，批点《红楼梦》的脂研斋等等。从事评点者极众（批点者享受到“为人师”的优越感），在高位者有乾隆皇帝（批点了《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当然也有混迹于底层社会的马二先生、匡超人之流。
那么，经常用的圈点的符号是什么样子的呢？明代徐师曾在《文章明辨序说》中征引南宋大儒真德秀的“批点法”：
真氏将批点符号分为四组：一，点（●、○）；二，抹（——）；三，撇（——）；四，截（一）。
“点”有三种用途：一是“句读小点”（·）“语绝为句，句心为读。”二是“菁华旁点”（、）“谓其言之藻丽者，字之新奇者。”三是“字眼圈点”（○）“谓以一二字为纲领，如刘更生《封事》中之‘和’字是也。”
“抹”的用途是标明“主意”和“要语”。
“撇”是标明文章“主意”“转换”。
“截”把文章分“节段”，以便记忆。“如贾生‘可为痛哭者一’之类”。“撇”“截”符号类似，但“撇”在文侧；“截”在文下。
另外还征引了明代文人唐顺之的“批点法”
唐氏把批点符号分为九类：一，长圈○○○○○，标示“精华”。二，短圈○○，标示“字眼”。三，长点、、、、、、、、，标示“精华”。四，短点、、标示“字眼”。五，长虚抹（双长虚线）标示“敝”（有缺欠）。六，短虚抹（双短虚线）标示“故事”（有出典）。七，抹——，标示“处置”。八，撇一，标示“转调”。九，截一，分段。
两相比较，真、唐二人所用的批点符号有很大区别，唐把“长圈”和“长点”都标示为“精华”；“短圈”和“短点”都标示为“字眼”，但两者肯定有主次之分，应该是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真、唐二人把批点弄得够复杂了吧！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在谈到读书圈点时繁琐到令人生畏。比如在读韩愈文章时，又把文章分为“议论体”与“叙事体”，两者批法还有区别。用的符号仍是“圈、点、抹、截”四类，但每类符号又分“黄、红、黑、青”四色，另外“圈”分“大圈”与“圈”；“抹”分“侧抹”“中抹”；“截”分“半截”“截”合起来有数十种之多。这简直不是读书，而是制作五色缤纷的工艺品了。我很怀疑就是程端礼是否能坚撒口此读书！
不过把不同色彩的文字写在一张书页上，如果安排得当，还是非常美的。追求审美精致化、生活化明代文人把彩色评点印到书籍中去，开卷悦目。最早的套色印本就始于刻印评点类书籍。万历间出版家闵齐仅所刊第一部朱墨套印的《春秋左传》“凡例”中说：“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读者不满意评点与正文一个颜色，闵氏把评语印成红色，可见彩色套印的初始就与评点盛行密切相关；像四色套印《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的四色就是程端礼批点书时用的黄、红、黑、青四色。
宋明两代，虽然评点符号的运用上各行其是，但大体上用的就是圈、点、抹、截四类却没有多大变化。到了清代，“抹”与“截”很少用了，近人刘声木在《苌楚随笔·岳端编寒瘦集》中云：
幼时读《国朝诗别裁》，名氏注有云：“宗室岳端编唐孟郊、贾岛二人之诗，为《寒瘦集》一书。”当时颇欲见之，乃迟至三十年后，至戊辰二月，乃得此书原刊本。书为康熙己卯十月下浣，玉池生岳端兼山选评，红兰室评点，写字刊本。圈点、评语，悉用红字。前有玉池生自序一页、《唐书》本传与凡例二页、目录六页、诗集三十七页，雕刻甚精，当时印本必甚珍贵。其凡例中，有一条专言圈点，颇与文学有关，因录之于此：“一，选诗家原有圈点二项，特于字句新奇，声调响亮而已。今分六项，欲观者识作者之意也。凡一首主脑，并关锁照映处，悉用◎。客意并转折处，悉用口。一句辞意俱佳者用○。次于○者用、。一句平妥，则于句下一○。一句不妥，则于句下一、。”云云。
刘氏说：岳端（清宗室，慎郡王）曾编选唐孟郊、贾岛诗为《寒瘦集》在其书的“凡例”中谈到评点符号，共四种◎□○、。“○”用在句子之侧，以标注佳句；“、”用在句子之侧标注次佳句。“○”用在一句之下，表示该句平妥；“、”用在一句之下表示该句欠妥。“◎”点明主题处用；“口”与主题相照应处用。精彩句子在旁边加“口”；“字眼’’（关键字）旁加“○”或“◎”。
可见清代评点符号有了较大的变化，但其所用的“□”，由于书写不便，刻印时很少用。
仅仅举了三个例子，如果多涉猎一些带有圈点的线装书，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标点符号本来是给读者带来方便的，可是读有评点线装书时，反而不如白文本爽目。评点是读书人自己阅读留下的痕迹，给以后的再读带来方便，抑或是一种纪念。然而它不一定能给他人阅读带来方便。过去读书人家，孩子初学经典时往往会给他买一部白文本，让他自己去点，所以老一辈人读书往往称为“点”。
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教授发表文章说，他们极不愿看“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可见旧式符号给读者带来的困扰，因此他们提出采用新式标点符号。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这是我们采取新式标点符号的开始，对于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推广有着巨大影响。
3、关于圈点的一段趣话
自宋代以来，评点符号中变化不大的，大约只是“○”的使用，历来用它标注佳句，直到我上小学到初中一年级（1954年）犹如此。那时判“仿”（那时称写大字为“仿”）和判作文都用红圈表示嘉许。家长看孩子的作文成绩也是看红圈多少，红圈多了受奖赏，那时发作文本时第一反应是，看有多少红圈，我读初中一年级时，有几篇“满篇红”是我读初中时最幸福的记忆。
《履园丛话》中有一则故事：
乾隆辛巳殿试时，兆将军惠方奏凯归，高宗隆其遇，亦派人阅卷。兆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圈多者即佳也。将军捡得赵翼卷独九圈，遂以进呈。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卷逾时，见第一卷系赵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书。而第三卷王杰，则陕西人也，因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日：“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赵为第三人及第。传胪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赵独带数珠。上升殿遥见，以问傅恒，恒以军机中书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也。”上心识之。其明日，谕诸臣，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于是赵翼之名益著。
进士考试中的殿试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所以考中进士的又有“天子门生”之称。但皇帝一般不亲自出席，在场主持的是读卷大臣。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考试恰逢兆惠在新疆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为了奖励派他为读卷大臣。兆惠说我“不习汉文”，其实，兆惠虽是正黄旗人，但家境贫寒，自幼顽劣，大约是个文盲。于是，乾隆就告诉他以其他读卷大臣读卷时评点的圈多少为优劣。赵翼卷子的圈最多，兆惠取了赵翼。乾隆最后定夺时，为了平衡各省，改成王杰。王杰也是乾隆时期的名相，能稍稍抗衡和坤的不是纪晓岚，而是王杰。
“读书识字”
我们习惯把孩子进学校接受教育笼统称为“上学读书”，这绝大多数孩子第一次接触到书，也是学习“读书”之始。
绝大多数书籍是有字的，“无字天书”只是个传说，读书要从“识字”开始，因此俗语谈到孩子上学，概以“读书识字”称之。
古人是五至七岁上小学，开始识字。先秦的小学除了学习些初步的礼仪外，就是识字。识字对于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工程。因为汉字属于象形系统，不同于拼音系统的文字只有三四十个拼音字母。商代甲骨文，已发掘的10万片甲骨中就有四千多个图形，能够解读文字在2500个以上；金文，仅容庚先生的《金文编》中其中可识别的文字也在2500个左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收文字近万个。而且时代越靠前单音词越多，单音词的记忆要难于复音词、多音词。因此识字对于孩子来说是个苦差事。
“识字”教育是读懂书的关键，有的人念了一辈子书都不能过关，错字别字连篇，或以此教人，更是贻误后人。古代有许多讽刺人们读错别字的笑话，明代有笑话说莫云卿与屠隆等到朋友袁太冲家看到桌上有个帖子，上面写着“琵琶四斤”，三人大笑，于是他们凑了一首诗：“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枇杷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关于错别字的笑话中最精彩的是《尧山堂外纪》记的一个宋代故事：政和间曹组（字元宠）有《题村学堂图》诗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都都平丈我”本应是“郁郁乎文哉”，出自《论语·八佾》，孔子用以赞颂周代典章制度之完善美盛，而这位老迈昏庸的乡村塾师把这五字全部读错。更妙的是“一日，宿儒到社中，为正其讹，学童皆骇散。时人为之语云：‘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人们认假不认真，正确读法反而不被接受。开蒙老师对学童影响甚大，先入为主，有的终其一生都难改正。后人有诗云：“此言真与我心同：择傅宁能忽训蒙。今日非无村塾老，‘都都平丈’教儿童！”言给小孩选择开蒙老师必须谨慎。句读与标点符号
按照传统的教育程序“识字”之后就是“句读”。所谓“句读”就是分章断句。汉代经师何休说到学者在理解《春秋》时“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弄乱了“句读”，自然不能正确地解读经文。而且，句读不同也关系着对文章的理解。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就有六七种断句，因此有六七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
1、古代有标点符号吗
今人常说古书没有标点，的确大多数线装书、特别是“白文本”，每页基本上都是漫漶一片，没有分章断句；可是也有学者认为自古就有标点，甚至追溯源流，并有“中国标点符号史”之作。这也自有其道理，如近年出土的先秦两汉的简牍很多，研究者从中发现一些与文字章句有关的符号如“△”“▲”“■”“口”“∠”等，有人还根据出土的先秦两汉简牍总结归纳，认为当时有九种标点符号；也有人根据敦煌写卷指出那时所用的符号有十八种；更有把两宋兴起的评点派在评点诗文所用的符号（主要评骘优劣）视作传统的标点符号的规范与完成（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还使用新式标点），这是值得商榷的。
现代人们理解的标点符号是书面语中必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其使命是把作者在书面上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准确、完整地传达给读者，因此标点符号是固定的、其代表的意义也有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或由约定俗成，或是因行政部门推动。另外，创作书面文字时要加上标点符号也是作者工作的一部分。就这些特点分析上面言及的符号，则很难一一符合。
首先，这些符号不是写作者本人遗留下来帮助读者理解本人所写文字的，先秦两汉出土的简牍上的符号是传写者、或者是读者为了加深对文字的理解所用的。这是古人读书的习惯。何休所说的“句读”也不是经典作者所遗留下来的，而是研究该部经典的老师宿儒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传授给学生的，因此一部经典，不同经师可能有不同的“句读”（每部经典各有师承传授，例如《诗经》在汉初就已分为齐、鲁、韩三家，各有传授，著名的经师有辕固生、申公、韩婴，后又有赵人毛苌所传的“毛诗”），每部经典各有传授师承，“识字”“句读”也是“师承”的一部分。当然识字和句读只是学习经典的初步，如果只停留在识字和句读上，不明了经典中所包含的深刻的道理，则被人们视为不谙大道的“章句小儒”。
其次，在符号的使用上没有一定的规范，例如一个小圆黑点“●”有的代表一篇的开始，有的代表句子的终结，有时又相当于现今的逗号或顿号。本来标点符号是帮助读者理解文义的，这种没有固定不变内涵的符号，要先了解了文义才能断定符号的含义。因此它们不具备标点符号的功能。
2、关于评点书籍所用的符号
宋元以来，随着木刻书籍的出现和书籍刊刻的市场化、商品化，坊间书铺出版了一些带批点或圈点的书籍。其目的或是为了向读者推荐，或是为初学者指示学习门径，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些批点先是施之于诗文选本，后来许多戏曲、小说，特别是辅导科举考试制艺文选（明清两代就是“八股文”，这种批点尤受欢迎，甚至不成书的单页也有买的），连经史杂钞也有圈点。这个过程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刻书有圈点之始》中说得很系统、详尽：
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瞿目》明刊本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目录后有门人王渊济《跋》，谓“此集惟《送孟东野序》、《前赤壁赋》系先生亲笔批点，其他篇仅有圈点而无批注，若《归去来辞》、《出师表》并圈点亦无之”。《森志》、《丁志》、《杨志》宋刻吕祖谦《古文关键》二卷，元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又“孙记”元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皆有墨圈点注。刘辰翁，字会孟，一生评点之书甚多。同时方虚谷回，亦好评点唐宋人说部诗集。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有元以来，遂及经史，如“缪记”元刻叶时《礼经会元》四卷，何焯校《通志堂经解目》程端礼《春秋本义》三十卷，有句读圈点。大抵此风滥觞于南宋，流极于元明。《丁志》有明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刻《檀弓丛训》二卷，则托名于谢叠山批点矣。“缪续记”有明刻苏批《孟子》二卷，则托名于苏老泉朱墨矣。至于《史汉评林》，竞成史书善本；归评《史记》，遂为古文正宗。习俗移入，贤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 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通俗文学作品的评点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关注，这些评点符号也广为文学研究者所知。如评《水浒传》的李卓吾（有人认为是书商伪，毛）、金圣叹，批《三国志演义》的毛宗岗父子，批点《红楼梦》的脂研斋等等。从事评点者极众（批点者享受到“为人师”的优越感），在高位者有乾隆皇帝（批点了《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当然也有混迹于底层社会的马二先生、匡超人之流。
那么，经常用的圈点的符号是什么样子的呢？明代徐师曾在《文章明辨序说》中征引南宋大儒真德秀的“批点法”：
真氏将批点符号分为四组：一，点（●、○）；二，抹（——）；三，撇（——）；四，截（一）。
“点”有三种用途：一是“句读小点”（·）“语绝为句，句心为读。”二是“菁华旁点”（、）“谓其言之藻丽者，字之新奇者。”三是“字眼圈点”（○）“谓以一二字为纲领，如刘更生《封事》中之‘和’字是也。”
“抹”的用途是标明“主意”和“要语”。
“撇”是标明文章“主意”“转换”。
“截”把文章分“节段”，以便记忆。“如贾生‘可为痛哭者一’之类”。“撇”“截”符号类似，但“撇”在文侧；“截”在文下。
另外还征引了明代文人唐顺之的“批点法”
唐氏把批点符号分为九类：一，长圈○○○○○，标示“精华”。二，短圈○○，标示“字眼”。三，长点、、、、、、、、，标示“精华”。四，短点、、标示“字眼”。五，长虚抹（双长虚线）标示“敝”（有缺欠）。六，短虚抹（双短虚线）标示“故事”（有出典）。七，抹——，标示“处置”。八，撇一，标示“转调”。九，截一，分段。
两相比较，真、唐二人所用的批点符号有很大区别，唐把“长圈”和“长点”都标示为“精华”；“短圈”和“短点”都标示为“字眼”，但两者肯定有主次之分，应该是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真、唐二人把批点弄得够复杂了吧！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在谈到读书圈点时繁琐到令人生畏。比如在读韩愈文章时，又把文章分为“议论体”与“叙事体”，两者批法还有区别。用的符号仍是“圈、点、抹、截”四类，但每类符号又分“黄、红、黑、青”四色，另外“圈”分“大圈”与“圈”；“抹”分“侧抹”“中抹”；“截”分“半截”“截”合起来有数十种之多。这简直不是读书，而是制作五色缤纷的工艺品了。我很怀疑就是程端礼是否能坚撒口此读书！
不过把不同色彩的文字写在一张书页上，如果安排得当，还是非常美的。追求审美精致化、生活化明代文人把彩色评点印到书籍中去，开卷悦目。最早的套色印本就始于刻印评点类书籍。万历间出版家闵齐仅所刊第一部朱墨套印的《春秋左传》“凡例”中说：“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读者不满意评点与正文一个颜色，闵氏把评语印成红色，可见彩色套印的初始就与评点盛行密切相关；像四色套印《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的四色就是程端礼批点书时用的黄、红、黑、青四色。
宋明两代，虽然评点符号的运用上各行其是，但大体上用的就是圈、点、抹、截四类却没有多大变化。到了清代，“抹”与“截”很少用了，近人刘声木在《苌楚随笔·岳端编寒瘦集》中云：
幼时读《国朝诗别裁》，名氏注有云：“宗室岳端编唐孟郊、贾岛二人之诗，为《寒瘦集》一书。”当时颇欲见之，乃迟至三十年后，至戊辰二月，乃得此书原刊本。书为康熙己卯十月下浣，玉池生岳端兼山选评，红兰室评点，写字刊本。圈点、评语，悉用红字。前有玉池生自序一页、《唐书》本传与凡例二页、目录六页、诗集三十七页，雕刻甚精，当时印本必甚珍贵。其凡例中，有一条专言圈点，颇与文学有关，因录之于此：“一，选诗家原有圈点二项，特于字句新奇，声调响亮而已。今分六项，欲观者识作者之意也。凡一首主脑，并关锁照映处，悉用◎。客意并转折处，悉用口。一句辞意俱佳者用○。次于○者用、。一句平妥，则于句下一○。一句不妥，则于句下一、。”云云。
刘氏说：岳端（清宗室，慎郡王）曾编选唐孟郊、贾岛诗为《寒瘦集》在其书的“凡例”中谈到评点符号，共四种◎□○、。“○”用在句子之侧，以标注佳句；“、”用在句子之侧标注次佳句。“○”用在一句之下，表示该句平妥；“、”用在一句之下表示该句欠妥。“◎”点明主题处用；“口”与主题相照应处用。精彩句子在旁边加“口”；“字眼’’（关键字）旁加“○”或“◎”。
可见清代评点符号有了较大的变化，但其所用的“□”，由于书写不便，刻印时很少用。
仅仅举了三个例子，如果多涉猎一些带有圈点的线装书，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标点符号本来是给读者带来方便的，可是读有评点线装书时，反而不如白文本爽目。评点是读书人自己阅读留下的痕迹，给以后的再读带来方便，抑或是一种纪念。然而它不一定能给他人阅读带来方便。过去读书人家，孩子初学经典时往往会给他买一部白文本，让他自己去点，所以老一辈人读书往往称为“点”。
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教授发表文章说，他们极不愿看“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可见旧式符号给读者带来的困扰，因此他们提出采用新式标点符号。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这是我们采取新式标点符号的开始，对于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推广有着巨大影响。
3、关于圈点的一段趣话
自宋代以来，评点符号中变化不大的，大约只是“○”的使用，历来用它标注佳句，直到我上小学到初中一年级（1954年）犹如此。那时判“仿”（那时称写大字为“仿”）和判作文都用红圈表示嘉许。家长看孩子的作文成绩也是看红圈多少，红圈多了受奖赏，那时发作文本时第一反应是，看有多少红圈，我读初中一年级时，有几篇“满篇红”是我读初中时最幸福的记忆。
《履园丛话》中有一则故事：
乾隆辛巳殿试时，兆将军惠方奏凯归，高宗隆其遇，亦派人阅卷。兆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圈多者即佳也。将军捡得赵翼卷独九圈，遂以进呈。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卷逾时，见第一卷系赵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书。而第三卷王杰，则陕西人也，因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日：“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赵为第三人及第。传胪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赵独带数珠。上升殿遥见，以问傅恒，恒以军机中书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也。”上心识之。其明日，谕诸臣，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于是赵翼之名益著。
进士考试中的殿试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所以考中进士的又有“天子门生”之称。但皇帝一般不亲自出席，在场主持的是读卷大臣。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考试恰逢兆惠在新疆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为了奖励派他为读卷大臣。兆惠说我“不习汉文”，其实，兆惠虽是正黄旗人，但家境贫寒，自幼顽劣，大约是个文盲。于是，乾隆就告诉他以其他读卷大臣读卷时评点的圈多少为优劣。赵翼卷子的圈最多，兆惠取了赵翼。乾隆最后定夺时，为了平衡各省，改成王杰。王杰也是乾隆时期的名相，能稍稍抗衡和坤的不是纪晓岚，而是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