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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差距补短板
回想起来，我从事学术研究纯属“半路出家”。
1980年国家招考研究人员，我通过全国统一考试，从工作了17年的中学教师岗位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成为一名研究人员。时来运转，梦想成真，一时间欣喜若狂！冷静下来才想到自己虽然已经“华丽转身”，但实际水平“依然如故”，没有些许提高，因此，便暗下决心：既把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就要有长远打算，切忌急功近利。首先要看到作为一名研究人员，自己有很多先天不足：阅读的先秦典籍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认识十分肤浅；学术视野狭窄，分析能力差；没有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等等。针对这些不足和差距，要尽快补齐短板，迎头赶上：措施一、认真读书，主要读三类书：首先、从字句训释入手全面、系统地重读先秦典籍和《史记》《汉书》的有关内容；阅读先秦历史、先秦哲学史和思想史，了解这些经典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其次、阅读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中外理论著作，如有关原始宗教、神话、原始文化和美学方面的理论著作；最后、除了以上两类书籍之外，还抽时间阅读一些“无用”的书籍，主要是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史、近现代哲学和文化哲学以及有关我国现当代哲学方面的书籍，这一点从那时起一直坚持到2014年。一般说来，这些书籍与研究课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促使人思考，使思想深刻，心智增强，从而提高思辨、认识和分析能力，从长远看，对研究工作大有益处。措施二，学习研究方法：除阅读有关方法论和介绍治学经验的论著之外，还特别注意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考察前人的研究成果，看他们是如何运用研究方法的。措施三，访问并虚心向前辈学者学习；与同行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
后来，我把这些做法概括为两句话：立足坚实基础，放眼长远未来。
读懂这场“文化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之际，正是席卷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文化热”兴起之时。这个偶然的巧合，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大环境。“文化热”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估，对于传统文化来说，这不仅是一次现代化的洗礼，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而且会促进观念变化和认识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持。反映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自觉地从文化出发研究古代文学，形成了文学的文化批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文化观照，由于不局限于狭隘的“纯文学”的范围，而是将文学与政治、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民族性格、审美趣味、风俗习尚等文化领域联系起来，从它们之间复杂的联系中审视文学，从而形成了以大文化为背景多学科立体交叉的综合研究。
十分明显，综合研究必然涉及其他学科。例如，八九十年代在我研究的课题中除文学之外，还广泛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美学、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等等。由于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大学时代和在中学工作期间也没有放弃，虽然所获知识极其有限，但却为我进一步阅读和钻研这方面的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而使我比较顺利地运用了综合研究方法，并在《诗经》《楚辞》和神话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发表的主要论著，详《关于综合研究的几点体会》（刊于《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2期）一文。
自我超越就是学术超越
1998年退休以后，我决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既然是继续研究，那就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确定更高的起点，这样才能超越故我，否则就只能是原地踏步，而很难说是“继续”。回想起来，从退休到现在，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探索学术史建构的新模式。建国后通行的学术史建构模式只有一种，即学者生平简介加其论著分析、评价的建构模式，有的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列传式”的学术史建构模式。这种建构模式比较适合于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比较缓慢的古代社会，但是，用这种模式来写20世纪《诗经》研究史，就很难从整体上反映这个时代的学术发展及其根本特征，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建构模式。我在写20世纪《诗经》研究史时，没有采用通行的“列传式”模式，而是尝试着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写成《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20世纪诗经研究史》一书。此书从《诗经》研究与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视角切入，具體考察现代学术文化思潮如何影响和决定《诗经》研究的方向、重点和方法，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特征、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从而不但回答了学术史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以及20世纪《诗经》研究史的根本特征，而且打破了建国后“列传式”学术史建构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有助于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大约从2007年开始我的研究范围从先秦文学与文化扩大到八代三朝文学与文化，憧憬未来，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新的发现。首先，阅读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并在每读完一位作家作品之后写一篇论文，先后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以郭璞的诗赋作品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计划写一本书。当然，这样选择绝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郭璞的诗赋作品，特别是他的《游仙诗》长期以来被严重误读和曲解，这种错误的观点不但被当代学者广泛接受，而且被作为定论正式写入了多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中。我想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提出一种完全对立的全新的观点，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鉴于此，为了让我的新观点更有说服力和更广泛地接受学术界的考验，我没有直接写书，而是首先就郭璞诗赋作品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撰写学术论文，从2011年夏到2015年春先后发表了11篇论文（其中关于《游仙诗》的有7篇），在此基础上才写成《郭璞诗赋研究》一书。关于此书提出的新观点及其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重新评价郭璞等问题，在《争论了千年的“游仙诗悬疑”解决了吗》（刊于《博览群书》2017年第10期）一文中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此外，在这段时间内还写有《庄子自然观》等书。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撰写学术论文是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工作，退休以后也没有间断，从1978年到2014年共发表了160余篇论文。2014年之后，从这160余篇论文中选了45篇，以《重读经典——上、中古文学与文化论集》为名正式结集出版。 通过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实践，我体会到，作为一名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文学经典做创造性阐释。通过创造性阐释，不但可以提出新的学术观点，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发现文学经典超越时空而生成的新的意义，从而为当代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思想。这样，文学经典就能活在当下，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创造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
学术思维出友谊
几十年来，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除了取得研究成果之外，还收获了宝贵的友谊。这种在共同追求中建立的友谊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回忆。
其一：
1983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辽宁省首届屈原学术研讨会，有来自18个省市自治区的学者与会。临结束时，会议组织者为了今后学术活动便于联系，让每个省市推选一名代表报会议组织者。而天津市只有我一人，其他院校都没有学者与会，于是，我便向组织者说明，天津市只有我一人，只好毛遂自荐报自己了。当时想报上名，将来起个传达通知的作用，免得天津市失去参加有关学术活动的机会。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和屈原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江陵召开，中国屈原学会筹委会决定在大连会议上上报的各地代表就是即将成立的中国屈原学会的正式理事，这样，我就成为正式理事了。我想，自己刚刚开始研究《楚辞》，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当了理事实在是名不副实。再说，天津市从事《楚辞》研究的大有人在，其中A先生与我虽素不相识，但无论是资历还是研究成果都比我更为合适。于是，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夕，我给筹委会写了一封信（因事未能与会），辞去理事一职，而推荐我市的A先生担任此职，并说明了理由。后来，有参加会议的朋友告诉我，当时筹委会正为理事名额有限而为难，将我的信在会议上念了，起了很好的作用。会议结束后，A先生回到天津向我介绍了会议情况，从此我们便结下了友谊，不断交流学术研究成果，还共同主办过在天津市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以及其他很多学术活动，
其二：
B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即研究《楚辞》和有关的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美学，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写了大量的论文。1978年至8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间，发表了以《楚辞》研究为主的论文一百篇左右，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为此，有一家国家级的学术刊物决定介绍和总结他的《楚辞》研究，计划组织两篇文章：一篇请他本人谈《楚辞》研究的体会，再找人写一篇一万字的评论文章，全面、客观评价他的研究成果。最后，这个任务落在了我头上。我在评论文章中充分肯定了他在《楚辞》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和贡献，总结了他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和优长；同时，也指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这部分共1600余字，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后来，此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过了几个月，我与B先生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相见，谈到那篇评论文章，想不到他第一句话就是：“缺点和不足提的够充分的。”我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提得不一定对，请多加批评。”会议结束返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文章找出来仔细阅读，我觉得，那些问题和不足确实存在，这样，内心才稍安。过了几个月，突然接到B先生的一封信，信中开头就说：
重读尊文，觉得改（写）得很好，有一定理论深度。这里的一些青年教师读了，反应也较好，特别是，“从优点转化为缺点”一说，他们以为说得较深；颇有同感。感谢您！
大约一年多以后，我们又在学术研讨会上相见，对那篇评论文章他再次表示肯定，认为所提的缺点和不足确实存在。可以看出，在这件事情上，B先生不失求真务实而又直率谦虚的学者风度，其诚恳态度，令人感动。从此以后，我们之间自7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友谊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深了。
人文学者的必答题
从在岗的最后几年起，我就开始做人生的“减法”，把一些行政工作和社会兼职陆续辞掉：1994年辞去了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之职（1987年担任此职），此后几年间又辞去天津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和天津市语文学会理事之职，2008年辞去了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之职（辞职信刊登于中国诗经学会《会务通讯》第51期）。除此之外，还推掉了与学术研究无关的一切活动。从此以后远离浮华与喧嚣，进一步专心致志于学术，充分享受学术研究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追求和探索的快乐，也是发现和创造的快乐。投身于学术研究既可享受过程带来的生命充实感，又有成果面世带来的成就感：学术研究给每一位有志于此者加以双倍的回报。
细想起来，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归根到底在于它体现了学者的生命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与人生的目的密切相关。所以，对于学者来说，平凡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就具有了“形而上”的神圣性质。
正是因为如此，面对近年来文学经典的价值受到怀疑甚至否定，我深感惶惑不安：从民族的角度看，否定经典的价值无异于斫伤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根；从个人的角度看，否定经典的价值也就否定了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而最终导致生命价值的虚无。所以，无论从民族整体的角度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都是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于是，2010年3月，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学经典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有的话，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几十年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学经典究竟是为了什么？等等。從此以后，在研究工作中（当时正在研究郭璞诗赋）便顺便搜集有关资料，直到2014年考虑成熟，写成并发表了《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意义》（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一文。
这篇写于我的学术生涯最后阶段的论文，对上述那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同时也为自己作为学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找到了“终极根据”。从此以后，面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所，欣慰之情常常油然而生，老年生活随之也增加了幸福感。
（作者简介：赵沛霖，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曽任文学所副所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和天津市美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上、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退休以后的论著主要有《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庄子自然观》《郭璞诗赋研究》和《重读经典》以及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回想起来，我从事学术研究纯属“半路出家”。
1980年国家招考研究人员，我通过全国统一考试，从工作了17年的中学教师岗位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成为一名研究人员。时来运转，梦想成真，一时间欣喜若狂！冷静下来才想到自己虽然已经“华丽转身”，但实际水平“依然如故”，没有些许提高，因此，便暗下决心：既把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就要有长远打算，切忌急功近利。首先要看到作为一名研究人员，自己有很多先天不足：阅读的先秦典籍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认识十分肤浅；学术视野狭窄，分析能力差；没有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等等。针对这些不足和差距，要尽快补齐短板，迎头赶上：措施一、认真读书，主要读三类书：首先、从字句训释入手全面、系统地重读先秦典籍和《史记》《汉书》的有关内容；阅读先秦历史、先秦哲学史和思想史，了解这些经典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其次、阅读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中外理论著作，如有关原始宗教、神话、原始文化和美学方面的理论著作；最后、除了以上两类书籍之外，还抽时间阅读一些“无用”的书籍，主要是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史、近现代哲学和文化哲学以及有关我国现当代哲学方面的书籍，这一点从那时起一直坚持到2014年。一般说来，这些书籍与研究课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促使人思考，使思想深刻，心智增强，从而提高思辨、认识和分析能力，从长远看，对研究工作大有益处。措施二，学习研究方法：除阅读有关方法论和介绍治学经验的论著之外，还特别注意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考察前人的研究成果，看他们是如何运用研究方法的。措施三，访问并虚心向前辈学者学习；与同行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
后来，我把这些做法概括为两句话：立足坚实基础，放眼长远未来。
读懂这场“文化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之际，正是席卷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文化热”兴起之时。这个偶然的巧合，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大环境。“文化热”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估，对于传统文化来说，这不仅是一次现代化的洗礼，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而且会促进观念变化和认识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持。反映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自觉地从文化出发研究古代文学，形成了文学的文化批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文化观照，由于不局限于狭隘的“纯文学”的范围，而是将文学与政治、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民族性格、审美趣味、风俗习尚等文化领域联系起来，从它们之间复杂的联系中审视文学，从而形成了以大文化为背景多学科立体交叉的综合研究。
十分明显，综合研究必然涉及其他学科。例如，八九十年代在我研究的课题中除文学之外，还广泛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美学、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等等。由于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大学时代和在中学工作期间也没有放弃，虽然所获知识极其有限，但却为我进一步阅读和钻研这方面的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而使我比较顺利地运用了综合研究方法，并在《诗经》《楚辞》和神话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发表的主要论著，详《关于综合研究的几点体会》（刊于《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2期）一文。
自我超越就是学术超越
1998年退休以后，我决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既然是继续研究，那就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确定更高的起点，这样才能超越故我，否则就只能是原地踏步，而很难说是“继续”。回想起来，从退休到现在，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探索学术史建构的新模式。建国后通行的学术史建构模式只有一种，即学者生平简介加其论著分析、评价的建构模式，有的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列传式”的学术史建构模式。这种建构模式比较适合于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比较缓慢的古代社会，但是，用这种模式来写20世纪《诗经》研究史，就很难从整体上反映这个时代的学术发展及其根本特征，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建构模式。我在写20世纪《诗经》研究史时，没有采用通行的“列传式”模式，而是尝试着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写成《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20世纪诗经研究史》一书。此书从《诗经》研究与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视角切入，具體考察现代学术文化思潮如何影响和决定《诗经》研究的方向、重点和方法，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特征、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从而不但回答了学术史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以及20世纪《诗经》研究史的根本特征，而且打破了建国后“列传式”学术史建构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有助于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大约从2007年开始我的研究范围从先秦文学与文化扩大到八代三朝文学与文化，憧憬未来，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新的发现。首先，阅读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并在每读完一位作家作品之后写一篇论文，先后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以郭璞的诗赋作品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计划写一本书。当然，这样选择绝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郭璞的诗赋作品，特别是他的《游仙诗》长期以来被严重误读和曲解，这种错误的观点不但被当代学者广泛接受，而且被作为定论正式写入了多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中。我想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提出一种完全对立的全新的观点，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鉴于此，为了让我的新观点更有说服力和更广泛地接受学术界的考验，我没有直接写书，而是首先就郭璞诗赋作品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撰写学术论文，从2011年夏到2015年春先后发表了11篇论文（其中关于《游仙诗》的有7篇），在此基础上才写成《郭璞诗赋研究》一书。关于此书提出的新观点及其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重新评价郭璞等问题，在《争论了千年的“游仙诗悬疑”解决了吗》（刊于《博览群书》2017年第10期）一文中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此外，在这段时间内还写有《庄子自然观》等书。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撰写学术论文是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工作，退休以后也没有间断，从1978年到2014年共发表了160余篇论文。2014年之后，从这160余篇论文中选了45篇，以《重读经典——上、中古文学与文化论集》为名正式结集出版。 通过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实践，我体会到，作为一名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文学经典做创造性阐释。通过创造性阐释，不但可以提出新的学术观点，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发现文学经典超越时空而生成的新的意义，从而为当代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思想。这样，文学经典就能活在当下，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创造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
学术思维出友谊
几十年来，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除了取得研究成果之外，还收获了宝贵的友谊。这种在共同追求中建立的友谊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回忆。
其一：
1983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辽宁省首届屈原学术研讨会，有来自18个省市自治区的学者与会。临结束时，会议组织者为了今后学术活动便于联系，让每个省市推选一名代表报会议组织者。而天津市只有我一人，其他院校都没有学者与会，于是，我便向组织者说明，天津市只有我一人，只好毛遂自荐报自己了。当时想报上名，将来起个传达通知的作用，免得天津市失去参加有关学术活动的机会。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和屈原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江陵召开，中国屈原学会筹委会决定在大连会议上上报的各地代表就是即将成立的中国屈原学会的正式理事，这样，我就成为正式理事了。我想，自己刚刚开始研究《楚辞》，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当了理事实在是名不副实。再说，天津市从事《楚辞》研究的大有人在，其中A先生与我虽素不相识，但无论是资历还是研究成果都比我更为合适。于是，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夕，我给筹委会写了一封信（因事未能与会），辞去理事一职，而推荐我市的A先生担任此职，并说明了理由。后来，有参加会议的朋友告诉我，当时筹委会正为理事名额有限而为难，将我的信在会议上念了，起了很好的作用。会议结束后，A先生回到天津向我介绍了会议情况，从此我们便结下了友谊，不断交流学术研究成果，还共同主办过在天津市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以及其他很多学术活动，
其二：
B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即研究《楚辞》和有关的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美学，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写了大量的论文。1978年至8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间，发表了以《楚辞》研究为主的论文一百篇左右，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为此，有一家国家级的学术刊物决定介绍和总结他的《楚辞》研究，计划组织两篇文章：一篇请他本人谈《楚辞》研究的体会，再找人写一篇一万字的评论文章，全面、客观评价他的研究成果。最后，这个任务落在了我头上。我在评论文章中充分肯定了他在《楚辞》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和贡献，总结了他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和优长；同时，也指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这部分共1600余字，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后来，此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过了几个月，我与B先生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相见，谈到那篇评论文章，想不到他第一句话就是：“缺点和不足提的够充分的。”我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提得不一定对，请多加批评。”会议结束返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文章找出来仔细阅读，我觉得，那些问题和不足确实存在，这样，内心才稍安。过了几个月，突然接到B先生的一封信，信中开头就说：
重读尊文，觉得改（写）得很好，有一定理论深度。这里的一些青年教师读了，反应也较好，特别是，“从优点转化为缺点”一说，他们以为说得较深；颇有同感。感谢您！
大约一年多以后，我们又在学术研讨会上相见，对那篇评论文章他再次表示肯定，认为所提的缺点和不足确实存在。可以看出，在这件事情上，B先生不失求真务实而又直率谦虚的学者风度，其诚恳态度，令人感动。从此以后，我们之间自7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友谊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深了。
人文学者的必答题
从在岗的最后几年起，我就开始做人生的“减法”，把一些行政工作和社会兼职陆续辞掉：1994年辞去了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之职（1987年担任此职），此后几年间又辞去天津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和天津市语文学会理事之职，2008年辞去了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之职（辞职信刊登于中国诗经学会《会务通讯》第51期）。除此之外，还推掉了与学术研究无关的一切活动。从此以后远离浮华与喧嚣，进一步专心致志于学术，充分享受学术研究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追求和探索的快乐，也是发现和创造的快乐。投身于学术研究既可享受过程带来的生命充实感，又有成果面世带来的成就感：学术研究给每一位有志于此者加以双倍的回报。
细想起来，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归根到底在于它体现了学者的生命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与人生的目的密切相关。所以，对于学者来说，平凡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就具有了“形而上”的神圣性质。
正是因为如此，面对近年来文学经典的价值受到怀疑甚至否定，我深感惶惑不安：从民族的角度看，否定经典的价值无异于斫伤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根；从个人的角度看，否定经典的价值也就否定了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而最终导致生命价值的虚无。所以，无论从民族整体的角度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都是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于是，2010年3月，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学经典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有的话，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几十年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学经典究竟是为了什么？等等。從此以后，在研究工作中（当时正在研究郭璞诗赋）便顺便搜集有关资料，直到2014年考虑成熟，写成并发表了《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意义》（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一文。
这篇写于我的学术生涯最后阶段的论文，对上述那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同时也为自己作为学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找到了“终极根据”。从此以后，面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所，欣慰之情常常油然而生，老年生活随之也增加了幸福感。
（作者简介：赵沛霖，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曽任文学所副所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和天津市美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上、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退休以后的论著主要有《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庄子自然观》《郭璞诗赋研究》和《重读经典》以及学术论文六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