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无”指无文凭、无单位、无党派。
傅雷多次强调自己是五四精神培育起来的，他借议论法国学术界喻示自己属于“在恶劣的形势之下，有骨头，有勇气，能坚持的人，仍旧能撑持下来”。
人们习惯概括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如果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皇权，争取政治自由的权利；那么五四运动则是反对专制礼教文化、争取思想自由的革命。那时各种新思想广泛传播，差异虽多，但几乎都呼唤自由，追求人性的尊严和个人力量。18世纪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是许多知识分子表示决心时爱用的话，文艺作品也常引用宣扬这种精神。后来殷夫翻译的裴多菲的诗：“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是被广泛传诵为人熟知。无疑，争取思想精神文化信仰的自由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人们所追求。
傅雷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成长起来的。后来在法国留学，自由、平等、博爱等当然是他熟悉的。傅雷早期翻译过莫罗阿的《服尔德（伏尔泰）传》。傅雷的“小园子”比喻就是从伏尔泰那里引用过来的。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曾说，不管世界如何疯狂和残酷，“种咱们的园地要紧”。据杨绛先生说：傅雷曾把自己比喻为“墙洞里的小老鼠”，也是从传记作者比喻伏尔泰为“躲在席中的野兔”脱胎而来的。伏尔泰就是远离宫廷教会等所在的权力中心巴黎，避居在日内瓦湖附近的法尔奈20年，自由地写了大量重要著作。傅雷曾说伏尔泰作品中描写的那种境界，影响他对现实多少带着超然的态度。凡此可见影响之大。至于受罗曼·罗兰等的思想熏陶，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傅雷热爱自由的思想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
傅雷的自由也还表现在对待学校教育上。他自幼除接受家教外，曾上过两个小学，两个中学，一个大学，每个学校都只读过半年一载，或因“顽劣”，或因“言论激烈”，或因参加学生运动等，被开除或转校。后又留学法国4年。如此经历10多年的学校教育却始终没有领得一张文凭。这绝不是说他学习不好，而是他有意无意对这些世俗规矩并不在意。当他为人之父后，有一段时间，他就不让傅聪上学校受教育，而是留在家里親自选材教课。他对文凭、分数、学位一类并不重视，认为这类东西作为谋生手段未始不好，“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识，世界上没有学位而真有学问的人不在少数，有了很好听的学位而并无实学的人也有的是”。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学识渊博、中外文化学养深厚的大学问家竟然没有一张文凭和—个学位。
傅雷一生从事固定的社会职业时间极少，总共大概没有超过3年。他在上海美专、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等二三处也都只工作了一年半载，因和同事相处不合而辞去。他几乎没有参加政治文化团体活动。他曾参与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但不久就退出，后来有朋友再三劝说回“民盟”或“民促”并许以“高官”之称，他都以自己“脾气急躁、缺少涵养”为由坚决辞谢。1956年后他听了毛泽东“鼓动鸣放的讲话”十分感动并深信不疑，再加中共文艺界领导的固请，当了两年上海政协委员和两三个月的上海作协书记。他放下手里的译著，停工脱产，无偿地从事调查收集民意的工作，写了十几份详细充实的关于出版、音乐、翻译以至农业方面的意见、建议或调查报告，他满怀希望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帮助政府做些有益于改迸知识分子工作的事，结果“忙得不可开交”，却落得一顶“右派帽子”，受到莫名的打击和批判。这次参与社会活动给他带来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又一次证明他那种特立独行、讲真话的自由精神是不适应世俗社会中虚与委蛇的生活的。
（摘自《博览群书》 作者：丹晨）
傅雷多次强调自己是五四精神培育起来的，他借议论法国学术界喻示自己属于“在恶劣的形势之下，有骨头，有勇气，能坚持的人，仍旧能撑持下来”。
人们习惯概括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如果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皇权，争取政治自由的权利；那么五四运动则是反对专制礼教文化、争取思想自由的革命。那时各种新思想广泛传播，差异虽多，但几乎都呼唤自由，追求人性的尊严和个人力量。18世纪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是许多知识分子表示决心时爱用的话，文艺作品也常引用宣扬这种精神。后来殷夫翻译的裴多菲的诗：“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是被广泛传诵为人熟知。无疑，争取思想精神文化信仰的自由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人们所追求。
傅雷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成长起来的。后来在法国留学，自由、平等、博爱等当然是他熟悉的。傅雷早期翻译过莫罗阿的《服尔德（伏尔泰）传》。傅雷的“小园子”比喻就是从伏尔泰那里引用过来的。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曾说，不管世界如何疯狂和残酷，“种咱们的园地要紧”。据杨绛先生说：傅雷曾把自己比喻为“墙洞里的小老鼠”，也是从传记作者比喻伏尔泰为“躲在席中的野兔”脱胎而来的。伏尔泰就是远离宫廷教会等所在的权力中心巴黎，避居在日内瓦湖附近的法尔奈20年，自由地写了大量重要著作。傅雷曾说伏尔泰作品中描写的那种境界，影响他对现实多少带着超然的态度。凡此可见影响之大。至于受罗曼·罗兰等的思想熏陶，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傅雷热爱自由的思想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
傅雷的自由也还表现在对待学校教育上。他自幼除接受家教外，曾上过两个小学，两个中学，一个大学，每个学校都只读过半年一载，或因“顽劣”，或因“言论激烈”，或因参加学生运动等，被开除或转校。后又留学法国4年。如此经历10多年的学校教育却始终没有领得一张文凭。这绝不是说他学习不好，而是他有意无意对这些世俗规矩并不在意。当他为人之父后，有一段时间，他就不让傅聪上学校受教育，而是留在家里親自选材教课。他对文凭、分数、学位一类并不重视，认为这类东西作为谋生手段未始不好，“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识，世界上没有学位而真有学问的人不在少数，有了很好听的学位而并无实学的人也有的是”。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学识渊博、中外文化学养深厚的大学问家竟然没有一张文凭和—个学位。
傅雷一生从事固定的社会职业时间极少，总共大概没有超过3年。他在上海美专、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等二三处也都只工作了一年半载，因和同事相处不合而辞去。他几乎没有参加政治文化团体活动。他曾参与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但不久就退出，后来有朋友再三劝说回“民盟”或“民促”并许以“高官”之称，他都以自己“脾气急躁、缺少涵养”为由坚决辞谢。1956年后他听了毛泽东“鼓动鸣放的讲话”十分感动并深信不疑，再加中共文艺界领导的固请，当了两年上海政协委员和两三个月的上海作协书记。他放下手里的译著，停工脱产，无偿地从事调查收集民意的工作，写了十几份详细充实的关于出版、音乐、翻译以至农业方面的意见、建议或调查报告，他满怀希望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帮助政府做些有益于改迸知识分子工作的事，结果“忙得不可开交”，却落得一顶“右派帽子”，受到莫名的打击和批判。这次参与社会活动给他带来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又一次证明他那种特立独行、讲真话的自由精神是不适应世俗社会中虚与委蛇的生活的。
（摘自《博览群书》 作者：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