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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流传一个短片引发众议。一对内地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便，引来一名男子不满并拍摄，双方争执冲突。事件在香港和内地的舆论持续发酵，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种是指责当街小便不文明，从而引伸为大陆客素质低下；一种是小便出于无奈，可以理解。争论的本质最后不只是在于事件本身，而形成两种对立的是香港人与内地人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隔阂。舆论的个体也出现了站队跟风，大陆人和香港人似乎也出现了党同伐异的倾向。为什么港人和内地人之间会产生如此大的冲突与争执？
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迪亚·森由于印度人的身份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英国希罗思机场入境的时候，被移民局的官员询问了他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关系，因为他的简历上印有他担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头衔。森教授当时迟疑了片刻，这一举动加深了移民局官员的怀疑，尽管后面事情的解决颇为圆满，但这引发了森教授关于“身份”的思考。他从个人身份认同的社会反思拓展到对关于世界文明紧张冲突的根源讨论，这些富有创见性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身份与暴力》之中。
关于“身份”的讨论，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学曾流行过两种观点，一是社群主义，二是文明的冲突。社群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享着一种身份，在此意义上，他们也利益共享，并且在实际行动中以共有的身份和价值观去追求共同利益，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观念倡导每个个体都充分认同群体身份，而忽略自我存在的独立意识，在群体价值观纽带的联系下，人们进入一种特殊类别的互惠关系之中，而这些被分享的共有价值观，成为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手段和方式。
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当代世界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有许多文化和文明并存，也就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决定了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因此，文明的冲突是全球不稳定因素的根源，也是现代地区爆发冲突的根源。由此，亨廷顿在理解未来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正日益把其他文明对立起来，形成冲突，从而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
这两种流行的观点在森教授的《身份与暴力》一书中都给予了反驳。他认为社群主义忽视了个体生命无限发展的可能。身份认同感一方面可以给人带来骄傲、欢愉、力量和信心，有助于个体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身份认同是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同群体间疏离甚至冲突的理由。社群主义过分强调群体归属而拒绝了各种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理解和沟通，文化身份认同的感性冲动往往使得人们忘记了人本主义的思考。至于文明的冲突，他认为文明视角的思维缺陷是关于文明之间必然相互冲突的根本理论缺陷。这种视角抹煞了人类建立其他多样化关系的可能，比如根据艺术、科学、科技、贸易等人类共同兴趣建立的多样化的联系与活动，从而过分强调冲突的必然性却关闭了“在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闸门。
森教授的身份观是自由主义身份观的代表。他的身份理论是基于“我们是大体一样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基本认识而生发出来的一种自由主义身份价值观。森教授幼年时期曾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经历了骚乱与分裂。他印象中1月份还是宽宏大量的人群，瞬间在7月份就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印度教徒和残暴无比的穆斯林。被套上单一好斗与宗教仇恨身份的民众，在刽子手的唆使下主导了这场暴力冲突事件。他反思这些由于宣扬单一身份观念而引发的宗教对立与暴力冲突，认为，人们必须承认身份的多样性，并用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来挑战单一的好战的身份认同观。共有人性的这种宽泛的认识以及个体拥有多重身份的观念，应该成为人们理性判断个体归属与行为的基本依据。人们应该自觉运用自由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思维逻辑来抵抗宣扬单一身份观念的宣教者利用人们简单的非理性的思维进而鼓动诱发人性中好战的冲动。
然而我们的世界依然被视为是由各类宗教、文化、文明组成的。人们同时拥有的如经济、阶级、性别、职业、道德、志趣等身份特征依然不能作为人群划分的依据。这种单一划分构成了我们现实世界中各种冲突与暴力的根源。尤为可悲的是，各种试图克服人类文化暴力冲突的努力也仅仅局限于单一划分观的思维模式的桎梏中。森教授认为，对抗暴力群体内善意的“温和派”领袖游说他们宗教内驱逐极端主义分子的时候，即使在必要时重新界定其宗教的意义，但依然并没有突破身份的限制，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和内容被削弱，人被身份限制在狭小的界定中，这既不能根本解决暴力的产生，也排斥了其他可以克服暴力的途径。只有充分认识我们生活中身份的多样性，并且以此作为人类的共识性思维和解决矛盾沟通的依据，也许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
承认身份的多样性，并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看上去道理十分浅显，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依据单一身份作决断而导致的冲突依然屡见不鲜。过分强调民族身份从而把个体自由无限渺小化，最后的结果就是让普通的民众服从暴力倾向，并使之从逻辑上合理化。当手拿屠刀的暴徒砍杀无辜群众的时候，难道他就不应该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位慈祥母亲的儿子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个美丽妻子的丈夫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个自食其力、有正当职业的公民吗？一个人的身份本应丰富多样，民族归属感是其中一种而已，排外的归属与宽容的接纳本可以携手同行。
单一身份引发的冲突不仅仅是在重大暴力事件上，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近日，网上流传一个短片引发众议。一对内地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便，引来一名男子不满并拍摄，双方争执冲突。事件在香港和内地的舆论持续发酵，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种是指责当街小便不文明，从而引伸为大陆客素质低下；一种是小便出于无奈，可以理解。争论的本质最后不只是在于事件本身，而形成两种对立的是香港人与内地人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隔阂。舆论的个体也出现了站队跟风，大陆人和香港人似乎也出现了党同伐异的倾向。这是单一身份引发隔阂和冲突的一个典型的生活案例。当街小便自然不雅，但也是人之常情，似乎不应该借题发挥，上纲上线。然而由于身份认同的隔阂，香港与内地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这个港人过分的强调了不雅行为的主体的“大陆客”身份，导致了他过激行为的产生。而大陆人在后面的舆论中，又过分的强调了拍摄主体的“香港人”身份，而导致后面舆论对香港文化的党同伐异。试想如果这个生活不能自理，不得已需要当街小便的孩子的监护人当时说着粤语，是否拍摄者就会上前劝诫而非拍摄了呢？如果这个拍摄者某日酒醉不得已当街呕吐，是否也会被其他人扣上不文明、素质差的标签呢？由此可见，单一身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和行为，这种影响往往导致非理性的对抗及非理性的对话。
画地为牢的单一身份形成了暴力和冲突的陷阱。认同单一身份，往往是自我放弃理性思维的一种被动的、盲从的选择。这种选择放弃了自我的追求、个性的自由、生命的尊重，还有人性的善意。如何突破人类暴力命运的幻象？森教授在《身份与暴力》中给出了解决暴力困境的一种构想：现实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反对将人们按照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进行划分。只有承认我们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作为这个世界的共同居民的理性地思维，而不是硬把人们塞入一个个狭窄的“盒子”中，也许才有可能实现世界的和平。
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迪亚·森由于印度人的身份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英国希罗思机场入境的时候，被移民局的官员询问了他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关系，因为他的简历上印有他担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头衔。森教授当时迟疑了片刻，这一举动加深了移民局官员的怀疑，尽管后面事情的解决颇为圆满，但这引发了森教授关于“身份”的思考。他从个人身份认同的社会反思拓展到对关于世界文明紧张冲突的根源讨论，这些富有创见性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身份与暴力》之中。
关于“身份”的讨论，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学曾流行过两种观点，一是社群主义，二是文明的冲突。社群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享着一种身份，在此意义上，他们也利益共享，并且在实际行动中以共有的身份和价值观去追求共同利益，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观念倡导每个个体都充分认同群体身份，而忽略自我存在的独立意识，在群体价值观纽带的联系下，人们进入一种特殊类别的互惠关系之中，而这些被分享的共有价值观，成为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手段和方式。
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当代世界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有许多文化和文明并存，也就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决定了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因此，文明的冲突是全球不稳定因素的根源，也是现代地区爆发冲突的根源。由此，亨廷顿在理解未来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正日益把其他文明对立起来，形成冲突，从而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
这两种流行的观点在森教授的《身份与暴力》一书中都给予了反驳。他认为社群主义忽视了个体生命无限发展的可能。身份认同感一方面可以给人带来骄傲、欢愉、力量和信心，有助于个体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身份认同是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同群体间疏离甚至冲突的理由。社群主义过分强调群体归属而拒绝了各种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理解和沟通，文化身份认同的感性冲动往往使得人们忘记了人本主义的思考。至于文明的冲突，他认为文明视角的思维缺陷是关于文明之间必然相互冲突的根本理论缺陷。这种视角抹煞了人类建立其他多样化关系的可能，比如根据艺术、科学、科技、贸易等人类共同兴趣建立的多样化的联系与活动，从而过分强调冲突的必然性却关闭了“在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闸门。
森教授的身份观是自由主义身份观的代表。他的身份理论是基于“我们是大体一样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基本认识而生发出来的一种自由主义身份价值观。森教授幼年时期曾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经历了骚乱与分裂。他印象中1月份还是宽宏大量的人群，瞬间在7月份就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印度教徒和残暴无比的穆斯林。被套上单一好斗与宗教仇恨身份的民众，在刽子手的唆使下主导了这场暴力冲突事件。他反思这些由于宣扬单一身份观念而引发的宗教对立与暴力冲突，认为，人们必须承认身份的多样性，并用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来挑战单一的好战的身份认同观。共有人性的这种宽泛的认识以及个体拥有多重身份的观念，应该成为人们理性判断个体归属与行为的基本依据。人们应该自觉运用自由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思维逻辑来抵抗宣扬单一身份观念的宣教者利用人们简单的非理性的思维进而鼓动诱发人性中好战的冲动。
然而我们的世界依然被视为是由各类宗教、文化、文明组成的。人们同时拥有的如经济、阶级、性别、职业、道德、志趣等身份特征依然不能作为人群划分的依据。这种单一划分构成了我们现实世界中各种冲突与暴力的根源。尤为可悲的是，各种试图克服人类文化暴力冲突的努力也仅仅局限于单一划分观的思维模式的桎梏中。森教授认为，对抗暴力群体内善意的“温和派”领袖游说他们宗教内驱逐极端主义分子的时候，即使在必要时重新界定其宗教的意义，但依然并没有突破身份的限制，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和内容被削弱，人被身份限制在狭小的界定中，这既不能根本解决暴力的产生，也排斥了其他可以克服暴力的途径。只有充分认识我们生活中身份的多样性，并且以此作为人类的共识性思维和解决矛盾沟通的依据，也许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
承认身份的多样性，并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看上去道理十分浅显，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依据单一身份作决断而导致的冲突依然屡见不鲜。过分强调民族身份从而把个体自由无限渺小化，最后的结果就是让普通的民众服从暴力倾向，并使之从逻辑上合理化。当手拿屠刀的暴徒砍杀无辜群众的时候，难道他就不应该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位慈祥母亲的儿子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个美丽妻子的丈夫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个自食其力、有正当职业的公民吗？一个人的身份本应丰富多样，民族归属感是其中一种而已，排外的归属与宽容的接纳本可以携手同行。
单一身份引发的冲突不仅仅是在重大暴力事件上，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近日，网上流传一个短片引发众议。一对内地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便，引来一名男子不满并拍摄，双方争执冲突。事件在香港和内地的舆论持续发酵，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种是指责当街小便不文明，从而引伸为大陆客素质低下；一种是小便出于无奈，可以理解。争论的本质最后不只是在于事件本身，而形成两种对立的是香港人与内地人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隔阂。舆论的个体也出现了站队跟风，大陆人和香港人似乎也出现了党同伐异的倾向。这是单一身份引发隔阂和冲突的一个典型的生活案例。当街小便自然不雅，但也是人之常情，似乎不应该借题发挥，上纲上线。然而由于身份认同的隔阂，香港与内地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这个港人过分的强调了不雅行为的主体的“大陆客”身份，导致了他过激行为的产生。而大陆人在后面的舆论中，又过分的强调了拍摄主体的“香港人”身份，而导致后面舆论对香港文化的党同伐异。试想如果这个生活不能自理，不得已需要当街小便的孩子的监护人当时说着粤语，是否拍摄者就会上前劝诫而非拍摄了呢？如果这个拍摄者某日酒醉不得已当街呕吐，是否也会被其他人扣上不文明、素质差的标签呢？由此可见，单一身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和行为，这种影响往往导致非理性的对抗及非理性的对话。
画地为牢的单一身份形成了暴力和冲突的陷阱。认同单一身份，往往是自我放弃理性思维的一种被动的、盲从的选择。这种选择放弃了自我的追求、个性的自由、生命的尊重，还有人性的善意。如何突破人类暴力命运的幻象？森教授在《身份与暴力》中给出了解决暴力困境的一种构想：现实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反对将人们按照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进行划分。只有承认我们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作为这个世界的共同居民的理性地思维，而不是硬把人们塞入一个个狭窄的“盒子”中，也许才有可能实现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