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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笔者禁不住笑了，难道这还是个问题吗?精神病医院入住的当然是精神病患者啦!精神病医院是专科性医院，只收治精神失常者。若是其他各种病都可到精神病医院去看，这是新闻。若是精神正常者入住精神病医院，则更是奇闻。
然而，笔者从传媒中真的获知了这样的奇闻，而且是两例：
其一是发生在山东新泰市，时间是2008年10月。当地农民孙法武打算赴京上访，在泰安汽车站被当地镇政府的信访办主任认出，强行送至新泰精神病院。这条消息还透露，此前已有18名人员因上访而被强行送入新泰精神病院，其中有一名是因与邻居发生宅基地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上访的84岁高龄的退休干部。（2009年1月13日《杂文报》）
第二例奇闻也是发生在2008年的下半年，地址在北京。是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行凶，致六名民警死亡，三名民警和一名保安受伤。犯下惊天大案的杨佳之母王静梅，不久被北京市大屯派出所带走协助调查，此后便不知所踪。家人报警无答复。直至11月5日当地居委会主任才告知王静梅家人，王静梅在北京安康精神病医院！（2009年2月13日《生活文摘报》）
孙法武没有精神病。新泰医院院长坦承，医院里有很多人是上访户，是被地方政府的人员强行送来的。经诊断，医院见被送来的人不像精神病患者，要拒收，但政府的人都带着病情鉴定书，无法拒绝。当地政府的人员也表示，出于上级不许越级上访的压力，将上访户送到精神病医院，是无奈之举。孙法武是在精神病医院住了20余日，在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被允许出院回家的。
知情人介绍，杨佳在上海犯大案有前因。2007年10月杨佳在上海某派出所遭打，因此不断上访，要求给他个说法。上海警方甚至愿意付费（第一次是1500元，第二次改为1万元）和解，但被王静梅拒绝。上访无果，偏执的杨佳私自行凶，铸成大罪。显然，王静梅的自由存在，一定会“干扰上海司法办案”。若公然拘留，于法不许。于是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就成了王静梅“最好”的去处。
两条奇闻，均和上访相关。前者是屡屡上访、越级上访者，后者是因上访无果而犯案的间接上访参与者。
上访，本是公民维护正当权益的正当权利，这是上了法的。为此，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县市都设有专司上访事宜的信访局，可见对此之重视。只因信访局只能接待上访者和中转上访问题，无责、无权、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其回复通常也只是“你反映的问题已转到有关部门”之类。倘有关部门以“正在处理”应付或干脆石深大海，上访者越级上访这还是好的，这毕竟表示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假如像杨佳之类因上访无果而“自我解决”，那后果就严重了。
几年前的国家信访局局长说过信访的“四个80%”，颇得百姓好评，一时传为美谈。这“四个80%”是：“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当年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尖锐准确地指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却难以解决问题一样，国家信访局局长说的这“四个80%”，话很实在，深得民心，但苦于鞭长莫及、职权有限，在减少上访、解决问题上，作用同样十分有限。
越级上访使上级信访部门穷于应付，而且问题也只能在问题的发生地解决，这样，减少上访乃至没有上访就成了地方政绩考核的一条潜标准或显标准。这一条是最要命的。正是这一条迫使地方官员对上访人员上访前或劝或堵，上访后或追或抓。由于上访不违法，因而不能对上访人员明目张胆地采取法律手段，因而在劝而无效，堵、追、抓得手后，对上访人员恐吓者有之，暗地监视者有之，穿小鞋者有之。至于送进精神病医院，乃至最近新发现的东北某地办的限制自由的“信访学习班”，可谓这方面“解放思想的实践创新”。惟独对造成上访的问题，或推或拖，依然故我。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有些学者振振有词地说，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前些年的事实似乎是对这个理论的证实，可是，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2600美元，2008年已逼近3000美元，社会矛盾并未得到明显的缓和，甚至有增无减，乃至强行送社会矛盾的当事者进精神病医院这种拙劣的办法，竟成了某些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也能想得出来。人均GDP多一点，充其量也只能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有利的经济条件，但它绝不能自然而然地缓解社会矛盾，给社会带来和谐。社会矛盾的式微，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更需要以公平正义为灵魂的制度和机制。
党中央提出，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改革发展30年成绩斐然，“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从实践来看，人们是怎样“共享”这个“蛋糕”的呢?有吃得撑了并且还藏着掖着的，有吃饱了的，有吃了几口的，有吃点蛋糕渣的，至于那些有固定工作弄得没了工作、有房有地弄得没房没地而又未得到合理补偿的，有没有吃上蛋糕还是个问题。“共享”成果中内含的社会公平正义离现实尚远。邓小平晚年语重心长地说，富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如果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而今上访人员中的主体正是那些期求公平正义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未能如愿者。
虽说送上访者进精神病医院只是某些基层工作人员所为，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能对此满不在乎，不当回事。个别之中有一般，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它表明：基层干部中，还有少数人没有把上访者看作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中的“人”，不了解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对宪法上写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且这已成为普世价值漠然视之，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置诸脑后，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名言当作耳旁风，破坏了共产党的形象，损害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笔者由衷地期望不再听到送上访者进精神病医院之类的奇闻。当然，首先要不再发生送上访者进精神病医院之类的事，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飘扬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然而，笔者从传媒中真的获知了这样的奇闻，而且是两例：
其一是发生在山东新泰市，时间是2008年10月。当地农民孙法武打算赴京上访，在泰安汽车站被当地镇政府的信访办主任认出，强行送至新泰精神病院。这条消息还透露，此前已有18名人员因上访而被强行送入新泰精神病院，其中有一名是因与邻居发生宅基地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上访的84岁高龄的退休干部。（2009年1月13日《杂文报》）
第二例奇闻也是发生在2008年的下半年，地址在北京。是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行凶，致六名民警死亡，三名民警和一名保安受伤。犯下惊天大案的杨佳之母王静梅，不久被北京市大屯派出所带走协助调查，此后便不知所踪。家人报警无答复。直至11月5日当地居委会主任才告知王静梅家人，王静梅在北京安康精神病医院！（2009年2月13日《生活文摘报》）
孙法武没有精神病。新泰医院院长坦承，医院里有很多人是上访户，是被地方政府的人员强行送来的。经诊断，医院见被送来的人不像精神病患者，要拒收，但政府的人都带着病情鉴定书，无法拒绝。当地政府的人员也表示，出于上级不许越级上访的压力，将上访户送到精神病医院，是无奈之举。孙法武是在精神病医院住了20余日，在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被允许出院回家的。
知情人介绍，杨佳在上海犯大案有前因。2007年10月杨佳在上海某派出所遭打，因此不断上访，要求给他个说法。上海警方甚至愿意付费（第一次是1500元，第二次改为1万元）和解，但被王静梅拒绝。上访无果，偏执的杨佳私自行凶，铸成大罪。显然，王静梅的自由存在，一定会“干扰上海司法办案”。若公然拘留，于法不许。于是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就成了王静梅“最好”的去处。
两条奇闻，均和上访相关。前者是屡屡上访、越级上访者，后者是因上访无果而犯案的间接上访参与者。
上访，本是公民维护正当权益的正当权利，这是上了法的。为此，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县市都设有专司上访事宜的信访局，可见对此之重视。只因信访局只能接待上访者和中转上访问题，无责、无权、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其回复通常也只是“你反映的问题已转到有关部门”之类。倘有关部门以“正在处理”应付或干脆石深大海，上访者越级上访这还是好的，这毕竟表示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假如像杨佳之类因上访无果而“自我解决”，那后果就严重了。
几年前的国家信访局局长说过信访的“四个80%”，颇得百姓好评，一时传为美谈。这“四个80%”是：“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当年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尖锐准确地指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却难以解决问题一样，国家信访局局长说的这“四个80%”，话很实在，深得民心，但苦于鞭长莫及、职权有限，在减少上访、解决问题上，作用同样十分有限。
越级上访使上级信访部门穷于应付，而且问题也只能在问题的发生地解决，这样，减少上访乃至没有上访就成了地方政绩考核的一条潜标准或显标准。这一条是最要命的。正是这一条迫使地方官员对上访人员上访前或劝或堵，上访后或追或抓。由于上访不违法，因而不能对上访人员明目张胆地采取法律手段，因而在劝而无效，堵、追、抓得手后，对上访人员恐吓者有之，暗地监视者有之，穿小鞋者有之。至于送进精神病医院，乃至最近新发现的东北某地办的限制自由的“信访学习班”，可谓这方面“解放思想的实践创新”。惟独对造成上访的问题，或推或拖，依然故我。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有些学者振振有词地说，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前些年的事实似乎是对这个理论的证实，可是，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2600美元，2008年已逼近3000美元，社会矛盾并未得到明显的缓和，甚至有增无减，乃至强行送社会矛盾的当事者进精神病医院这种拙劣的办法，竟成了某些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也能想得出来。人均GDP多一点，充其量也只能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有利的经济条件，但它绝不能自然而然地缓解社会矛盾，给社会带来和谐。社会矛盾的式微，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更需要以公平正义为灵魂的制度和机制。
党中央提出，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改革发展30年成绩斐然，“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从实践来看，人们是怎样“共享”这个“蛋糕”的呢?有吃得撑了并且还藏着掖着的，有吃饱了的，有吃了几口的，有吃点蛋糕渣的，至于那些有固定工作弄得没了工作、有房有地弄得没房没地而又未得到合理补偿的，有没有吃上蛋糕还是个问题。“共享”成果中内含的社会公平正义离现实尚远。邓小平晚年语重心长地说，富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如果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而今上访人员中的主体正是那些期求公平正义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未能如愿者。
虽说送上访者进精神病医院只是某些基层工作人员所为，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能对此满不在乎，不当回事。个别之中有一般，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它表明：基层干部中，还有少数人没有把上访者看作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中的“人”，不了解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对宪法上写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且这已成为普世价值漠然视之，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置诸脑后，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名言当作耳旁风，破坏了共产党的形象，损害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笔者由衷地期望不再听到送上访者进精神病医院之类的奇闻。当然，首先要不再发生送上访者进精神病医院之类的事，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飘扬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