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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爆发的不列颠之战是世界上第一场完全在空中实施的战役行动，它毫无疑问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战役之一。1940年，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征服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和法国。欧洲唯一仍在与纳粹德国继续对抗的国家只有英国。经历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国陆军把几乎所有的装甲车辆和重型装备都留在了欧洲大陆。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重新武装起来，保卫本土。丘吉尔当时就说：“魏刚将军所称的法国之战已经结束。我预测不列颠之战即将开始。敌人的所有仇恨和作战力量很快将转向我们。希特勒深知，他要么将我们彻底击败于英伦三岛，要么将输掉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能够顽强抵抗，整个欧洲都会重获自由……因此，让我们各尽其责，并让大英帝国及其联邦的臣民在一千年后仍然能够说，这是我们最光辉的年代!”
英国皇家空军上将休·道丁(Hugh Dowding)爵士在不列颠之战中领导“少数人”(温斯顿·丘吉尔语)为保卫英伦天空而英勇奋战。然而，在不列颠之战取得空前辉煌的战绩之后不久，他即被解除了战斗机司令部司令的职务，解职方式和时机直到目前仍存在争议。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司令阿瑟·哈里斯爵士指出：“他是当时在世的唯一赢得历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之一的指挥官，这种名垂青史的战绩或许可抚慰他内心的痛苦。”
被低估的胜利者
虽然很少有人可被称为改变历史进程的伟人，但道丁爵士(此后被册封为本特利小修道院道丁勋爵)无疑是他们当中的一位。在不列颠之战中，他作为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司令，率领部属取得了现代战争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胜利。
不列颠之战不仅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战役之一，也是二十世纪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之一。在英国历史上还有哪些战役在重要程度上能与不列颠之战相提并论呢?除了凯撒在公元44-45年的远征之外，也许就只剩下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1588年消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和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了。凯撒和“诺曼底的威廉”的侵略行动取得了成功，而与不列颠之战一样，在英国皇家海军与“无敌舰队”的交锋以及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外国针对英国的侵略都被挫败。后两次战役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们本身都是经典的海战行动，并在更高的战略层次上分别阻止了西班牙和法国对英国的侵略。率领英军赢得这两次战役的指挥官一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和霍雷肖·纳尔逊勋爵——也成为世界名将。然而，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者道丁却几乎被世人遗忘。
在研究不列颠之战时，有必要简要回顾当时的政治形势：“纳粹战争机器到1940年夏季已占领了从苏联边境到大西洋、从瑞典边境到地中海的几乎整个欧洲。英国陆军被完全击败并从敦刻尔克撤回本国，法国在6月底向德国投降。希特勒已着手入侵英国。”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当时成为阻止德国侵略的唯一力量。由于战斗机司令部的存在，德国侵入英国本土的灾难最终没有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列颠之战与丘吉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可能是因为他出色的领导能力和雄辩的口才，而道丁在不列颠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未得到适当的评价。
关于不列颠之战以及道丁的价值，最好的评价或许来自于敌人——德国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特。二战结束后，这位元帅在接受审问时被问到一个问胚，即他何时感觉到德军的攻势受到遏制，以及德国接连不断的胜利从何时开始变得越来越可疑，是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或是阿拉曼?伦德斯泰特回答说：“不，是不列颠之战。”这种回答令审问者震惊不已，他们进一步追问原因，伦德斯泰特解释说：“不列颠之战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德军并非不可战胜。”
从山地炮兵到皇家空军
休·道丁是一位小学教师的儿子，他于1882年4月24日生于苏格兰的莫法特。道丁曾在温切斯特公学以及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军事学院接受教育。他随后加入英国皇家炮兵部队，作为低级军官在直布罗陀、锡兰和香港服役。
道丁此后作为皇家山地炮兵部队的低级军官在印度服役6年，他非常喜欢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那种紧张、孤独并时常面临危险的生活。他因渴望晋升而离开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道丁提供了机会，他后来回忆说：“我作为低级军官服役13年，然而却在4年之中晋升为准将。而在此后的26年间，我—直是将军。这真是一种奇特而缺乏对称性的服役经历。”
即便道丁的履历表并非无可挑剔，但P.s.c(毕业于三军指挥参谋学院的简写)字样有助于他的晋升。虽然道丁进入三军指挥参谋学院的过程充满曲折，但总体而言，他在这所学院度过了两年愉快时光。然而，他仍对该院在理论上尊重思想自由却在实际上压制非正统思想表示不满。道丁发现，三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教官都是一些工作勤奋和尽职尽责的军人，他们博学多才、智力超群而且大都心胸开阔。但是他们对基本军事原则盲目遵从，同时不愿面对空中力量这种战争新生事物。在一次演习中，道丁可支配6架飞机，他决定全部加以使用，这种举动受到了教官的嘲讽。道丁当时虽然并非精通空中作战的专家，但他仍能感受到教官不合逻辑的构想。他由此得出结论，即英国陆军最好能有一些参谋人员了解空中作战常识，他本人愿意成为其中一员。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会飞行。
1913年，英国皇家空军仍处于“婴儿期”，它只能训练那些已取得民用飞行执照的人员。道丁在布鲁克兰兹的皇家飞行俱乐部学习飞行技能。1913年12月20日，在道丁从三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的同一天清晨，他也获得了飞行员执照(编号第771)。
一些人学习飞行是为了满足其征服天空的浪漫幻想，另一些人则是将飞行视为他们的职业或谋生手段。道丁对飞行的兴趣则源于掌握知识的渴望。作为三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毕业生，道丁加入RFc的申请很容易被后者接受。他的计划是在中央飞行学校(cFS)获得飞行经验，随后返回陆军团级部队。
1914年，道丁在CFS第一次遇见特伦查德，后者当时担任校长助理，他对道丁此后的军事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当时两人的服役经历不同，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共同点。他们都具备下述特点：公正无私，思想深刻，鄙视低俗和虚伪，为他人利益或某种抽象的事业甘于自我牺牲，以及以外表的严肃(源自其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形成的坚定意志)掩盖其本质上的善良。在从CFs获得飞行执照后，道丁被分配至特伦查德手下工作，道丁当时急切盼望赴法国作战，他在一周之内两次与特伦查德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最终成功说服了后者。特伦查德派遣道丁以观察员身份到法国——这在RFc的内部被视为受到冷遇。然而，道丁对法国之行感到满意。道丁成为一名前线飞行员，并参与了西线上空的大规模空战行动。
法国前线
1915年夏季，道丁晋升为少校并担任 了第16飞行中队中队长。该中队隶属于由特伦查德(此后不久即担任驻法国的皇家空军司令)指挥的第1飞行联队。道丁不太喜欢这项管理工作。虽然他当时较好地行使了对中队的指挥权，但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一位合适的中队长。对于多数部属而言，道丁是一位语气温和、少言寡语的长官，他思考的许多问题都在飞行员的知识领域之外。道丁性格非常内向，而且有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习惯，即总是同时表扬和责备某人。
当道丁担任第16中队中队长期间，该中队仅击落了1架德军飞机，事后证明该机是在英军战线后方降落时坠毁，飞行员和观测员安全着陆，但他们在爬出机舱时被不遵守国际公法的英军士兵击毙。道丁采取了非同寻常的骑士般的行动，他收集了这两名飞行人员的遗物，并将其空投至德军战线后方，并告知德军这两名飞行人员已按军事礼仪安葬。多年以后，道丁获知此事使他在德国空军中成为传奇式人物。在西线的德军部队中广泛流传的是，如果哪位德军指挥官认为他所在部队的战俘未获得公正待遇，他就会向道丁少校提供信息，从而使这些战俘的不利境遇迅速受到关注。
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却是对道丁个性特点的恰当评价。
1915年7月，道丁第一次与特伦查德发生了重要分歧。第16中队接收了新螺旋桨，但这些螺旋桨不适于改装该中队的战机。道丁在未从联队司令部获得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请求特伦查德调查此事。道丁的这次抱怨正逢特伦查德处于困难时期，后者对前者显露的超群才智感到不快。虽然特伦查德佩服道丁的技术效率，但他也认识到第16中队飞行员非常讨厌道丁“挑剔和古板”的个性。因此，特伦查德从一开始就不想合理处理道丁的抱怨，他强行命令道丁改装螺旋桨。道丁作出了妥协，他对飞机飞行性能的怀疑促使他本人亲自进行试飞。事后，道丁打电话向特伦查德报告，试飞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却非常危险。虽然特伦查德最后将责任推给了巴黎的飞机制造厂，但此事埋下了两人不合的根源——道丁认为这表明特伦查德在技术方面的愚蠢，而后者则认为此事反映了前者自以为是的个性。
两人之间的第二次冲突发生在索姆河战役末期。道丁当时被任命为第9飞行联队联队长。在索姆河战役开始后的1个月内，英军损失异常严重，道丁与特伦查德就是否有必要让因为持续执行飞行任务而非常疲劳的飞行员得到休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特伦查德虽然再次采纳了道丁的建议，但心中殊为不快，他认为道丁显然缺乏自信并过于关注伤亡。特伦查德甚至轻蔑地称道丁为“惊慌的吉米”。由此，道丁于1916年奉调回国并担任南部训练旅的指挥官。道丁此时虽然晋升为准将，但在一战此后的作战行动中g未执行作战任务。一战结束后，道丁加入了新组建的英国皇家空军。
不列颠之战的奠基人
1930年，道丁受邀加入空军委员会并担任补给和科研委员会的成员。任职期间，道丁在推进皇家空军技术进步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皇家空军补给和科研委员会的成员，他坚信研发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并竭尽全力争取足够的研发经费。道丁作出的一些决策为赢得几年后的不列颠之战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他预见到双翼机继续服役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必须尽快研制高速战斗机，由此他成为金属机身单翼机的坚定支持者。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有力推动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皇家空军的骄傲——“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才在1934年投入批量生产。道丁还组织了“斯特灵”和其他型号重型轰炸机以及8管机炮的早期研发工作。英军早期预警雷达从初期试验到形成部署能力的整个阶段内，也得到了道丁的大力扶持。
1933年，为了表彰他的出色成绩，道丁晋升为空军中将并被英国王室册封为爵士。
当皇家空军于1936年7月组建战斗机司令部时，道丁出众的技术背景以及对防御作战的兴趣，加上他对于雷达指挥控制系统以及现代化战斗机研制的支持，使他成为英国皇家空军之中最有资格成为战斗机司令部司令的候选人。
在道丁尽一切努力组建战斗机司令部的同时，他与空军部的关系却趋于紧张，尤其是在1937年。道丁的宿敌(同时在11年间一直作为道丁下属)西里尔·内沃尔被任命为皇家空军参谋长，使得这种关系更趋恶化。在此之前。道丁曾获得了空军部任命他本人担任空军参谋长的承诺，因此当空军部最终作出决定时，道丁自然感到震惊，但他仍然极力控制住失望情绪。继续为提高战争指挥能力而加紧准备。他负责监督新型飞机的研制、皇家观测队的扩充以及RDF部队与通信和控制部门的协同。
1940年，道丁与空军少将凯斯·帕克密切协作，负责为敦刻尔克撤退提供空中掩护。虽然道丁仅能支配约200架战机，但仍竭尽全力从德国空军手中夺取了制空权。然而，随着法国形势在1940年5、6月期间的急剧恶化，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面临重大考验。由于为英国远征军(BEF)提供支援的皇家空军战斗机力量出现了惊人的高损失率，并导致英国本土防空力量被削弱，道丁不愿再牺牲飞行员的生命去实施被他视为徒劳无功的拯救盟军部队的空中行动。
1940年5月15日，道丁越级向战争内阁报告相关情况。内阁在听取道丁的汇报后同意不再向法国派遣更多的战斗机中队。然而，当时上任仅5天的首相丘吉尔在当天否决了此项决定，并向法国增派了4个战斗机中队。英国远征军的撤退以及法国的沦陷导致了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作战资源的过早损失，并使道丁对形势更为忧虑。道丁随后又写给丘吉尔一封著名的信件，重申了防空力量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促使丘吉尔于5月19日宣布：“从今天开始，无论法国的形势出现何种变化，都不允许任何战斗机中队离开英国本土。”
这一举动展示了道丁重要的战略前瞻能力。有人称此举使丘吉尔对道丁本人产生了反感，但这种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因为此后，在道丁退役时间这个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上，丘吉尔作出了有利于道丁的决定。这从丘吉尔写给空中力量国务秘书的便条的口气中得到明显体现：“我本人认为，他(道丁)是皇家空军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实际上，我完全信任他。”这清楚地表明了丘吉尔对道丁的态度。道丁的战略构想对英国战争内阁的决策形成了决定性影响。可以认为为，道丁在不列颠之战的战略层次填补了明显的空白，并在战役层次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与之相反，道丁的许多上级在该领域仍欠缺应有的能力，例如内沃尔。道丁还与一些担任关键职务的决策者和资源提供者保持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如飞机制造部负责人及战争内阁成员的比弗布鲁克勋爵和防空司令部司令派尔将军等。毫无疑问，促使道丁与比弗布鲁克形成亲密关系的“催化剂”是他们两人都对空军部反感。此外，道丁还获得了来自丘吉尔的有力政治支持，后者对空军部—直抱有怀疑。丘吉尔批准道丁成为本土防御部成员，随着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各界开始高度关注战斗机司令 部，丘吉尔对该司令部所属的年轻飞行员及其领导人道丁都极尽溢美之词。
保卫英国的天空
道丁组建战斗机司令部并在随后管理该部门日常运行的经历，几乎提供了战斗机司令部司令工作模式的经典范例。道丁发展了一种从战略思维以及下达命令角度出发制订方案的有效方法。他充分认识到着眼长远思考问题的必要性，并能针对未来作战行动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制订好应对方案。
如果说道丁在思维能力方面存在某种潜在缺陷，那就是他过多地介入了战术层次的问题。他对技术知识非常精通，在对作战或技术建议心存疑虑时，经常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公平而言，道丁对战术问题先入为主的思考，无疑使他未能认识进而未能正确处理不列颠之战中最重要的作战问题——两位下属的分歧——他们分别是部署于东北战区的第12战斗机联队指挥官特拉福德·李－马洛里，以及部署于遭受德国空军空袭最多且对抗最为激烈的泰晤士河以南区域的第11战斗机联队指挥官凯斯·帕克。道丁任命帕克担任第11战斗机联队指挥官，却没有让雄心勃勃的李一马洛里如愿得到该职务。这两名个性截然不同的战斗机联队长对空战战略和战术的认识存在差异。帕克认为应采用杀伤性较强的战术，即以最快速度集结战斗机中队，并要求它们在尽可能远的空城对德军战机进行拦截。这种拦截行动由道丁亲自指挥，但它面临着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数量少于德军的风险。李－马洛里则倾向于将4－5个战斗机中队组成1个“大联队”，利用有效时机在空中集结，对进犯英国领空的德军战机实施突然袭击。
除战术方面的分歧之外，帕克和李－马洛里的个人关系也极其糟糕，他们即便在各自的参谋人员面前也毫不掩盖相互之间的厌恶感。无论上述两种战术各自的优势如何，李－马洛咀的个人野心成为问题的关键。
“大联队”战术最初由道格拉斯·贝德尔创造，这位勇猛的指挥官当时担任第12联队第242战斗机中队(部署于杜克斯福特空军基地)的中队长。虽然贝德尔本人从未被视为是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军官，但他坚信，出动大规模战斗机实施拦截是消灭德军大机群的最佳方法。糟糕的是，由于贝德尔决心证明他理论的正确性，多次自行其是，不服从战斗机司令部的指令并与道丁的指挥体系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第11联队所属的机场未能获得第12联队战斗机提供的足够防护。李－马洛里毫无保留地支持“大联队”拦截理论。然而，道丁对该理论并不感兴趣，他认为由5个战斗机中队组成的大型编队将花很长时间分散，而且大型编队中的战斗机将存空战中相互产生不利影响。
在不列颠之战结束后，战斗机司令部运用历史数据重现过1940年9月的一次大规模空战行动。李－马洛里采用他和贝德尔声称的最有效的“人编队”模式应对德军威胁，但在此次演习中遭受惨败，按照裁判人员发出的指令，在“大联队”的战斗机起飞升空之前，战斗机司令部最重要的比金·希尔和肯雷机场都遭到了轰炸。这次演习证明了道丁所采取战术的正确性。
但是，“大联队”理论获得了空军副参谋长索尔托·道格拉斯的青睐，他于1940年10月17日在空军部组织了一次声名狼藉的会议，专门讨论战斗机战术问题。此次会议被视为拥护“大联队”战术的人士对道丁进行的一次突然袭击。
在不列颠之战中，第11和12联队采用的相互矛盾的战术显然产生了不相宜的后果。作为这两位指挥官的上级，道丁本应对此进行干预，这也正是他作为战斗机司令部司令所担负的职责之一；从另一方面看，道工有意不对上述分歧进行干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原因何在?首先，希望实现的战果已经达到；其次，2个联队的部署方位对所采用的战术也产生了影响；再次，只要两名能力极强且个性张扬的下属能够成功地打击共同敌人，那么他们之间存在矛盾不会产生坏处。最后，在不列颠之战中，撤换两名重要指挥官中的任何一人都会对部队士气和作战成效造成灾难性影响。
早在1940年8月，德国空军就开始集中兵力进行夜间轰炸。道丁在不列颠之战的这个关键阶段强烈反对抽调其本来数量较少的单发战斗机去参加夜战(这些战斗机也不适合夜间拦截)，而是着眼于发展机载雷达，坚持长时间保留战斗机力量以应对主要作战行动。道丁认为，将用于主要作战行动的战斗机分散使用是一种自杀式做法，夜间对抗并不会对不列颠之战的最终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道丁还是抽调出一些有价值的作战资源，用于帮助增强夜间战斗机的作战能力。但是民众的压力和英国政府的政治需求使得政府高层在这个问题上与道丁产生了分歧。英国组建了一个级别更高的委员会，由前任空军参谋长约翰·萨尔蒙德爵士担任主席，他对道丁并不友善。该委员会迅速形成结论并于9月底撰写了报告，萨尔蒙德在报告中将道丁比作“战斗机司令部运用新思维和取得新进步的障碍。”虽然面临因德军夜间轰炸而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但道丁仍然坚信能够在实现主要作战目标的同时承受空袭损失。取得不列颠之战的关键因素是在昼间争夺制空权的对抗中使德国空军面临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
道丁始终不愿调整战术，这表明他始终关注战略目标的战争基本原则。著名历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一哈特在不列颠之战后撰文指出：“在道丁上将的出色指挥下，战斗机司令部所属的50多个中队通过艰苦努力，挫败了德国人夺取制空权的努力。”
对夜间防空的巨大担忧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后果，以及关于“大联队”战术的争执，使道丁的批评者在说服丘吉尔解除其职务时拥有了有效证据。力主解除道丁职务的“压力集团”由萨尔蒙德牵头，并得到了特伦查德勋爵的有力支持，后者“对道丁的指挥能力提出置疑，并认为他已无法控制局面。”特伦查德作为“英国皇家空军之父”，在当时仍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可以推测丘吉尔当时面临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他最终作出了不情愿的让步。在不列颠之战结束几周后，1940年11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新任参谋长波特上将解除了道丁的战斗机司令部司令的职务。根据道丁本人的请求，他最终于1942年7月退役。
由于英国皇家空军不愿打破先例，因此意味着道丁不可能被授予空军元帅军衔，即便是英国国王的推荐也无济于事。道丁在余生之中很大程度上远离皇家空军并成为神秘书籍的作者。二战结束后，道丁成为不列颠之战的传奇人物，他最为自豪的时刻出现在电影《不列颠之战》1969年的首映式上，当时全场观众起立欢迎他入场。他在晚年担任不列颠之战战斗机协会会长。当他于1970年去世后，灵柩被安葬于西敏寺教堂，这也象征着英国对其杰出贡献的最终评价。
道丁的指挥能力
作为一名军官，道丁在青年时代度过了光荣而平凡的服役生活。航空事业为他的奉献精神和强烈求知欲望提供了新的机会。道丁所具备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建立在丰富飞行经验基础上的出色能力，使他成为反对陈腐观点的有力宣传者。此后，道丁因在空军部任职的几年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深感痛苦，这种失落感又因缺乏友善态度的内沃尔在1937年被任命为他的上司而进一步加深。道丁拥有求真务实的作风，他对飞行员需求的创造性理解通常导致他与那些保守的同僚发生争执。在评价道丁的指挥成效和能力时必须认识到以下问题，即他在与上级打交道时既没有时间也缺乏意愿采用某种灵活策略，直言不讳并不是一种招人喜爱的个性。毫无疑问，道丁在其整个军事生涯中都实现了既定目标，由此能够判定他是一位具有出色指挥能力的军官。
英国皇家空军上将休·道丁(Hugh Dowding)爵士在不列颠之战中领导“少数人”(温斯顿·丘吉尔语)为保卫英伦天空而英勇奋战。然而，在不列颠之战取得空前辉煌的战绩之后不久，他即被解除了战斗机司令部司令的职务，解职方式和时机直到目前仍存在争议。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司令阿瑟·哈里斯爵士指出：“他是当时在世的唯一赢得历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之一的指挥官，这种名垂青史的战绩或许可抚慰他内心的痛苦。”
被低估的胜利者
虽然很少有人可被称为改变历史进程的伟人，但道丁爵士(此后被册封为本特利小修道院道丁勋爵)无疑是他们当中的一位。在不列颠之战中，他作为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司令，率领部属取得了现代战争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胜利。
不列颠之战不仅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战役之一，也是二十世纪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之一。在英国历史上还有哪些战役在重要程度上能与不列颠之战相提并论呢?除了凯撒在公元44-45年的远征之外，也许就只剩下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1588年消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和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了。凯撒和“诺曼底的威廉”的侵略行动取得了成功，而与不列颠之战一样，在英国皇家海军与“无敌舰队”的交锋以及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外国针对英国的侵略都被挫败。后两次战役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们本身都是经典的海战行动，并在更高的战略层次上分别阻止了西班牙和法国对英国的侵略。率领英军赢得这两次战役的指挥官一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和霍雷肖·纳尔逊勋爵——也成为世界名将。然而，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者道丁却几乎被世人遗忘。
在研究不列颠之战时，有必要简要回顾当时的政治形势：“纳粹战争机器到1940年夏季已占领了从苏联边境到大西洋、从瑞典边境到地中海的几乎整个欧洲。英国陆军被完全击败并从敦刻尔克撤回本国，法国在6月底向德国投降。希特勒已着手入侵英国。”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当时成为阻止德国侵略的唯一力量。由于战斗机司令部的存在，德国侵入英国本土的灾难最终没有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列颠之战与丘吉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可能是因为他出色的领导能力和雄辩的口才，而道丁在不列颠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未得到适当的评价。
关于不列颠之战以及道丁的价值，最好的评价或许来自于敌人——德国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特。二战结束后，这位元帅在接受审问时被问到一个问胚，即他何时感觉到德军的攻势受到遏制，以及德国接连不断的胜利从何时开始变得越来越可疑，是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或是阿拉曼?伦德斯泰特回答说：“不，是不列颠之战。”这种回答令审问者震惊不已，他们进一步追问原因，伦德斯泰特解释说：“不列颠之战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德军并非不可战胜。”
从山地炮兵到皇家空军
休·道丁是一位小学教师的儿子，他于1882年4月24日生于苏格兰的莫法特。道丁曾在温切斯特公学以及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军事学院接受教育。他随后加入英国皇家炮兵部队，作为低级军官在直布罗陀、锡兰和香港服役。
道丁此后作为皇家山地炮兵部队的低级军官在印度服役6年，他非常喜欢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那种紧张、孤独并时常面临危险的生活。他因渴望晋升而离开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道丁提供了机会，他后来回忆说：“我作为低级军官服役13年，然而却在4年之中晋升为准将。而在此后的26年间，我—直是将军。这真是一种奇特而缺乏对称性的服役经历。”
即便道丁的履历表并非无可挑剔，但P.s.c(毕业于三军指挥参谋学院的简写)字样有助于他的晋升。虽然道丁进入三军指挥参谋学院的过程充满曲折，但总体而言，他在这所学院度过了两年愉快时光。然而，他仍对该院在理论上尊重思想自由却在实际上压制非正统思想表示不满。道丁发现，三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教官都是一些工作勤奋和尽职尽责的军人，他们博学多才、智力超群而且大都心胸开阔。但是他们对基本军事原则盲目遵从，同时不愿面对空中力量这种战争新生事物。在一次演习中，道丁可支配6架飞机，他决定全部加以使用，这种举动受到了教官的嘲讽。道丁当时虽然并非精通空中作战的专家，但他仍能感受到教官不合逻辑的构想。他由此得出结论，即英国陆军最好能有一些参谋人员了解空中作战常识，他本人愿意成为其中一员。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会飞行。
1913年，英国皇家空军仍处于“婴儿期”，它只能训练那些已取得民用飞行执照的人员。道丁在布鲁克兰兹的皇家飞行俱乐部学习飞行技能。1913年12月20日，在道丁从三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的同一天清晨，他也获得了飞行员执照(编号第771)。
一些人学习飞行是为了满足其征服天空的浪漫幻想，另一些人则是将飞行视为他们的职业或谋生手段。道丁对飞行的兴趣则源于掌握知识的渴望。作为三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毕业生，道丁加入RFc的申请很容易被后者接受。他的计划是在中央飞行学校(cFS)获得飞行经验，随后返回陆军团级部队。
1914年，道丁在CFS第一次遇见特伦查德，后者当时担任校长助理，他对道丁此后的军事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当时两人的服役经历不同，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共同点。他们都具备下述特点：公正无私，思想深刻，鄙视低俗和虚伪，为他人利益或某种抽象的事业甘于自我牺牲，以及以外表的严肃(源自其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形成的坚定意志)掩盖其本质上的善良。在从CFs获得飞行执照后，道丁被分配至特伦查德手下工作，道丁当时急切盼望赴法国作战，他在一周之内两次与特伦查德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最终成功说服了后者。特伦查德派遣道丁以观察员身份到法国——这在RFc的内部被视为受到冷遇。然而，道丁对法国之行感到满意。道丁成为一名前线飞行员，并参与了西线上空的大规模空战行动。
法国前线
1915年夏季，道丁晋升为少校并担任 了第16飞行中队中队长。该中队隶属于由特伦查德(此后不久即担任驻法国的皇家空军司令)指挥的第1飞行联队。道丁不太喜欢这项管理工作。虽然他当时较好地行使了对中队的指挥权，但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一位合适的中队长。对于多数部属而言，道丁是一位语气温和、少言寡语的长官，他思考的许多问题都在飞行员的知识领域之外。道丁性格非常内向，而且有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习惯，即总是同时表扬和责备某人。
当道丁担任第16中队中队长期间，该中队仅击落了1架德军飞机，事后证明该机是在英军战线后方降落时坠毁，飞行员和观测员安全着陆，但他们在爬出机舱时被不遵守国际公法的英军士兵击毙。道丁采取了非同寻常的骑士般的行动，他收集了这两名飞行人员的遗物，并将其空投至德军战线后方，并告知德军这两名飞行人员已按军事礼仪安葬。多年以后，道丁获知此事使他在德国空军中成为传奇式人物。在西线的德军部队中广泛流传的是，如果哪位德军指挥官认为他所在部队的战俘未获得公正待遇，他就会向道丁少校提供信息，从而使这些战俘的不利境遇迅速受到关注。
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却是对道丁个性特点的恰当评价。
1915年7月，道丁第一次与特伦查德发生了重要分歧。第16中队接收了新螺旋桨，但这些螺旋桨不适于改装该中队的战机。道丁在未从联队司令部获得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请求特伦查德调查此事。道丁的这次抱怨正逢特伦查德处于困难时期，后者对前者显露的超群才智感到不快。虽然特伦查德佩服道丁的技术效率，但他也认识到第16中队飞行员非常讨厌道丁“挑剔和古板”的个性。因此，特伦查德从一开始就不想合理处理道丁的抱怨，他强行命令道丁改装螺旋桨。道丁作出了妥协，他对飞机飞行性能的怀疑促使他本人亲自进行试飞。事后，道丁打电话向特伦查德报告，试飞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却非常危险。虽然特伦查德最后将责任推给了巴黎的飞机制造厂，但此事埋下了两人不合的根源——道丁认为这表明特伦查德在技术方面的愚蠢，而后者则认为此事反映了前者自以为是的个性。
两人之间的第二次冲突发生在索姆河战役末期。道丁当时被任命为第9飞行联队联队长。在索姆河战役开始后的1个月内，英军损失异常严重，道丁与特伦查德就是否有必要让因为持续执行飞行任务而非常疲劳的飞行员得到休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特伦查德虽然再次采纳了道丁的建议，但心中殊为不快，他认为道丁显然缺乏自信并过于关注伤亡。特伦查德甚至轻蔑地称道丁为“惊慌的吉米”。由此，道丁于1916年奉调回国并担任南部训练旅的指挥官。道丁此时虽然晋升为准将，但在一战此后的作战行动中g未执行作战任务。一战结束后，道丁加入了新组建的英国皇家空军。
不列颠之战的奠基人
1930年，道丁受邀加入空军委员会并担任补给和科研委员会的成员。任职期间，道丁在推进皇家空军技术进步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皇家空军补给和科研委员会的成员，他坚信研发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并竭尽全力争取足够的研发经费。道丁作出的一些决策为赢得几年后的不列颠之战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他预见到双翼机继续服役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必须尽快研制高速战斗机，由此他成为金属机身单翼机的坚定支持者。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有力推动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皇家空军的骄傲——“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才在1934年投入批量生产。道丁还组织了“斯特灵”和其他型号重型轰炸机以及8管机炮的早期研发工作。英军早期预警雷达从初期试验到形成部署能力的整个阶段内，也得到了道丁的大力扶持。
1933年，为了表彰他的出色成绩，道丁晋升为空军中将并被英国王室册封为爵士。
当皇家空军于1936年7月组建战斗机司令部时，道丁出众的技术背景以及对防御作战的兴趣，加上他对于雷达指挥控制系统以及现代化战斗机研制的支持，使他成为英国皇家空军之中最有资格成为战斗机司令部司令的候选人。
在道丁尽一切努力组建战斗机司令部的同时，他与空军部的关系却趋于紧张，尤其是在1937年。道丁的宿敌(同时在11年间一直作为道丁下属)西里尔·内沃尔被任命为皇家空军参谋长，使得这种关系更趋恶化。在此之前。道丁曾获得了空军部任命他本人担任空军参谋长的承诺，因此当空军部最终作出决定时，道丁自然感到震惊，但他仍然极力控制住失望情绪。继续为提高战争指挥能力而加紧准备。他负责监督新型飞机的研制、皇家观测队的扩充以及RDF部队与通信和控制部门的协同。
1940年，道丁与空军少将凯斯·帕克密切协作，负责为敦刻尔克撤退提供空中掩护。虽然道丁仅能支配约200架战机，但仍竭尽全力从德国空军手中夺取了制空权。然而，随着法国形势在1940年5、6月期间的急剧恶化，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面临重大考验。由于为英国远征军(BEF)提供支援的皇家空军战斗机力量出现了惊人的高损失率，并导致英国本土防空力量被削弱，道丁不愿再牺牲飞行员的生命去实施被他视为徒劳无功的拯救盟军部队的空中行动。
1940年5月15日，道丁越级向战争内阁报告相关情况。内阁在听取道丁的汇报后同意不再向法国派遣更多的战斗机中队。然而，当时上任仅5天的首相丘吉尔在当天否决了此项决定，并向法国增派了4个战斗机中队。英国远征军的撤退以及法国的沦陷导致了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作战资源的过早损失，并使道丁对形势更为忧虑。道丁随后又写给丘吉尔一封著名的信件，重申了防空力量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促使丘吉尔于5月19日宣布：“从今天开始，无论法国的形势出现何种变化，都不允许任何战斗机中队离开英国本土。”
这一举动展示了道丁重要的战略前瞻能力。有人称此举使丘吉尔对道丁本人产生了反感，但这种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因为此后，在道丁退役时间这个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上，丘吉尔作出了有利于道丁的决定。这从丘吉尔写给空中力量国务秘书的便条的口气中得到明显体现：“我本人认为，他(道丁)是皇家空军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实际上，我完全信任他。”这清楚地表明了丘吉尔对道丁的态度。道丁的战略构想对英国战争内阁的决策形成了决定性影响。可以认为为，道丁在不列颠之战的战略层次填补了明显的空白，并在战役层次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与之相反，道丁的许多上级在该领域仍欠缺应有的能力，例如内沃尔。道丁还与一些担任关键职务的决策者和资源提供者保持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如飞机制造部负责人及战争内阁成员的比弗布鲁克勋爵和防空司令部司令派尔将军等。毫无疑问，促使道丁与比弗布鲁克形成亲密关系的“催化剂”是他们两人都对空军部反感。此外，道丁还获得了来自丘吉尔的有力政治支持，后者对空军部—直抱有怀疑。丘吉尔批准道丁成为本土防御部成员，随着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各界开始高度关注战斗机司令 部，丘吉尔对该司令部所属的年轻飞行员及其领导人道丁都极尽溢美之词。
保卫英国的天空
道丁组建战斗机司令部并在随后管理该部门日常运行的经历，几乎提供了战斗机司令部司令工作模式的经典范例。道丁发展了一种从战略思维以及下达命令角度出发制订方案的有效方法。他充分认识到着眼长远思考问题的必要性，并能针对未来作战行动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制订好应对方案。
如果说道丁在思维能力方面存在某种潜在缺陷，那就是他过多地介入了战术层次的问题。他对技术知识非常精通，在对作战或技术建议心存疑虑时，经常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公平而言，道丁对战术问题先入为主的思考，无疑使他未能认识进而未能正确处理不列颠之战中最重要的作战问题——两位下属的分歧——他们分别是部署于东北战区的第12战斗机联队指挥官特拉福德·李－马洛里，以及部署于遭受德国空军空袭最多且对抗最为激烈的泰晤士河以南区域的第11战斗机联队指挥官凯斯·帕克。道丁任命帕克担任第11战斗机联队指挥官，却没有让雄心勃勃的李一马洛里如愿得到该职务。这两名个性截然不同的战斗机联队长对空战战略和战术的认识存在差异。帕克认为应采用杀伤性较强的战术，即以最快速度集结战斗机中队，并要求它们在尽可能远的空城对德军战机进行拦截。这种拦截行动由道丁亲自指挥，但它面临着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数量少于德军的风险。李－马洛里则倾向于将4－5个战斗机中队组成1个“大联队”，利用有效时机在空中集结，对进犯英国领空的德军战机实施突然袭击。
除战术方面的分歧之外，帕克和李－马洛里的个人关系也极其糟糕，他们即便在各自的参谋人员面前也毫不掩盖相互之间的厌恶感。无论上述两种战术各自的优势如何，李－马洛咀的个人野心成为问题的关键。
“大联队”战术最初由道格拉斯·贝德尔创造，这位勇猛的指挥官当时担任第12联队第242战斗机中队(部署于杜克斯福特空军基地)的中队长。虽然贝德尔本人从未被视为是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军官，但他坚信，出动大规模战斗机实施拦截是消灭德军大机群的最佳方法。糟糕的是，由于贝德尔决心证明他理论的正确性，多次自行其是，不服从战斗机司令部的指令并与道丁的指挥体系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第11联队所属的机场未能获得第12联队战斗机提供的足够防护。李－马洛里毫无保留地支持“大联队”拦截理论。然而，道丁对该理论并不感兴趣，他认为由5个战斗机中队组成的大型编队将花很长时间分散，而且大型编队中的战斗机将存空战中相互产生不利影响。
在不列颠之战结束后，战斗机司令部运用历史数据重现过1940年9月的一次大规模空战行动。李－马洛里采用他和贝德尔声称的最有效的“人编队”模式应对德军威胁，但在此次演习中遭受惨败，按照裁判人员发出的指令，在“大联队”的战斗机起飞升空之前，战斗机司令部最重要的比金·希尔和肯雷机场都遭到了轰炸。这次演习证明了道丁所采取战术的正确性。
但是，“大联队”理论获得了空军副参谋长索尔托·道格拉斯的青睐，他于1940年10月17日在空军部组织了一次声名狼藉的会议，专门讨论战斗机战术问题。此次会议被视为拥护“大联队”战术的人士对道丁进行的一次突然袭击。
在不列颠之战中，第11和12联队采用的相互矛盾的战术显然产生了不相宜的后果。作为这两位指挥官的上级，道丁本应对此进行干预，这也正是他作为战斗机司令部司令所担负的职责之一；从另一方面看，道工有意不对上述分歧进行干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原因何在?首先，希望实现的战果已经达到；其次，2个联队的部署方位对所采用的战术也产生了影响；再次，只要两名能力极强且个性张扬的下属能够成功地打击共同敌人，那么他们之间存在矛盾不会产生坏处。最后，在不列颠之战中，撤换两名重要指挥官中的任何一人都会对部队士气和作战成效造成灾难性影响。
早在1940年8月，德国空军就开始集中兵力进行夜间轰炸。道丁在不列颠之战的这个关键阶段强烈反对抽调其本来数量较少的单发战斗机去参加夜战(这些战斗机也不适合夜间拦截)，而是着眼于发展机载雷达，坚持长时间保留战斗机力量以应对主要作战行动。道丁认为，将用于主要作战行动的战斗机分散使用是一种自杀式做法，夜间对抗并不会对不列颠之战的最终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道丁还是抽调出一些有价值的作战资源，用于帮助增强夜间战斗机的作战能力。但是民众的压力和英国政府的政治需求使得政府高层在这个问题上与道丁产生了分歧。英国组建了一个级别更高的委员会，由前任空军参谋长约翰·萨尔蒙德爵士担任主席，他对道丁并不友善。该委员会迅速形成结论并于9月底撰写了报告，萨尔蒙德在报告中将道丁比作“战斗机司令部运用新思维和取得新进步的障碍。”虽然面临因德军夜间轰炸而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但道丁仍然坚信能够在实现主要作战目标的同时承受空袭损失。取得不列颠之战的关键因素是在昼间争夺制空权的对抗中使德国空军面临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
道丁始终不愿调整战术，这表明他始终关注战略目标的战争基本原则。著名历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一哈特在不列颠之战后撰文指出：“在道丁上将的出色指挥下，战斗机司令部所属的50多个中队通过艰苦努力，挫败了德国人夺取制空权的努力。”
对夜间防空的巨大担忧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后果，以及关于“大联队”战术的争执，使道丁的批评者在说服丘吉尔解除其职务时拥有了有效证据。力主解除道丁职务的“压力集团”由萨尔蒙德牵头，并得到了特伦查德勋爵的有力支持，后者“对道丁的指挥能力提出置疑，并认为他已无法控制局面。”特伦查德作为“英国皇家空军之父”，在当时仍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可以推测丘吉尔当时面临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他最终作出了不情愿的让步。在不列颠之战结束几周后，1940年11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新任参谋长波特上将解除了道丁的战斗机司令部司令的职务。根据道丁本人的请求，他最终于1942年7月退役。
由于英国皇家空军不愿打破先例，因此意味着道丁不可能被授予空军元帅军衔，即便是英国国王的推荐也无济于事。道丁在余生之中很大程度上远离皇家空军并成为神秘书籍的作者。二战结束后，道丁成为不列颠之战的传奇人物，他最为自豪的时刻出现在电影《不列颠之战》1969年的首映式上，当时全场观众起立欢迎他入场。他在晚年担任不列颠之战战斗机协会会长。当他于1970年去世后，灵柩被安葬于西敏寺教堂，这也象征着英国对其杰出贡献的最终评价。
道丁的指挥能力
作为一名军官，道丁在青年时代度过了光荣而平凡的服役生活。航空事业为他的奉献精神和强烈求知欲望提供了新的机会。道丁所具备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建立在丰富飞行经验基础上的出色能力，使他成为反对陈腐观点的有力宣传者。此后，道丁因在空军部任职的几年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深感痛苦，这种失落感又因缺乏友善态度的内沃尔在1937年被任命为他的上司而进一步加深。道丁拥有求真务实的作风，他对飞行员需求的创造性理解通常导致他与那些保守的同僚发生争执。在评价道丁的指挥成效和能力时必须认识到以下问题，即他在与上级打交道时既没有时间也缺乏意愿采用某种灵活策略，直言不讳并不是一种招人喜爱的个性。毫无疑问，道丁在其整个军事生涯中都实现了既定目标，由此能够判定他是一位具有出色指挥能力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