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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战争被认为是“用现代化武器打的一场中世纪战争’，这个评论不适用于1982年的秋季战役。由于地形限制，作战的主角首次由空中力量担当。它们出色的表现不仅仅决定了战役结局，正是在这次“非典型”战役后，霍梅尼永远失去了获得战争胜利的机会。
1982年夏末秋初，伊朗和伊拉克在两国边界的苏玛尔山区进行了两伊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这个地区的战斗没有之前与之后双方实施的许多行动那么大的规模，但却是整个战争中空中力量首次被广泛使用，并因此取得了一些最富争议且具决定意义的效果……
“把战争带到伊拉克”
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当伊拉克空军的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轰炸了它们航程范围内的每一个伊朗机场时，伊拉克陆军沿着国际边界在几个地点侵入伊朗。两个国家之间一场竭尽全力的战争自此开始。
1982年，战争进行了18个月后，伊朗地面部队终于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伊朗国土。三月至六月间进行的一系列攻势中，伊朗人以谋略制胜，彻底击败了在伊朗胡其斯坦省的伊拉克陆军主力，胡其斯坦省完全解放。伊拉克军队确实被打跨了：兵力由21万下降到15万，2万多名伊拉克士兵被打死，近3万人被俘。4个可调动装甲师中的2个和至少3个机械化师骤减到旅一级规模。伊朗人缴获了45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伊拉克空军(IrAF)情况更糟糕，从1981年12月初以来损失了55架飞机后，总共只剩100架完好的战斗轰炸机和截击机：1982年6月，一名驾驶米格－21飞到叙利亚的叛逃者透露，伊拉克空军那时只有3个中队的战斗轰炸机有能力越境攻击目标。伊拉克陆军航空兵(IrAAc)的情况可能更糟，仍然能执行任务的只有区区70多架直升机。
1982年的战斗也给伊朗军队敲了警钟，但损失没有伊拉克人那么大。尽管深感缺乏重武器和军火库空虚，他们的士气还是很高。伊朗人感到他们在为一个合法理由而战：结束伊拉克对石油丰富的胡其斯坦省的占领。完成这一目标后，他们不得不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于是宗教领袖、政治家和军官们整个夏季召开了无数会议。
理论上，有潜在可能结束(由联合国和阿尔及利亚居中调停)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冗长谈判，接受沙特和科威特提出的赔偿伊拉克入侵造成损失的停战方案。但这要求与巴格达政权进行谈判，那是伊朗领导层不会考虑的。相反，受到成功的迷惑，德黑兰当局决定将战争带入伊拉克，推翻巴格达政权，尤其是现在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地位似乎更加不牢固了。
伊朗人不得不决定怎样达到这个目的。职业军官们反对长期战争，建议必须在军事装备损耗殆尽前结束战争。另一些人则大胆提出向巴格达“大规模的、竭尽全力地推进”，以一次闪电战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个计划不考虑伤亡。然而上述想法都被驳回了，似乎是因为伊朗的政治及神职领导人对迅速结束战争不感兴趣。相反，最终做出的决定是通过夺取一个又一个地区来碾碎伊拉克的战争机器。希望由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卫队(IRGC)首先发起一系列大规模打击，并引起伊拉克什叶派社会的动荡、甚至起义。这是一系列巨大错误中的第一个，它不仅使伊朗失去本应属于自己的胜利，甚至一度把它重又带到了失败的边缘。
初战“斋月行动”
伊朗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夺取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1982年7月14日，在拒绝联合国又一项停火要求后，伊朗革命卫队开始了“斋月行动”。
然而，这次行动的目的和过程都非常愚蠢，伊朗人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将攻击的是薄弱环节，此时伊拉克军队仍然处于临近崩溃的混乱中，但伊朗军队却缺乏正确的情报，而伊拉克在这方面却表现出色。伊拉克军方已经知道了伊朗为“斋月行动”所做的准备，并从中部和北部前线调集部队加强巴士拉的防御，伊朗方面对此一无所知。结果，缺乏训练的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受革命卫队领导的民兵组织)军进攻了伊拉克在宰伊德(鱼湖)和萨拉姆切赫(Shalamcheh)防守最严密的地区，在一阵伊拉克防御火力和侧翼反攻中，一个星期的战斗停止了。甚至伊朗第16和第92装甲师的“酋长”式主战坦克和BMP-1步兵战车也不能改变失败的结局。
在该战役中伊朗革命卫队首次部署了自己的装甲力量。主要是T－55主战坦克和63／531型装甲运输车(属于最近组建的革命卫队第30装甲师)，所有这些装备都是以前交战中从伊拉克人手中缴获的，而且是第一次组成独立部队。伊朗装甲部队得到陆军第21、77步兵师，第58突击队和第23特种旅，第22、33炮兵支队以及革命卫队第1、3、5、7步兵师的支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陆军航空兵(IRIAA)也部署了一个相当强大的直升机师，包括34架贝尔AH-1J／T“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和作为支援的许多贝尔204、贝尔206、贝尔214、波音CH-47“支努干”式直升机。
伊拉克人也没闲着，他们在东德顾问的指导下组建了包括米－25“雌鹿”(米－24出口型)和SA.342L“小羚羊”攻击直升机的装甲猎杀部队，这项举措被证明非常有效。猎杀队使用的战术很简单，但却发挥了两种型号直升机的最佳效能。米－25先出发，飞过伊朗阵地时发射57毫米非制导火箭，以尽量压制防空火力。“小羚羊”直升机跟随其后，利用混乱向锁定的伊朗坦克发射“霍特”式反坦克导弹。
尽管到8月，伊朗装甲部队持续苦战以继续清除通向巴士拉的道路，但他们在人员和坦克方面已经遭受了惨重损失，伊拉克装甲编队的反攻甚至有全歼他们的危险。最终是依靠陆军航空兵的介入才使剩余的伊朗装甲部队得到拯救。
当伊朗人下决心发起他们最初的反攻时，伊拉克人也在准备国土防御战，包括重新整编他们被摧毁的军队，同时在沙特和科威特贷款的帮助下，从每一个可能的渠道购买新装备。1982年间他们设法和莫斯科建立了联系，说服苏联重新开始交付1979年已经定购但在1980年9月停止交付的飞机和坦克。还订立了和法国的额外合同，包括订购更多的幻影F.1EQ战斗机、对空导弹、弹药和自行火炮。甚至还从亚洲订购了大量的坦克和战斗机。
预料到伊朗人早晚要来，伊拉克沿边界对伊朗的经济和民用设施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不久即发展成为这场战争独特的模式。在所谓的“袭城战”中伊拉克空军扮演了主要角色。此外，他们开始以沿伊朗海岸和哈尔克岛的波斯湾伊朗和国际海运为目标——绝大多数伊朗石油出口在哈尔克岛装载。这种战术不久就发展成著名的“袭船战”。上述作战模式最终将这场战争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消耗战，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破坏是双方面的，因为不久后伊朗人就开始报复，对伊拉克石油工业发动了精确的空中打击。
这是一系列巨大错误中的第一个，它不仅使伊朗失去本应属于自己的胜利，甚至一度把它重又带到了失败的边缘。
目标——巴格达
随着7月在萨拉姆切赫和巴士拉东部的错误，在炎热夏季剩余的日子里，伊朗人改变了他们的推进方向——这次听从伊朗共和国伊斯兰武装部队(IRIAS)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准备在离伊拉克首都仅仅120公里的地方发动针对巴格达的行动。最初，这一系列行动代号是“穆斯林·伊本·阿奎尔”。
由A·罗斯塔米(A.Rostami)上校指挥的伊朗第1军团为这次攻势准备了第28机械化师和第81装甲师，并得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部队的支援——即使这些分属不同系统的部队之间并不和睦。这次行动的直接目标是解放仍然被伊拉克人占领的苏玛尔山区以西的伊朗领土，然后夺取距巴格达东北120公里的伊拉克边境城市曼达里(Mandali)，如果能导致伊拉克防御崩溃，最终目标将是巴格达。
伊朗指挥官总是希望通过对伊拉克中部和北部防线的奇袭，捕获一个打破双方现有平衡、继而攻破整个防线的机会。具体计划是首先孤立伊拉克在纳夫特－沙尔的阵地，然后到达曼达里－巴古拜公路距巴格达75公里的地点，在那里伊拉克军队有一个巨大的车辆停泊场和补给站。
陆军航空兵的科曼沙大队一个营负责为这次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包括H·纳马兹安(H.Namazian)上尉指挥的20多架“眼镜蛇”和贝尔214A“伊斯法罕”。他们的前进基地在苏玛尔附近，其在为推进中的伊朗地面部队提供支援方面将起至关紧要的作用。此外，伊朗空军准备了14－15架麦克唐纳一道格拉斯公司的F-4EII“鬼怪”式战斗机，分别来自由R·沙尔马安(R.salmaan)上尉指挥的第31战斗机中队(隶属于哈麦丹第3战术战斗机大队)，和由s·哈里里(s.Khalili)指挥的第33战斗机中队。与此同时，分别由A·沙德吉(A.sadeghl)上校和R·贾马兰(R.Jamalan)上尉指挥的第51战斗机中队和第53战斗机中队(隶属于奥米迪耶第5战斗机大队)，也准备了7－9架诺斯罗普F－5EII“虎”式战斗机。
面对这支有限的伊朗特遣部队的是整个伊拉克陆军第3军团，由新组建装备T－72坦克的第3贾拉赫丁装甲师，第5、第6机械化师和第1l步兵师组成，得到至少一个炮兵旅和一个特种旅的支援。这些部队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满员，但是伊拉克军队能依靠来自陆军航空兵地有效支援。在这一地区还有一系列的基地和前进机场，都配备预先放置的油料和弹药，需要时可以随时补充。
伊拉克装甲编队的反攻甚至有全歼他们的危险，最终是依靠陆军航空兵的介入才使剩余的伊朗装甲部队得到拯救。
“袭船战”、“袭岛战”和“袭城战”
石油生产与输出是两伊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地面战争无法克敌制胜的情况下，以空袭的方式来破坏对方的石油生产与输出成了又一种战争手段。1985年8月15日和9月19日，伊拉克空军奔袭伊朗哈尔克岛，摧毁了岛上两个输油码头。在海面上航行和在码头里停泊的伊朗油轮也是伊拉克战机袭击的目标，外国油轮被告知不得在此航行。伊朗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有效阻碍了伊拉克的石油输出。这种袭扰战对两伊石油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仅在哈尔克岛一处，伊朗的石油出口即从150万桶下降到70万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布雷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并采取各种措施扫雷。一时间，海湾集结大大小小200多艘扫雷艇，但是油轮触雷或遇袭事件仍层出不穷。1987年5月17日，一枚伊拉克导弹击中正在海湾游弋的美国军舰“斯塔克”号，造成37人死亡。第二天，伊拉克政府向美国表示道歉，宣称纯属意外，美国因此没有做出激烈反应。其实伊拉克是有意识发射这枚导弹意在观察美国反应。这一事件后双方更加肆无忌惮的攻击波斯湾各国舰船。
1988年，已经是两伊战争的第八个年头，双方都越来越表现出要孤注一掷的倾向。2月，伊拉克向德黑兰发射了第一枚“飞毛腿”导弹。这又导致“袭城战”的出现。双方将昂贵的导弹用于发泄性的射击，仅在3月18日一天竟对射了42枚。在这场“袭城战”中伊拉克略占上风，德黑兰挨炸的次数多于巴格达。于是霍梅尼出面安慰：“凡是抱定为伊斯兰教而牺牲的人，无论是牺牲在坦克、大炮下，还是牺牲在导弹下，都是一样的。”
·被伊拉克导弹打成重伤的美国“斯塔克”号护卫舰。
世界第四大直升机部队
两伊边界中部的崎岖地形迫使双方在作战时广泛使用了空中力量。这样的地形同时也为飞机提供了更多掩护，因此与已经发生绝大多数战斗的南方平原地区相比，空中力量在这里将发挥至为关键的作用。
伊拉克人和伊朗人到1982年时已经认识到，设法保存军队和资源实力最久的一方才能赢得这场战争。但这个结论对双方的意义却有所不同，伊拉克政权比伊朗人更容易补充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损失，因此其空中力量的使用相对自由，尽管伊拉克当局从来不认为这种“自由”具备决定意义。即便伊拉克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经常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到1982年夏季几乎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但其空勤人员的损失对军队士气和总体作战能力的影响，比起地面部队的损失要小得多。
对伊朗人来说情形完全相反：他们的地面部队数量上占优势，但缺乏重装备；他们的航空部队不得不小心保存装备和胜任的空勤人员。所以他们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空中力量，甚至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部署使用。但伊朗正规军却又是根据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经验进行组织和装备的，因此过度依赖直升机，特别是在崎岖地形进行战斗的时候。
1982年夏末秋初，许多作战行动都在这种地形发生了。这里没有良好的道路，部队机动作战只能依赖贝尔214、CH－47C的补给和“眼镜蛇”的火力支援。甚至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军都很重视直升机出现在他们上空，看见一到两架“眼镜蛇”常常能极大地鼓舞部队士气。伊朗人知道他们的飞行员非常优秀，也乐于广泛使用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那些精英。在这些“安拉的宠儿”支撑伊朗军队取得胜利时，德黑兰似乎完全忘了他们全是“大撒旦”(美国)培训的。航空兵已经是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部队，拥有在军事行动中使用直升机的丰富经验。20世纪70年代，伊朗购买了大量的攻击和运输直升机，包括202架AH－1J“眼镜蛇”武装直升机、287架贝尔214A和214架AB.206“巡逻兵”直升机；另外约20架AB，205直升机用于搜索和空中营救；118架CH－47C“支努干”机群(64架来自美国，55架来自意大利)则用于各种可能的任务，包括部队运输等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阿曼地区、1979年和1980年伊朗库尔德斯坦省对付库尔德人起义、以及随后击退伊拉克入侵等一系列战斗中，到1982年伊朗人已经损失了不少贝尔214A和“眼镜蛇”。但是伊朗陆航仍保持了 一支世界第四大的直升机群，包括至少620架直升机确实值得他们自豪。这些直升机被组成3个所谓的“直接支援战斗群”，每个战斗群有一个攻击直升机师(装备AH－1J、贝尔214、AB.205和AB.206)和一个普通的支援部队，装备中型的贝尔214A和重型的CH－47C。
伊朗陆航部队发现，在前线的一个特定地区集中大量的直升机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因为战线太长，且缺乏足够的人员操纵。不过与通常的观点相反，维修问题并不大，最主要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一个大型直升机修理厂——伊朗直升机支持和更新公司(在梅拉巴德机场东部)——由贝尔Textron公司建立起来了。它变得日益独立自主，不再需要外国帮助。这家工厂现在能够整修伊朗军火库中所有型号的直升机。而且对野战空勤系统的维护能力也不断增加。
人员方面，即使经常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但已服役飞行员却拥有足够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经验。不过伊朗政治领导层拙劣的战略排除了其空中力量对战争结果的决定性价值。虽然在1980年秋季空军和陆航几乎单独阻止了伊拉克最初向胡其斯坦省的进攻，与此同时伊朗的地面部队则陷入了极大地混乱。
伊拉克人和伊朗人到1982年时已经认识到，设法保存军队和资源实力最久的一方才能赢得这场战争。
目击报告
“斋月行动”的第二天清晨。伊朗陆军航空兵由3架AH－1，“眼镜蛇”直升机和1架贝尔214组成搜索和空中营救队，不断地打击伊拉克阵地，阵地上的伊拉克人不停地用无线电呼叫，要求空中掩护。
贾姆希德·普尔·阿扎德(Jamshid Pour-Azad)少校和盖比(Gheibi)上尉是贝尔214的机组成员。突然，天空中3架伊拉克“米格”飞机出现在伊朗直升机面前。负责这一地区的伊朗空军前进控制官迅速要求提供空中掩护，不久伊朗空军的2架F－4“鬼怪”式战斗机投入战斗。同时直升机队在指定的紧急区域着陆。普尔·阿扎德能看到双方发射空空导弹，1架“米格”冒出火焰，拖着浓烟向伊拉克方向飞去。
高兴的时刻没有持续太长，因为很快伊拉克空星的2架幻影F.1EQ加入了空战，并用空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鬼怪”。“鬼怪”机身后部着火坠落到地面，两名飞行员安垒弹射，但是他们降落在了伊拉克阵地中。这一情况向负责搜索和营救的直升机机组发出警报，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起飞去营救被击落的机组成员。在飞往预定的降落地区途中，伊拉克防空炮火开火了，伊拉克的狙击手们也在努力搜寻空中正在降落的伊朗战斗机飞行员。
“鬼怪”的飞行员一落到地面即获得了营救。然而这场严酷的考验并没有结束，因为两架巨大的米－25“雌鹿”决定追击伊朗直升机，伊朗人加速离开，试图到达自己地面部队的阵地，来自那里的压制火力迫使伊拉克人改变了想法，只好返航。搜索和空中营救队安全返回了基地。
对手
那时的伊拉克空军只能部署几个已经有所消耗的米格－23MS(第39中队)和米格－21MF中队，以及一个中队的幻影F.1EQ(第79中队)，加上两个中队的苏－20／22，其中两个米格－23BN中队分别在巴格达以东的5个不同基地，另外3个米格－23BN中队沿伊朗边界部署(分别在苏巴库、巴古拜和贾西姆酋长区)。
幻影F.1EQ很少在前线执行任务，而是留下用于保卫伊拉克内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空军第96中队的情形也相似，在伊拉克北、南、西部，已经使用米格－25PD进行了两到三次飞行(其中一次完全由苏联或其它东欧飞行员驾驶)，甚至还曾被派去拦截伊朗内陆的民用飞机。第84中队则首先将米格－25RB用于对哈尔克岛的行动，但这种针对前线的战斗不是特别有用。
在入侵伊朗的准备期间，1980年7月底8月初伊拉克陆军航空兵建立了。它是以法国陆军航空兵的模式为基础，将所有直升机用于支援地面部队。它的空勤人员和技师主要在法国、苏联和英国接受培训。
即便这样，伊拉克陆航仍然不能被称为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它的指挥官需要改善许多机降行动的方法。在许多时候，除了抄袭伊朗同行的战术外，其实他们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这支部队自战争开始就参与了行动，每天出动数百架次：例如，1980年10月30日，伊拉克陆军航空兵就出动了不低于120个攻击架次。
伊拉克人同样饱受缺乏合适装备之苦。重装的米－8直升机是伊拉克陆航的骨干，对于运输部队和补给是理想工具，但是它太大了，并不适合改装成空中反坦克平台，而且容易受到伊朗截击机的攻击。而SA.342“小羚羊”又太轻，在大量来自法国的“霍特”式反坦克导弹到来前也不适用于反坦克。在军队中服役的另一种法国直升机是70年代早期获得的SA.316C“云雀Ⅲ”，该型机装备重机枪和法制AS.11和AS.12空地导弹。它们之前用于对库尔德起义者的镇压，当攻击起义者藏身的洞穴时这些导弹非常有效，库尔德人因此对“云雀Ⅲ”非常恐惧。然而，该型机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却只被当作联络飞机使用，或在伊拉克北部用于炮兵目标定位。
不过伊拉克人是乐于学习的。尽管他们在和伊朗的两年战争中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他们的入侵付出惨重代价结束的事实，迫使他们在提高军队效能方面投入巨资，包括陆军航空兵。他们准备邀请外国顾问，听取他们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特别是和米－25“雌鹿”有关的建议。
在这些“安拉的宠儿”支撑伊朗军队取得胜利时，德黑兰似乎完全忘了他们全是“大撒旦”培训的。
焦点：“雌鹿”问题
到1982年，伊拉克陆军航空兵能进行军事行动的总共有8个中队60(大概60－68)架飞机，它自夸总共有70架可用的直升机。最重要的机型是米－8、米－25、SA.342L“小羚羊”和SA.316C(不久，伊拉克陆航重组了两个攻击运输直升机联队——第1和第2联队)。每个中队配置在几个分遣部队中，沿前线分布。例如，第64攻击／运输／训练和特别行动中队有8架米－25永久驻扎在萨马拉、拜吉、摩塞尔、费卢杰，装备用来投掷装有化学武器的炸弹。
其它的“雌鹿”双机编队经常驻扎在巴士拉、巴格达的总统宫殿附近(在那里他们为萨达拇和他的家人使用的直升机充当护卫队)、库特、基尔库克、纳西里耶、贾里巴、卢特巴、或者塔里尔。伊拉克的米－25经常在几个大的早期预警雷达站附近执行任务，雷达站正不断成为伊朗特种突击队袭击的目标，这些袭击对伊拉克人来说已经是灾难性的了。
在1982年秋季的战斗期间，第64中队的米－25被部署在库特、摩塞尔和基尔库克，在那里他们也可以对付库尔德人，此时库尔德人已经学会了躲避伊拉克重装直升机针对村庄和难民护送队的破坏性火力，阿里少校指挥北方特遣部队，编制是第64中队第1特别行动队，而巴德瑞尔丁少校指挥南方特遣部队，编制是第4特别行动队。 1982年，米－25在伊拉克军火库中还是相对新的装备。1977年伊拉克定购了第一批12架“雌鹿”。到1979年伊拉克已经定购了将近250架苏制战斗机和直升机(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1982年以后交付的，因为1980年9月苏联停止向伊拉克交付武器)。1980年4月，第一批4架米－25D到达伊拉克，同年6月又有4架以上的米－25D到达。到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的时候，新组建的第64中队其实就已经只剩6架直升机了，因为一架在修理中，另一架9月7日被伊朗F－14A击落。到同年年底，64中队在与伊朗人的战斗中又损失了3架米－25。1981年1月，在损失了第5架米－25后，伊拉克人定购了16架新的“雌鹿”(不管这一事实是否得到官方证实，伊拉克入侵伊朗后，莫斯科宣布对伊拉克实行武器禁运)。1982年5月，另一批定购的18架直升机到货，之后定购的飞机于同年10月也陆续到达。
因为阿富汗战争的需求更为急迫，苏联之后特意放缓了交付“雌鹿”的速度。到1982年明，伊拉克陆航只有20架米－25在役。它们都由第64中队的飞行员驾驶。这个中队由伊拉克最有能力和最忠诚的驾驶员组成。伊拉克政权对这个中队是如此信任，两架米25甚至永久地驻扎在巴格达市内或周围，在那里他们经常掩护伊拉克最高领导人的活动。
飞行员们喜欢这种直升机，称赞它良好的航程、武器负荷、速度和多功能性；然而，他们对这种武器系统的缺点也很头疼——缺乏精确性和可靠性，尺寸太大又使它不够灵活。特别是在伊朗空军的F－5飞行员发展了一种在前线追逐，直至捕获伊拉克直升机的战术后。前伊拉克陆军航空兵飞行员阿杜安·哈桑·亚辛(AduanHassan Yassin)上尉回忆时说：他一直感觉好象自己在驾驶一个巨大的靶子。实际上，伊朗人不久就能够有效的对付“雌鹿”了。
因此到1982年夏天，伊拉克陆军航空兵邀请了一个民主德国顾问小组，以帮助他们更好的使用“雌鹿”。许多伊拉克高级官员对此强烈反对。最后的结果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引进猎杀队编制：为了使更多的易受攻击的“小羚羊”直升机能使用“霍特”导弹，米－25只用来压制伊朗的防空。伊拉克陆航共组织了五个这样的猎杀队，其中之一是由东德上尉拉尔夫·哥斯切克(RalfGeschke)指挥的。
有趣的是，伊拉克人从来不认为米－25是反坦克直升机，而更喜欢把它们描述成战斗运输直升机。因此与大量西方和俄罗斯通讯机构的报导相反，伊拉克的米－2从来不装备AT－6反坦克导弹，两伊战争之后这种武器也没有交付给伊拉克。苏联是在阿富汗用AT－6反坦克导弹做了全部战斗测试。
与另外一些报导相左，伊拉克的直升机也从来没有装备AT－4／9K11柴束式反坦克导弹。虽然这种武器甚至在战争前就交付伊拉克军队了。伊拉克人没有把它装在米－8和米－25上：因为苏联卖给他们的这两种直升机没有射击员用的稳定瞄准系统，导弹发射时会产生强大的反向冲击(大约3－5米之间)，甚至会导致飞机失控坠毁。缺乏稳定系统也促使苏联首先选用AT－2“蝎子”式导弹作为米－25的主要装备。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伊拉克陆航的米－25唯一可使用的反坦克导弹就只有速度慢，威力弱的AT-2B／C了。1000枚AT－2B／C与头两批“雌鹿”一起交付给伊拉克。但是，在伊拉克待了不到6年(1980－1983，1986－1989)的两名苏联顾问谢尔盖·别兹利乌得尼上校和达尔科·古洛夫少校评论说，伊拉克的米－25直升机在战斗飞行中极少配备这种武器。
伊拉克人从来不认为“雌鹿”是反坦克直升机，而更喜欢把它们描述成战斗运输直升机。
不可避免的战争?
关于两伊战争的爆发原因，有人将大部分责任推到萨达姆的“巴比伦”野心上，其实两国矛盾由来以久，有些历史问题根本难以和平解决。地处西南亚的伊拉克和伊朗是相互接壤的邻国，有128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在两国边界线南段有阿拉伯河，河左岸有伊朗最大海港、著名石油工业基地阿巴丹和商港霍拉姆沙赫尔；河右岸有伊拉克最大港口巴士拉和重要石油输出港法奥。两伊之争主要是在阿拉伯河。这条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合形成的河流向南流入波斯湾。阿拉伯河既是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又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厂之一伊朗阿巴丹炼油厂的出海口。河上游在伊拉克境内，下游约一百公里在两伊边界地区。
1847年奥斯曼帝国(当时伊拉克为奥斯曼行省)同波斯帝国(后为伊朗)签约，规定两国间河界按河东岸伊朗一侧浅水线划分，河主权全部属伊拉克。1937年两伊再度签订条约，规定阿巴丹和霍拉姆沙赫尔划归伊朗，伊朗取得河上航行自由，河界以河道中心线划分。作为交换条件，伊拉克通过征收航行税来管理航行和护理河道。之后伊拉克认为该条约是当时伊朗强加给伊拉克的。数十年来两国因边界纠纷而发生的冲突连续不断。
当英国撤走后，伊朗于1971年11月出动海军驻扎在海湾入口处的三个小岛，即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这三个岛地处霍尔木兹海峡，象三只看门虎扼守海湾咽喉。伊拉克当时正忙于应付北部库尔德族谋求“独立”的战乱，而库尔德族又得到伊朗军火支持，因此难以抗争。经过调解，两伊于1975年3月6日在阿尔及尔又签署边界协议：伊拉克默认伊朗占驻三岛，同意与伊朗分事阿拉伯河控制权。伊朗则保证停止对库尔德族的军火援助，使伊拉克得以平息内乱。然而，伊拉克认为阿尔及尔协议是不公平的，坚持海湾三岛应归属阿拉伯(在其他大多数阿拉伯人眼里。伊朗虽信奉伊斯兰教却并不属于阿拉伯文明，仍是波斯文明的延续)。
教派纷争也是两伊战争的导火索。伊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穆斯林为什叶派；伊拉克的穆斯林虽然百分之六十是什叶派，但执政的却是逊尼派。1963年，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因领导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被流放伊拉克。他流亡十四年，在伊拉克什叶派中很有影响。1979年巴列维国王被迫离开伊朗后，霍梅尼回到德黑兰推行“伊斯兰革命”，并向邻近的伊斯兰国家输出“革命理论”，提出要建立伊斯兰的“神教统治”。霍梅尼“一直号召伊拉克多数派推翻侯赛因总统”。伊拉克则在国内允许反霍梅尼势力活动，伊朗前首相赫蒂亚尔，前德黑兰军事执行官奥韦西将军在巴格达设有电台，直接向伊朗播送反霍梅尼节目。
1980年4－5月间，巴格达将四万名伊拉克籍伊朗人驱逐出境。随后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又在巴格达遭暗杀。此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未完，待续)
1982年夏末秋初，伊朗和伊拉克在两国边界的苏玛尔山区进行了两伊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这个地区的战斗没有之前与之后双方实施的许多行动那么大的规模，但却是整个战争中空中力量首次被广泛使用，并因此取得了一些最富争议且具决定意义的效果……
“把战争带到伊拉克”
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当伊拉克空军的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轰炸了它们航程范围内的每一个伊朗机场时，伊拉克陆军沿着国际边界在几个地点侵入伊朗。两个国家之间一场竭尽全力的战争自此开始。
1982年，战争进行了18个月后，伊朗地面部队终于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伊朗国土。三月至六月间进行的一系列攻势中，伊朗人以谋略制胜，彻底击败了在伊朗胡其斯坦省的伊拉克陆军主力，胡其斯坦省完全解放。伊拉克军队确实被打跨了：兵力由21万下降到15万，2万多名伊拉克士兵被打死，近3万人被俘。4个可调动装甲师中的2个和至少3个机械化师骤减到旅一级规模。伊朗人缴获了45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伊拉克空军(IrAF)情况更糟糕，从1981年12月初以来损失了55架飞机后，总共只剩100架完好的战斗轰炸机和截击机：1982年6月，一名驾驶米格－21飞到叙利亚的叛逃者透露，伊拉克空军那时只有3个中队的战斗轰炸机有能力越境攻击目标。伊拉克陆军航空兵(IrAAc)的情况可能更糟，仍然能执行任务的只有区区70多架直升机。
1982年的战斗也给伊朗军队敲了警钟，但损失没有伊拉克人那么大。尽管深感缺乏重武器和军火库空虚，他们的士气还是很高。伊朗人感到他们在为一个合法理由而战：结束伊拉克对石油丰富的胡其斯坦省的占领。完成这一目标后，他们不得不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于是宗教领袖、政治家和军官们整个夏季召开了无数会议。
理论上，有潜在可能结束(由联合国和阿尔及利亚居中调停)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冗长谈判，接受沙特和科威特提出的赔偿伊拉克入侵造成损失的停战方案。但这要求与巴格达政权进行谈判，那是伊朗领导层不会考虑的。相反，受到成功的迷惑，德黑兰当局决定将战争带入伊拉克，推翻巴格达政权，尤其是现在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地位似乎更加不牢固了。
伊朗人不得不决定怎样达到这个目的。职业军官们反对长期战争，建议必须在军事装备损耗殆尽前结束战争。另一些人则大胆提出向巴格达“大规模的、竭尽全力地推进”，以一次闪电战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个计划不考虑伤亡。然而上述想法都被驳回了，似乎是因为伊朗的政治及神职领导人对迅速结束战争不感兴趣。相反，最终做出的决定是通过夺取一个又一个地区来碾碎伊拉克的战争机器。希望由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卫队(IRGC)首先发起一系列大规模打击，并引起伊拉克什叶派社会的动荡、甚至起义。这是一系列巨大错误中的第一个，它不仅使伊朗失去本应属于自己的胜利，甚至一度把它重又带到了失败的边缘。
初战“斋月行动”
伊朗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夺取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1982年7月14日，在拒绝联合国又一项停火要求后，伊朗革命卫队开始了“斋月行动”。
然而，这次行动的目的和过程都非常愚蠢，伊朗人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将攻击的是薄弱环节，此时伊拉克军队仍然处于临近崩溃的混乱中，但伊朗军队却缺乏正确的情报，而伊拉克在这方面却表现出色。伊拉克军方已经知道了伊朗为“斋月行动”所做的准备，并从中部和北部前线调集部队加强巴士拉的防御，伊朗方面对此一无所知。结果，缺乏训练的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受革命卫队领导的民兵组织)军进攻了伊拉克在宰伊德(鱼湖)和萨拉姆切赫(Shalamcheh)防守最严密的地区，在一阵伊拉克防御火力和侧翼反攻中，一个星期的战斗停止了。甚至伊朗第16和第92装甲师的“酋长”式主战坦克和BMP-1步兵战车也不能改变失败的结局。
在该战役中伊朗革命卫队首次部署了自己的装甲力量。主要是T－55主战坦克和63／531型装甲运输车(属于最近组建的革命卫队第30装甲师)，所有这些装备都是以前交战中从伊拉克人手中缴获的，而且是第一次组成独立部队。伊朗装甲部队得到陆军第21、77步兵师，第58突击队和第23特种旅，第22、33炮兵支队以及革命卫队第1、3、5、7步兵师的支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陆军航空兵(IRIAA)也部署了一个相当强大的直升机师，包括34架贝尔AH-1J／T“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和作为支援的许多贝尔204、贝尔206、贝尔214、波音CH-47“支努干”式直升机。
伊拉克人也没闲着，他们在东德顾问的指导下组建了包括米－25“雌鹿”(米－24出口型)和SA.342L“小羚羊”攻击直升机的装甲猎杀部队，这项举措被证明非常有效。猎杀队使用的战术很简单，但却发挥了两种型号直升机的最佳效能。米－25先出发，飞过伊朗阵地时发射57毫米非制导火箭，以尽量压制防空火力。“小羚羊”直升机跟随其后，利用混乱向锁定的伊朗坦克发射“霍特”式反坦克导弹。
尽管到8月，伊朗装甲部队持续苦战以继续清除通向巴士拉的道路，但他们在人员和坦克方面已经遭受了惨重损失，伊拉克装甲编队的反攻甚至有全歼他们的危险。最终是依靠陆军航空兵的介入才使剩余的伊朗装甲部队得到拯救。
当伊朗人下决心发起他们最初的反攻时，伊拉克人也在准备国土防御战，包括重新整编他们被摧毁的军队，同时在沙特和科威特贷款的帮助下，从每一个可能的渠道购买新装备。1982年间他们设法和莫斯科建立了联系，说服苏联重新开始交付1979年已经定购但在1980年9月停止交付的飞机和坦克。还订立了和法国的额外合同，包括订购更多的幻影F.1EQ战斗机、对空导弹、弹药和自行火炮。甚至还从亚洲订购了大量的坦克和战斗机。
预料到伊朗人早晚要来，伊拉克沿边界对伊朗的经济和民用设施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不久即发展成为这场战争独特的模式。在所谓的“袭城战”中伊拉克空军扮演了主要角色。此外，他们开始以沿伊朗海岸和哈尔克岛的波斯湾伊朗和国际海运为目标——绝大多数伊朗石油出口在哈尔克岛装载。这种战术不久就发展成著名的“袭船战”。上述作战模式最终将这场战争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消耗战，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破坏是双方面的，因为不久后伊朗人就开始报复，对伊拉克石油工业发动了精确的空中打击。
这是一系列巨大错误中的第一个，它不仅使伊朗失去本应属于自己的胜利，甚至一度把它重又带到了失败的边缘。
目标——巴格达
随着7月在萨拉姆切赫和巴士拉东部的错误，在炎热夏季剩余的日子里，伊朗人改变了他们的推进方向——这次听从伊朗共和国伊斯兰武装部队(IRIAS)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准备在离伊拉克首都仅仅120公里的地方发动针对巴格达的行动。最初，这一系列行动代号是“穆斯林·伊本·阿奎尔”。
由A·罗斯塔米(A.Rostami)上校指挥的伊朗第1军团为这次攻势准备了第28机械化师和第81装甲师，并得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部队的支援——即使这些分属不同系统的部队之间并不和睦。这次行动的直接目标是解放仍然被伊拉克人占领的苏玛尔山区以西的伊朗领土，然后夺取距巴格达东北120公里的伊拉克边境城市曼达里(Mandali)，如果能导致伊拉克防御崩溃，最终目标将是巴格达。
伊朗指挥官总是希望通过对伊拉克中部和北部防线的奇袭，捕获一个打破双方现有平衡、继而攻破整个防线的机会。具体计划是首先孤立伊拉克在纳夫特－沙尔的阵地，然后到达曼达里－巴古拜公路距巴格达75公里的地点，在那里伊拉克军队有一个巨大的车辆停泊场和补给站。
陆军航空兵的科曼沙大队一个营负责为这次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包括H·纳马兹安(H.Namazian)上尉指挥的20多架“眼镜蛇”和贝尔214A“伊斯法罕”。他们的前进基地在苏玛尔附近，其在为推进中的伊朗地面部队提供支援方面将起至关紧要的作用。此外，伊朗空军准备了14－15架麦克唐纳一道格拉斯公司的F-4EII“鬼怪”式战斗机，分别来自由R·沙尔马安(R.salmaan)上尉指挥的第31战斗机中队(隶属于哈麦丹第3战术战斗机大队)，和由s·哈里里(s.Khalili)指挥的第33战斗机中队。与此同时，分别由A·沙德吉(A.sadeghl)上校和R·贾马兰(R.Jamalan)上尉指挥的第51战斗机中队和第53战斗机中队(隶属于奥米迪耶第5战斗机大队)，也准备了7－9架诺斯罗普F－5EII“虎”式战斗机。
面对这支有限的伊朗特遣部队的是整个伊拉克陆军第3军团，由新组建装备T－72坦克的第3贾拉赫丁装甲师，第5、第6机械化师和第1l步兵师组成，得到至少一个炮兵旅和一个特种旅的支援。这些部队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满员，但是伊拉克军队能依靠来自陆军航空兵地有效支援。在这一地区还有一系列的基地和前进机场，都配备预先放置的油料和弹药，需要时可以随时补充。
伊拉克装甲编队的反攻甚至有全歼他们的危险，最终是依靠陆军航空兵的介入才使剩余的伊朗装甲部队得到拯救。
“袭船战”、“袭岛战”和“袭城战”
石油生产与输出是两伊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地面战争无法克敌制胜的情况下，以空袭的方式来破坏对方的石油生产与输出成了又一种战争手段。1985年8月15日和9月19日，伊拉克空军奔袭伊朗哈尔克岛，摧毁了岛上两个输油码头。在海面上航行和在码头里停泊的伊朗油轮也是伊拉克战机袭击的目标，外国油轮被告知不得在此航行。伊朗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有效阻碍了伊拉克的石油输出。这种袭扰战对两伊石油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仅在哈尔克岛一处，伊朗的石油出口即从150万桶下降到70万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布雷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并采取各种措施扫雷。一时间，海湾集结大大小小200多艘扫雷艇，但是油轮触雷或遇袭事件仍层出不穷。1987年5月17日，一枚伊拉克导弹击中正在海湾游弋的美国军舰“斯塔克”号，造成37人死亡。第二天，伊拉克政府向美国表示道歉，宣称纯属意外，美国因此没有做出激烈反应。其实伊拉克是有意识发射这枚导弹意在观察美国反应。这一事件后双方更加肆无忌惮的攻击波斯湾各国舰船。
1988年，已经是两伊战争的第八个年头，双方都越来越表现出要孤注一掷的倾向。2月，伊拉克向德黑兰发射了第一枚“飞毛腿”导弹。这又导致“袭城战”的出现。双方将昂贵的导弹用于发泄性的射击，仅在3月18日一天竟对射了42枚。在这场“袭城战”中伊拉克略占上风，德黑兰挨炸的次数多于巴格达。于是霍梅尼出面安慰：“凡是抱定为伊斯兰教而牺牲的人，无论是牺牲在坦克、大炮下，还是牺牲在导弹下，都是一样的。”
·被伊拉克导弹打成重伤的美国“斯塔克”号护卫舰。
世界第四大直升机部队
两伊边界中部的崎岖地形迫使双方在作战时广泛使用了空中力量。这样的地形同时也为飞机提供了更多掩护，因此与已经发生绝大多数战斗的南方平原地区相比，空中力量在这里将发挥至为关键的作用。
伊拉克人和伊朗人到1982年时已经认识到，设法保存军队和资源实力最久的一方才能赢得这场战争。但这个结论对双方的意义却有所不同，伊拉克政权比伊朗人更容易补充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损失，因此其空中力量的使用相对自由，尽管伊拉克当局从来不认为这种“自由”具备决定意义。即便伊拉克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经常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到1982年夏季几乎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但其空勤人员的损失对军队士气和总体作战能力的影响，比起地面部队的损失要小得多。
对伊朗人来说情形完全相反：他们的地面部队数量上占优势，但缺乏重装备；他们的航空部队不得不小心保存装备和胜任的空勤人员。所以他们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空中力量，甚至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部署使用。但伊朗正规军却又是根据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经验进行组织和装备的，因此过度依赖直升机，特别是在崎岖地形进行战斗的时候。
1982年夏末秋初，许多作战行动都在这种地形发生了。这里没有良好的道路，部队机动作战只能依赖贝尔214、CH－47C的补给和“眼镜蛇”的火力支援。甚至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军都很重视直升机出现在他们上空，看见一到两架“眼镜蛇”常常能极大地鼓舞部队士气。伊朗人知道他们的飞行员非常优秀，也乐于广泛使用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那些精英。在这些“安拉的宠儿”支撑伊朗军队取得胜利时，德黑兰似乎完全忘了他们全是“大撒旦”(美国)培训的。航空兵已经是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部队，拥有在军事行动中使用直升机的丰富经验。20世纪70年代，伊朗购买了大量的攻击和运输直升机，包括202架AH－1J“眼镜蛇”武装直升机、287架贝尔214A和214架AB.206“巡逻兵”直升机；另外约20架AB，205直升机用于搜索和空中营救；118架CH－47C“支努干”机群(64架来自美国，55架来自意大利)则用于各种可能的任务，包括部队运输等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阿曼地区、1979年和1980年伊朗库尔德斯坦省对付库尔德人起义、以及随后击退伊拉克入侵等一系列战斗中，到1982年伊朗人已经损失了不少贝尔214A和“眼镜蛇”。但是伊朗陆航仍保持了 一支世界第四大的直升机群，包括至少620架直升机确实值得他们自豪。这些直升机被组成3个所谓的“直接支援战斗群”，每个战斗群有一个攻击直升机师(装备AH－1J、贝尔214、AB.205和AB.206)和一个普通的支援部队，装备中型的贝尔214A和重型的CH－47C。
伊朗陆航部队发现，在前线的一个特定地区集中大量的直升机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因为战线太长，且缺乏足够的人员操纵。不过与通常的观点相反，维修问题并不大，最主要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一个大型直升机修理厂——伊朗直升机支持和更新公司(在梅拉巴德机场东部)——由贝尔Textron公司建立起来了。它变得日益独立自主，不再需要外国帮助。这家工厂现在能够整修伊朗军火库中所有型号的直升机。而且对野战空勤系统的维护能力也不断增加。
人员方面，即使经常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但已服役飞行员却拥有足够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经验。不过伊朗政治领导层拙劣的战略排除了其空中力量对战争结果的决定性价值。虽然在1980年秋季空军和陆航几乎单独阻止了伊拉克最初向胡其斯坦省的进攻，与此同时伊朗的地面部队则陷入了极大地混乱。
伊拉克人和伊朗人到1982年时已经认识到，设法保存军队和资源实力最久的一方才能赢得这场战争。
目击报告
“斋月行动”的第二天清晨。伊朗陆军航空兵由3架AH－1，“眼镜蛇”直升机和1架贝尔214组成搜索和空中营救队，不断地打击伊拉克阵地，阵地上的伊拉克人不停地用无线电呼叫，要求空中掩护。
贾姆希德·普尔·阿扎德(Jamshid Pour-Azad)少校和盖比(Gheibi)上尉是贝尔214的机组成员。突然，天空中3架伊拉克“米格”飞机出现在伊朗直升机面前。负责这一地区的伊朗空军前进控制官迅速要求提供空中掩护，不久伊朗空军的2架F－4“鬼怪”式战斗机投入战斗。同时直升机队在指定的紧急区域着陆。普尔·阿扎德能看到双方发射空空导弹，1架“米格”冒出火焰，拖着浓烟向伊拉克方向飞去。
高兴的时刻没有持续太长，因为很快伊拉克空星的2架幻影F.1EQ加入了空战，并用空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鬼怪”。“鬼怪”机身后部着火坠落到地面，两名飞行员安垒弹射，但是他们降落在了伊拉克阵地中。这一情况向负责搜索和营救的直升机机组发出警报，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起飞去营救被击落的机组成员。在飞往预定的降落地区途中，伊拉克防空炮火开火了，伊拉克的狙击手们也在努力搜寻空中正在降落的伊朗战斗机飞行员。
“鬼怪”的飞行员一落到地面即获得了营救。然而这场严酷的考验并没有结束，因为两架巨大的米－25“雌鹿”决定追击伊朗直升机，伊朗人加速离开，试图到达自己地面部队的阵地，来自那里的压制火力迫使伊拉克人改变了想法，只好返航。搜索和空中营救队安全返回了基地。
对手
那时的伊拉克空军只能部署几个已经有所消耗的米格－23MS(第39中队)和米格－21MF中队，以及一个中队的幻影F.1EQ(第79中队)，加上两个中队的苏－20／22，其中两个米格－23BN中队分别在巴格达以东的5个不同基地，另外3个米格－23BN中队沿伊朗边界部署(分别在苏巴库、巴古拜和贾西姆酋长区)。
幻影F.1EQ很少在前线执行任务，而是留下用于保卫伊拉克内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空军第96中队的情形也相似，在伊拉克北、南、西部，已经使用米格－25PD进行了两到三次飞行(其中一次完全由苏联或其它东欧飞行员驾驶)，甚至还曾被派去拦截伊朗内陆的民用飞机。第84中队则首先将米格－25RB用于对哈尔克岛的行动，但这种针对前线的战斗不是特别有用。
在入侵伊朗的准备期间，1980年7月底8月初伊拉克陆军航空兵建立了。它是以法国陆军航空兵的模式为基础，将所有直升机用于支援地面部队。它的空勤人员和技师主要在法国、苏联和英国接受培训。
即便这样，伊拉克陆航仍然不能被称为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它的指挥官需要改善许多机降行动的方法。在许多时候，除了抄袭伊朗同行的战术外，其实他们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这支部队自战争开始就参与了行动，每天出动数百架次：例如，1980年10月30日，伊拉克陆军航空兵就出动了不低于120个攻击架次。
伊拉克人同样饱受缺乏合适装备之苦。重装的米－8直升机是伊拉克陆航的骨干，对于运输部队和补给是理想工具，但是它太大了，并不适合改装成空中反坦克平台，而且容易受到伊朗截击机的攻击。而SA.342“小羚羊”又太轻，在大量来自法国的“霍特”式反坦克导弹到来前也不适用于反坦克。在军队中服役的另一种法国直升机是70年代早期获得的SA.316C“云雀Ⅲ”，该型机装备重机枪和法制AS.11和AS.12空地导弹。它们之前用于对库尔德起义者的镇压，当攻击起义者藏身的洞穴时这些导弹非常有效，库尔德人因此对“云雀Ⅲ”非常恐惧。然而，该型机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却只被当作联络飞机使用，或在伊拉克北部用于炮兵目标定位。
不过伊拉克人是乐于学习的。尽管他们在和伊朗的两年战争中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他们的入侵付出惨重代价结束的事实，迫使他们在提高军队效能方面投入巨资，包括陆军航空兵。他们准备邀请外国顾问，听取他们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特别是和米－25“雌鹿”有关的建议。
在这些“安拉的宠儿”支撑伊朗军队取得胜利时，德黑兰似乎完全忘了他们全是“大撒旦”培训的。
焦点：“雌鹿”问题
到1982年，伊拉克陆军航空兵能进行军事行动的总共有8个中队60(大概60－68)架飞机，它自夸总共有70架可用的直升机。最重要的机型是米－8、米－25、SA.342L“小羚羊”和SA.316C(不久，伊拉克陆航重组了两个攻击运输直升机联队——第1和第2联队)。每个中队配置在几个分遣部队中，沿前线分布。例如，第64攻击／运输／训练和特别行动中队有8架米－25永久驻扎在萨马拉、拜吉、摩塞尔、费卢杰，装备用来投掷装有化学武器的炸弹。
其它的“雌鹿”双机编队经常驻扎在巴士拉、巴格达的总统宫殿附近(在那里他们为萨达拇和他的家人使用的直升机充当护卫队)、库特、基尔库克、纳西里耶、贾里巴、卢特巴、或者塔里尔。伊拉克的米－25经常在几个大的早期预警雷达站附近执行任务，雷达站正不断成为伊朗特种突击队袭击的目标，这些袭击对伊拉克人来说已经是灾难性的了。
在1982年秋季的战斗期间，第64中队的米－25被部署在库特、摩塞尔和基尔库克，在那里他们也可以对付库尔德人，此时库尔德人已经学会了躲避伊拉克重装直升机针对村庄和难民护送队的破坏性火力，阿里少校指挥北方特遣部队，编制是第64中队第1特别行动队，而巴德瑞尔丁少校指挥南方特遣部队，编制是第4特别行动队。 1982年，米－25在伊拉克军火库中还是相对新的装备。1977年伊拉克定购了第一批12架“雌鹿”。到1979年伊拉克已经定购了将近250架苏制战斗机和直升机(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1982年以后交付的，因为1980年9月苏联停止向伊拉克交付武器)。1980年4月，第一批4架米－25D到达伊拉克，同年6月又有4架以上的米－25D到达。到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的时候，新组建的第64中队其实就已经只剩6架直升机了，因为一架在修理中，另一架9月7日被伊朗F－14A击落。到同年年底，64中队在与伊朗人的战斗中又损失了3架米－25。1981年1月，在损失了第5架米－25后，伊拉克人定购了16架新的“雌鹿”(不管这一事实是否得到官方证实，伊拉克入侵伊朗后，莫斯科宣布对伊拉克实行武器禁运)。1982年5月，另一批定购的18架直升机到货，之后定购的飞机于同年10月也陆续到达。
因为阿富汗战争的需求更为急迫，苏联之后特意放缓了交付“雌鹿”的速度。到1982年明，伊拉克陆航只有20架米－25在役。它们都由第64中队的飞行员驾驶。这个中队由伊拉克最有能力和最忠诚的驾驶员组成。伊拉克政权对这个中队是如此信任，两架米25甚至永久地驻扎在巴格达市内或周围，在那里他们经常掩护伊拉克最高领导人的活动。
飞行员们喜欢这种直升机，称赞它良好的航程、武器负荷、速度和多功能性；然而，他们对这种武器系统的缺点也很头疼——缺乏精确性和可靠性，尺寸太大又使它不够灵活。特别是在伊朗空军的F－5飞行员发展了一种在前线追逐，直至捕获伊拉克直升机的战术后。前伊拉克陆军航空兵飞行员阿杜安·哈桑·亚辛(AduanHassan Yassin)上尉回忆时说：他一直感觉好象自己在驾驶一个巨大的靶子。实际上，伊朗人不久就能够有效的对付“雌鹿”了。
因此到1982年夏天，伊拉克陆军航空兵邀请了一个民主德国顾问小组，以帮助他们更好的使用“雌鹿”。许多伊拉克高级官员对此强烈反对。最后的结果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引进猎杀队编制：为了使更多的易受攻击的“小羚羊”直升机能使用“霍特”导弹，米－25只用来压制伊朗的防空。伊拉克陆航共组织了五个这样的猎杀队，其中之一是由东德上尉拉尔夫·哥斯切克(RalfGeschke)指挥的。
有趣的是，伊拉克人从来不认为米－25是反坦克直升机，而更喜欢把它们描述成战斗运输直升机。因此与大量西方和俄罗斯通讯机构的报导相反，伊拉克的米－2从来不装备AT－6反坦克导弹，两伊战争之后这种武器也没有交付给伊拉克。苏联是在阿富汗用AT－6反坦克导弹做了全部战斗测试。
与另外一些报导相左，伊拉克的直升机也从来没有装备AT－4／9K11柴束式反坦克导弹。虽然这种武器甚至在战争前就交付伊拉克军队了。伊拉克人没有把它装在米－8和米－25上：因为苏联卖给他们的这两种直升机没有射击员用的稳定瞄准系统，导弹发射时会产生强大的反向冲击(大约3－5米之间)，甚至会导致飞机失控坠毁。缺乏稳定系统也促使苏联首先选用AT－2“蝎子”式导弹作为米－25的主要装备。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伊拉克陆航的米－25唯一可使用的反坦克导弹就只有速度慢，威力弱的AT-2B／C了。1000枚AT－2B／C与头两批“雌鹿”一起交付给伊拉克。但是，在伊拉克待了不到6年(1980－1983，1986－1989)的两名苏联顾问谢尔盖·别兹利乌得尼上校和达尔科·古洛夫少校评论说，伊拉克的米－25直升机在战斗飞行中极少配备这种武器。
伊拉克人从来不认为“雌鹿”是反坦克直升机，而更喜欢把它们描述成战斗运输直升机。
不可避免的战争?
关于两伊战争的爆发原因，有人将大部分责任推到萨达姆的“巴比伦”野心上，其实两国矛盾由来以久，有些历史问题根本难以和平解决。地处西南亚的伊拉克和伊朗是相互接壤的邻国，有128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在两国边界线南段有阿拉伯河，河左岸有伊朗最大海港、著名石油工业基地阿巴丹和商港霍拉姆沙赫尔；河右岸有伊拉克最大港口巴士拉和重要石油输出港法奥。两伊之争主要是在阿拉伯河。这条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合形成的河流向南流入波斯湾。阿拉伯河既是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又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厂之一伊朗阿巴丹炼油厂的出海口。河上游在伊拉克境内，下游约一百公里在两伊边界地区。
1847年奥斯曼帝国(当时伊拉克为奥斯曼行省)同波斯帝国(后为伊朗)签约，规定两国间河界按河东岸伊朗一侧浅水线划分，河主权全部属伊拉克。1937年两伊再度签订条约，规定阿巴丹和霍拉姆沙赫尔划归伊朗，伊朗取得河上航行自由，河界以河道中心线划分。作为交换条件，伊拉克通过征收航行税来管理航行和护理河道。之后伊拉克认为该条约是当时伊朗强加给伊拉克的。数十年来两国因边界纠纷而发生的冲突连续不断。
当英国撤走后，伊朗于1971年11月出动海军驻扎在海湾入口处的三个小岛，即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这三个岛地处霍尔木兹海峡，象三只看门虎扼守海湾咽喉。伊拉克当时正忙于应付北部库尔德族谋求“独立”的战乱，而库尔德族又得到伊朗军火支持，因此难以抗争。经过调解，两伊于1975年3月6日在阿尔及尔又签署边界协议：伊拉克默认伊朗占驻三岛，同意与伊朗分事阿拉伯河控制权。伊朗则保证停止对库尔德族的军火援助，使伊拉克得以平息内乱。然而，伊拉克认为阿尔及尔协议是不公平的，坚持海湾三岛应归属阿拉伯(在其他大多数阿拉伯人眼里。伊朗虽信奉伊斯兰教却并不属于阿拉伯文明，仍是波斯文明的延续)。
教派纷争也是两伊战争的导火索。伊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穆斯林为什叶派；伊拉克的穆斯林虽然百分之六十是什叶派，但执政的却是逊尼派。1963年，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因领导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被流放伊拉克。他流亡十四年，在伊拉克什叶派中很有影响。1979年巴列维国王被迫离开伊朗后，霍梅尼回到德黑兰推行“伊斯兰革命”，并向邻近的伊斯兰国家输出“革命理论”，提出要建立伊斯兰的“神教统治”。霍梅尼“一直号召伊拉克多数派推翻侯赛因总统”。伊拉克则在国内允许反霍梅尼势力活动，伊朗前首相赫蒂亚尔，前德黑兰军事执行官奥韦西将军在巴格达设有电台，直接向伊朗播送反霍梅尼节目。
1980年4－5月间，巴格达将四万名伊拉克籍伊朗人驱逐出境。随后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又在巴格达遭暗杀。此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