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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它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被历代学者所称颂。但是对于《左传》叙述鬼神妖梦之事，古人则有所诟病。汉王充认为《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晋范宁认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宋胡安国也认为《左氏》“失之巫”；清韩菼批评《左传》“好语神怪，易致失实”，等等。如果单纯从史实考证的角度来说，这些观点的确有其道理。
然而，《左传》是史也是经，虽然史官文化提倡“实录”，但书写帝王圣贤的神异传说，能够为权力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左传》还有阐释《春秋经》的任务。从“以事解经”的角度而言，叙事的主要目的在于解经，有时可以对故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如《公羊传》《谷梁传》中所叙故事有些也与史实不符。《左传》通过叙述鬼神妖梦来体现善恶报应，可以劝惩人心，亦可令“乱臣贼子惧”。
每一种叙事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国上古时代巫史并称，夏商时期，巫觋文化盛行，人们将许多事情的发生归因于天地鬼神意志。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发展，礼乐文化盛行，史官文化兴起。可是巫官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表现为史官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及借鬼神说人事的叙事方式。同时，在神秘思维的背后，理性精神逐渐上升。
壹
上古时期，先民面对各种异常现象无法正确解释，便把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人类社会的变化联系起来。“一切奇异的现象都被看成是稍后必将发生的灾难的朕兆，同时也是它的原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这是人类最初的共性思维，这种思维反映在叙事上，就产生了灾异叙事。
《山海经》开启了大量记载异常物象的先河，并把异常物象的出现和特定事件的发生联系起来。《左传》则通过叙述异常物象的出现来预兆其后将要发生的事件，且大多应验，并借贤人君子之口，阐明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左传》所叙异常物象种类繁多，概括而言，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偶尔降临人间的天神。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所记之神：“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古人认为，自从重、黎绝地天通，神灵就不再轻易降临人间，如若出现，便预示着某些重大事件将要发生。如内史过所言：“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此段叙事“为僖二年晋灭下阳传”。（冯李骅、陆浩《左绣》）下阳被攻克只是虢国走向灭亡的第一步，僖公五年八月，晋军围上阳，上阳乃虢国都城，到了十二月，晋国灭掉虢国，虢公丑出逃。神降莘地，虽被视作虢国灭亡的预兆，但是虢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却是虢国国君“虐而听于神”。
第二类是死而有怨的鬼魂。如《左传》僖公十年所记晋太子申生的鬼魂：
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太子申生死而复现，告知狐突他已请求上帝把晋国给予秦国。狐突向申生陈述利害：如果晋国灭亡，申生将会断绝祭祀；况且百姓无罪，不该受此牵连。申生同意狐突所言，突然消失。后巫者代表申生转告狐突：天帝将惩罚夷吾，韩原之战晋国必败。其后秦晋战于韩原，晋国战败，晋惠公被俘。《左传》借申生鬼魂之口预揭战争结果，意在说明晋惠公背信弃义，不得人心，晋国必然失败。
第三类是由人而兴的妖。如《左传》庄公十四年所记郑国两蛇相斗：“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两蛇相斗于郑国城门之下，城内的蛇死掉了，恰逢郑厉公重入郑国当政。鲁庄公认为这是妖在作祟，申繻则认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申繻的观点揭示了郑国出现异常现象的深层原因。“前借蛇斗起峰峦，后以原繁为亲贴，其实序傅瑕之贰耳。傅瑕之贰，厉公所由入也。”（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庄公十四年此则叙事，表面看来是写两蛇相斗的怪异之事，其实背后探寻的是郑厉公能够重入郑国的原因：正是因为有傅瑕作为内应，帮助郑厉公弑杀了郑子仪，厉公才能回国复位。郑厉公重登君位，却以傅瑕为臣不忠将他处死。《左传》冷眼道来，令读史者深思。
可见，《左传》叙述神异事件，各种异常物象只是表象，借神怪之事阐释某种道义才是叙事的主要目的。这种将异常物象和战争成败、国家兴衰联系起来的叙事传统保留了下来，为后世叙事提供了素材和范式。其中对鬼神的描写，拓宽了叙事时空，增长了叙事的虚构能力。
贰
我国典籍中有很多关于梦的记载，早在甲骨卜辞中就有了记载占梦的内容。《左传》共记叙了三十一梦，除了直接预言战争结果及祸福吉凶，《左传》所叙之梦还有更深层次的蕴含。
首先是分析兴亡成败的原因。如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国子玉之梦：“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失败。《左传》追述了战前楚国主将子玉的梦，子玉梦见河神想以孟诸的水草地换取他尚未使用的的琼弁、玉缨。孟诸是宋国的大泽，和楚国的云梦齐名。这意味着如果子玉献出宝物，楚国攻打宋国就可以取胜，但是子玉并没有按梦中河神的吩咐去做，还不听别人劝告。《左传》借子西之口总结了子玉将败的原因：“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因为子玉没有满足河神愿望导致一连串的失败。其实是他自取灭亡：子玉不尊从楚成王撤军之命，强行出战，君臣离心；作为主帅，战前又自傲轻敌，以致城濮之战楚国以失败告终。和子玉之梦相对的是晋文公之梦：“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晋文公的梦也是发生在城濮之战前，此梦凶险，所以晋文公非常担心。“子犯审见事宜，故权言以答梦，实其惧而劝其战。”（汪基《古文喈凤》）晋文公忧心战事，子犯却能权衡利弊，鼓舞君心，晋国君臣同心。晋楚交战，晋文公退避三舍，以报楚成王当年扶助之恩。后晋国大胜，为诸侯盟主百有余年。通过《左传》叙梦可知，城濮之战，晋胜楚败有其深层原因和历史必然性。 其次是揭露权力争夺、君位更替的真相。如昭公七年，《左传》所记孔成子之梦和史朝之梦：
衛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絷。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
按照周朝礼制，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应该立庶长子为储君，但是卫国却立了庶幼子。因为卫国两位大臣都梦见卫国先祖康叔嘱咐自己当立庶幼子元为君，其后他们为此事进行占卜，卦象也与梦境吻合。《左传》在叙述这一系列事件的同时，也揭露了一个历史真相：卫国君权更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卫国卿大夫孔成子及史朝，并且二人此举荫及子孙，辅佐新君的将是孔成子及史朝的后人。至于他们所立的卫灵公，并非仁君。其他类似的梦还有僖公四年骊姬借晋献公之梦谗害太子申生、哀公十六年卫庄公以释梦为由驱逐太叔遗，等等。
再次，探究生死祸福的根源。无论是好梦成真还是恶梦成谶往往与做梦者过往有关。如有善举，必将受其福佑。如宣公十五年，《左传》记载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嘱咐其子魏颗，自己百年之后，一定让爱妾改嫁。后来，魏武子病危，又要求让爱妾给自己陪葬。魏颗选择听取父亲神智清醒时的托付，在魏武子去世之后，将其爱妾改嫁。辅氏之役，魏颗看见有个老人结草绊倒了秦国大力士杜回，所以他才有机会俘虏了杜回。晚上魏颗梦见了白天帮助自己的老者，老者告诉魏颗，他是魏武子爱妾的父亲，因为魏颗选择将父亲爱妾改嫁而非殉葬，所以老人结草为报。魏颗俘虏杜回，此举意义重大，“其勋铭于景锺”（《国语·晋语七》）。《左传》借叙梦表达了对魏颗的赞赏，同时阐明若有善举，必有福佑。“结草报恩”也成了流传久远的典故。
相反，若有恶行，则难逃报应。如襄公十八年荀偃之梦：“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因荀偃曾参与弑杀晋厉公的政变，心有忧惧，所以梦见厉公索命，后来果然头生恶疮而死。可见弑君难逃报应。但荀偃为国事操劳，死不瞑目，栾盈发誓伐齐到底，荀偃方闭目受含。伐齐战争也如巫皋预言，晋国终获胜利。再如成公十年，晋景公梦厉鬼索命，桑田巫和景公作了同样的梦，他预言景公吃不到当年的新麦了。在求医的过程中，景公又梦见自己病入膏肓。景公将食新麦，先杀了桑田巫，饭食尚未入口，景公便腹胀坠厕而死。可惜小臣无辜受累，因梦见背着景公登天而被殉葬。此段叙事，四梦交织，极尽奇幻。也是因为景公不义，曾杀人子孙，故而厉鬼索命，可见报应不爽。
最后，为帝王圣贤获得权力寻找合法性依据。如《左传》宣公三年燕姞之梦：
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
燕姞之梦，预示她的孩子因天而启，将大兴于郑。后来，燕姞生下一个儿子，以兰为名。兰是芳香的植物，公子兰在众兄弟之中最为贤德，即使他亡居晋国，也不忘父母之国，所以得到了晋文公的支持，纷乱之后被迎回郑国作了太子。郑文公去世，公子兰继承君位，即郑穆公。《左传》中和燕姞之梦类似的还有昭公元年邑姜之梦及昭公二十一年所记泉丘女之梦。从教化的层面来讲，《左传》把很多“传说的历史”写入史书，是对圣贤传说的巧妙处理。它既使得帝王圣贤神异传说合理化，又使得帝王圣贤的权力合法化。
《左传》此类叙梦对其后史书影响重大，《史记》记载薄姬梦苍龙据腹，次日刘邦临幸薄姬，后有刘恒称帝；王美人怀孕时，梦见日入其怀，后有刘彻称帝，等等。大抵都是母亲一梦已知孩子未来必然成王为君，一生显贵。这些都是借神异故事为帝王圣贤获得权力寻找合法性依据。
叁
《左传》所叙鬼神妖梦之事，虽反映了一定的神秘思维，但也体现了春秋时期理性精神的上升。这种理性精神首先表现为如何对待鬼神。如昭公七年记载，郑国铸造刑鼎之后，有人梦见伯有披甲而行，声称三月初二将要杀死驷带，次年正月二十七日又要杀死公孙段（因为伯有是被驷带、公孙段等大夫诛杀的）。后来，恰好三月初二驷带死了，次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孙段也死了，人们就越来越恐惧了。子产虽然也承认人死可以为鬼魂，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采取相应措施，立了伯有的儿子良止为大夫来安抚伯有的鬼魂，使其不再为害。同时还立了以前被诛杀的子孔的儿子公孙泄为大夫，以安抚民心。可见《左传》叙事并不只于对鬼魂事件的描述，还叙述了子产通达人鬼之事，关注民心，巧妙化解了伯有为厉的不良影响，体现了当时有识之士的理性精神。
其次表现在如何应对灾异。如昭公十八年五月，大火星开始在黄昏出现，并刮着风。梓慎认为此风是火灾的开始，预言七天以后，将要发生火灾。七天后，宋国、卫国、陈国、郑国果然发生了火灾。裨灶声称如果不采纳他以宝物禳灾的建议，郑国还要发生火灾。郑国人请求采纳裨灶的建议，大夫子产不同意，他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所以就不给裨灶宝物禳灾，而是加强防范，后来也没有再发生火灾。子产的观点，可视作春秋时期理性精神萌发的先声。
最后表现为如何选择占卜结果。如文公十三年，邾文公为了迁都到绎地而占问吉凶。占卜的史官认为此卦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邾文公云：“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随从劝邾文公以君主性命为重。邾文公认为“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于是就迁都到绎地。君子认为邾文公真正懂得天命。邾文公能知天命，以民为重，也是理性精神的体现。
可见《左传》中虽有对鬼神灾异的敬畏，但也有理性的思考和应对。像子产这样的有识之士能够正确认识鬼神灾异之事，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们的理性精神将成为时代进步的先声。
概言之，《左传》叙述鬼神妖梦之事，既有对历史兴衰的探究，又有对《春秋》大义的阐释。虽有神秘思维的存在，但也体现了一定的理性精神。《左传》叙写鬼神妖梦之事影响深远，后世史传、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神幻小说等莫不受其浸润。
（作者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