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诗歌的历史会铭记这一天：1957年1月1日，新中国最早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在成都创刊。几天后，《星星》的创刊人之一、编辑部主任白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的喜悦和激动：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那时候的《星星》人正壮志满怀，憧憬着这一颗诗歌的星星，以璀璨的光芒照耀着现代汉语诗歌漫漫的长途。
然而，好景不长，创刊号刚面世十余天，有人撰写大字报一样的文章，在报纸上批判白航对记者的那番谈话。文章武断地认为，白航的意思是说，在“双百”方针文件公布之前，文艺是被冷冻了的。同时，该文还批判了《星星》上刊登的一首爱情诗《吻》，将该诗定论为曾经国统区流行的“桃花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下流货色。几天后，批判再升级，这次的矛头直指《星星》上刊发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并且批判接踵而至，汹涌不息，不断地上纲上线。终于，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批判《草木篇》的浪潮从四川涌向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星星》诗刊编辑部全军覆没，四名编辑——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全被化为右派，并且株连到四川文联、四川大学和成都、自贡、峨眉等地的一大批作家与诗人。其中，石天河被打为“极端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刑15年，实际坐牢达22年多。
多么悲伤的往事！今天我们回首那段历史，仍然感到无比痛心。但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还是应该给以宽容和谅解。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曲折和泪水。诗歌的发展史也不例外。而宽容不等于遗忘，我们牢记伤痛，是希望以史为鉴，未来不要重蹈覆辙，而是走向宽阔而美好的明天。
1960年11月，《星星》停刊，诗歌的天空也一片黯淡。
当改革的春风拂过尘封的大地，诗歌的发展也迎来了明媚的春日。1979年9月，政府正式下达文件，为当初蒙冤受难的《星星》诗刊和4名编辑平反。同年10月，《星星》复刊。这是诗坛的一桩幸事与盛事，臧克家先生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表达他的祝贺与祝福。复刊词中有如下温暖的话语：“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这朴素的表达里，深深地彰显着《星星》人在历经磨难后，始终坚守的那一份诗歌的初心与情怀。
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那是汉语新诗最为辉煌的时期。《星星》诗刊是这段诗歌辉煌史的推动者、缔造者和见证者。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为期7天的“星星诗歌节”，评选出10位“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当选。狂热的观众把会场的门窗都挤破了，许多未能挤进会场的观众，仍然站在外面的寒风中倾听。观众簇拥着，推搡着，向诗人们“围追堵截”，索取签名。有一次舒婷就被围堵得离不开会场，最后由警察开道，才得以顺利突围。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优秀诗人们所受到的热捧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当红明星。据当年的亲历者叶延滨介绍，在那次诗歌节上叶文福最受欢迎，文工团出身的他一出场就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化动作，甩掉大衣，举起话筒，以极富煽动性的话语进行演讲和朗诵，赢得阵阵欢呼。热情的观众把他团团围住，弄得他一身的眼泪、口红和鼻涕……那是一段风起云涌的诗歌岁月，《星星》也因为这段特别的历史而增添别样的荣光。
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多元化，诗歌的热潮逐渐散去，走下了神坛，退到了文化的边缘。但在布后街2号（后搬迁至红星路二段85号）的院子里，依然有无数怀揣诗歌梦想的年轻人来到《星星》诗刊编辑部，朝圣他们心中的精神殿堂。很多时候，整个编辑部的上午时光，都会被来访的读者和作者所占据。曾担任《星星》副主编的陈犀先生在弥留之际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写诗的朋友，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写信了！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星星》诗刊编辑曾参明，尚未年老，就被尊称为“曾婆婆”，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她热忱地接待访客，慷慨地帮助作者，细致地为读者回信，详细地归纳所有来稿者的档案，以一位编辑的职业操守和良知，仿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温暖着每一个《星星》的读者和作者。多年后，当《星星》的另一位编辑靳晓静在某地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时，一位辽宁的诗人向靳晓静打听曾参明的情况，得知她老人家年事已高，耳聋了，背驼了，那位诗人顿时哗地一下流下了热泪。
正是这样一个个《星星》人心中燃着诗歌的火，血液里沸着诗歌的爱，才让这一颗诗歌的星星在浩瀚的文艺长空中发出其独特而耀眼的光亮。在跨入新世纪后，《星星》与都江堰、杜甫草堂、武侯祠一道被提名为成都的文化标志。2001年底，诗人梁平从重庆调任《星星》执行主编，在他的带领下，《星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于2002年8月推出下半月刊，着力于青年诗人和网络诗歌的发掘。2007年1月，《星星》下半月刊改为了诗歌理论刊，是全国首家诗歌理论期刊。2013年，《星星》改为旬刊，推出了下旬刊散文诗。2015年，又推出了古体诗词双月刊《天府诗苑》。由此，《星星》集诗歌原创、诗歌理论、散文诗、古体诗词于一体，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功构建了全国种类最齐全、类型最丰富的诗歌舰队。
在这些年里，《星星》诗刊编辑部实行开门办刊的方式，联合不同的社会单位举办各种诗歌活动，尤其是每年一届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反响最为强烈，已成为中国诗坛的文化品牌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是在这样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中，《星星》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连续两届授予“国家期刊奖”等诸多荣誉。但我们深知，再精致的奖杯，也不如读者的口碑更有分量，正如陕西的一位读者在给《星星》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直到现在，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一提起《星星》，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 是的，这里永远是所有诗歌爱好者心灵温暖的家园。
在《星星》走过的第58个年头里，作为一名《星星》的晚辈，能够在这样一个团队里工作当是我人生的幸运。当我敲下以上文字时，我再一次翻看了我影册中最近的一张全家福，不由感慨万千。2006年春节前夕，《星星》诗刊编辑部举行了一次难得的团聚，最年长的白航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最年轻的我20多岁，四世同堂，在那一刻因为诗歌成为了同享欢乐的一家人。但时过境迁，如今离世的离世，退休的退休，那样的聚会也不复再来，只能成为一抹温馨的回忆。
但我知道，无论时空如何幻变，无论人员如何更迭，一代代的《星星》人，都将会秉承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以满腔的诗歌热忱无悔地付出，无私地奉献，始终如一，不忘初心。
然而，好景不长，创刊号刚面世十余天，有人撰写大字报一样的文章，在报纸上批判白航对记者的那番谈话。文章武断地认为，白航的意思是说，在“双百”方针文件公布之前，文艺是被冷冻了的。同时，该文还批判了《星星》上刊登的一首爱情诗《吻》，将该诗定论为曾经国统区流行的“桃花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下流货色。几天后，批判再升级，这次的矛头直指《星星》上刊发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并且批判接踵而至，汹涌不息，不断地上纲上线。终于，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批判《草木篇》的浪潮从四川涌向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星星》诗刊编辑部全军覆没，四名编辑——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全被化为右派，并且株连到四川文联、四川大学和成都、自贡、峨眉等地的一大批作家与诗人。其中，石天河被打为“极端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刑15年，实际坐牢达22年多。
多么悲伤的往事！今天我们回首那段历史，仍然感到无比痛心。但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还是应该给以宽容和谅解。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曲折和泪水。诗歌的发展史也不例外。而宽容不等于遗忘，我们牢记伤痛，是希望以史为鉴，未来不要重蹈覆辙，而是走向宽阔而美好的明天。
1960年11月，《星星》停刊，诗歌的天空也一片黯淡。
当改革的春风拂过尘封的大地，诗歌的发展也迎来了明媚的春日。1979年9月，政府正式下达文件，为当初蒙冤受难的《星星》诗刊和4名编辑平反。同年10月，《星星》复刊。这是诗坛的一桩幸事与盛事，臧克家先生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表达他的祝贺与祝福。复刊词中有如下温暖的话语：“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这朴素的表达里，深深地彰显着《星星》人在历经磨难后，始终坚守的那一份诗歌的初心与情怀。
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那是汉语新诗最为辉煌的时期。《星星》诗刊是这段诗歌辉煌史的推动者、缔造者和见证者。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为期7天的“星星诗歌节”，评选出10位“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当选。狂热的观众把会场的门窗都挤破了，许多未能挤进会场的观众，仍然站在外面的寒风中倾听。观众簇拥着，推搡着，向诗人们“围追堵截”，索取签名。有一次舒婷就被围堵得离不开会场，最后由警察开道，才得以顺利突围。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优秀诗人们所受到的热捧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当红明星。据当年的亲历者叶延滨介绍，在那次诗歌节上叶文福最受欢迎，文工团出身的他一出场就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化动作，甩掉大衣，举起话筒，以极富煽动性的话语进行演讲和朗诵，赢得阵阵欢呼。热情的观众把他团团围住，弄得他一身的眼泪、口红和鼻涕……那是一段风起云涌的诗歌岁月，《星星》也因为这段特别的历史而增添别样的荣光。
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多元化，诗歌的热潮逐渐散去，走下了神坛，退到了文化的边缘。但在布后街2号（后搬迁至红星路二段85号）的院子里，依然有无数怀揣诗歌梦想的年轻人来到《星星》诗刊编辑部，朝圣他们心中的精神殿堂。很多时候，整个编辑部的上午时光，都会被来访的读者和作者所占据。曾担任《星星》副主编的陈犀先生在弥留之际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写诗的朋友，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写信了！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星星》诗刊编辑曾参明，尚未年老，就被尊称为“曾婆婆”，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她热忱地接待访客，慷慨地帮助作者，细致地为读者回信，详细地归纳所有来稿者的档案，以一位编辑的职业操守和良知，仿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温暖着每一个《星星》的读者和作者。多年后，当《星星》的另一位编辑靳晓静在某地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时，一位辽宁的诗人向靳晓静打听曾参明的情况，得知她老人家年事已高，耳聋了，背驼了，那位诗人顿时哗地一下流下了热泪。
正是这样一个个《星星》人心中燃着诗歌的火，血液里沸着诗歌的爱，才让这一颗诗歌的星星在浩瀚的文艺长空中发出其独特而耀眼的光亮。在跨入新世纪后，《星星》与都江堰、杜甫草堂、武侯祠一道被提名为成都的文化标志。2001年底，诗人梁平从重庆调任《星星》执行主编，在他的带领下，《星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于2002年8月推出下半月刊，着力于青年诗人和网络诗歌的发掘。2007年1月，《星星》下半月刊改为了诗歌理论刊，是全国首家诗歌理论期刊。2013年，《星星》改为旬刊，推出了下旬刊散文诗。2015年，又推出了古体诗词双月刊《天府诗苑》。由此，《星星》集诗歌原创、诗歌理论、散文诗、古体诗词于一体，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功构建了全国种类最齐全、类型最丰富的诗歌舰队。
在这些年里，《星星》诗刊编辑部实行开门办刊的方式，联合不同的社会单位举办各种诗歌活动，尤其是每年一届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反响最为强烈，已成为中国诗坛的文化品牌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是在这样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中，《星星》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连续两届授予“国家期刊奖”等诸多荣誉。但我们深知，再精致的奖杯，也不如读者的口碑更有分量，正如陕西的一位读者在给《星星》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直到现在，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一提起《星星》，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 是的，这里永远是所有诗歌爱好者心灵温暖的家园。
在《星星》走过的第58个年头里，作为一名《星星》的晚辈，能够在这样一个团队里工作当是我人生的幸运。当我敲下以上文字时，我再一次翻看了我影册中最近的一张全家福，不由感慨万千。2006年春节前夕，《星星》诗刊编辑部举行了一次难得的团聚，最年长的白航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最年轻的我20多岁，四世同堂，在那一刻因为诗歌成为了同享欢乐的一家人。但时过境迁，如今离世的离世，退休的退休，那样的聚会也不复再来，只能成为一抹温馨的回忆。
但我知道，无论时空如何幻变，无论人员如何更迭，一代代的《星星》人，都将会秉承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以满腔的诗歌热忱无悔地付出，无私地奉献，始终如一，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