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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故事，故事里都有着清贫而宁静的田园生活，也都有着他们永远不明就里的天降灾祸。他们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但他们的余生都被噩梦缠绕，在那个共同的噩梦里都有着丑陋的日本兵；晾衣杆一般长的三八大盖；雪亮的东洋刀；还有至亲骨肉的鲜血甚至内脏。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回忆，他们不愿拥有，却又不能不一次又一次的回忆，因为他们是近代史上最灭绝人性的战争暴行的见证人。是谁让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回忆?
莫德胜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
“1932年，我刚刚8岁，家住在平顶山村，全家有四口人，父亲是矿工，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家家户户过中秋节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一群孩子跑到平顶山西坎，看到道上有好几辆汽车，上面载的全是日本兵，头上戴着钢盔，端着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枪。我急忙跑回家，对姐姐说，不好了，鬼子兵来了。我妈说，可不要往外跑了口”
“中午刚过，3个鬼子兵闯进我们家，把门踹开，日本兵说，把好东西通通拿出来，我们皇军保护你们，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赶我们全家出门。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走。鬼子兵拿枪把子劈头盖脸地往他身上打。母亲抱着3岁的妹妹，父亲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满街都是老百姓，哭哭啼啼，都被赶到村外牛奶房子南边的草地里。”
“这时，鬼子军官刺刀一举，周围的机枪立即叫起来，人群随着枪声一排排地倒在地上。我前面有个人穿着薄棉裤，一打他一蹬腿，棉花还冒烟，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吓得头发一竖一竖的……”
“有人喊‘不能白白叫鬼子打死!’靠东南边的喊声很大，起来一些人往外冲，枪声也集中到这个地点。以后喊声渐渐小了，是否冲出去一些人我就不知道了。”
“一些没有受伤的人起来准备逃时，又进行了第二次机枪扫射，这次子弹打得更低，鬼子怕有人不死，一拥而上，挨排挨个地用刺刀往人身上扎。”
“我把盖在母亲身上的棉被掀开，母亲和妹妹满身都是血，大喊“妈、妈呀、妈!”喊也不醒、推也不醒。姥爷姥姥也死了，我像个木头人不知怎么才好。听到有人喊，快跑吧，日本人要回来了。我最后看了亲人一眼，钻进高粱地。”
全伯安
厂窑大屠杀幸存者。解放后，老人成了厂窖第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当上了厂窖公社的党支部书记。1979年，全伯安光荣退休。
“1943年春天，厂窖的土地上种满了庄稼，有蚕豆、油菜、水稻、麦子……水稻秧苗刚好长到手掌那么长，乡亲们都在忙着扯秧。我当时17岁，只希望自己种田年年丰收，家里的粮食积攒多了，再去买几亩地，娶个老婆，不给富人做牛做马了。”
“我5岁开始讨米，不满10岁就做长工，没进过学堂。“厂窖惨案”发生前，根本不知道帝国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日本鬼子喜欢杀人取乐……5月9日清晨，天空阴沉沉地，气温反常地低，我正在田里扯秧……厂窖街上火光冲天，燃烧的灰烬不停地落到他的脸上，田坎上跑来一群乡亲，他们大声喊道：“金伯安，你怎么还不跑啊，日本鬼子来了，到处杀人放火。”
“我赶忙放下农活，跟在乡亲们后面，加入了选命的队伍，身上只穿了一件又烂又脏的棉农。跑的时候，子弹时不时贴着耳朵飞过，落在水塘中。我就像丢了魂魄一样，一边跑一边发抖。路边的池塘漂满了尸体。”
“屠杀第二天，我悄悄回到种的秧田附近，一看，全是尸体，横七竖八，有的仰天，有的蜷曲，有的倒插。”
“一连4天，我没命的四处躲藏，苎麻地、草垛、水沟、灶台，饿了，就麻起胆子(大着胆子)摸到人家屋里寻找食物，吃几口冷饭就跑；困了，就躺在苎麻地里歇一会儿。连续4天没有合眼，有一晚在牛棚里睡，棉衣全是泥水，晚上冷得发抖。和我们一起逃命的有个孕妇，她后来跑不动，被日本鬼子抓到，几个日本兵把他踢翻，双脚猛踩她的肚皮，‘扑哧’一声，血淋淋的胎儿从下身滑了出来，日本兵用刺刀挑起胎儿取乐。”
“我躲在耦池河边的野地里，天上的龟机就像鸟群一样密，藕池河连绵400多米的船只被飞机炸得粉碎，碎片到处乱飞。藕池河水变成乌黑色，尸臭难闻，乌烟满天。日本兵把抓来的人用绳子系在汽艇后面，然后开动，将人拖晕后，活活淹死。”
“日军走后，我和幸存的乡亲们回到厂窖，天上没有鸟飞，街上的狗都不敢叫，尾巴夹得紧紧的，人们在街上相见，都是一副哭相，不说话，每家每户都有亲人被杀害。我不敢走进那块流过血的秧田，甚至不敢再看一眼。我连续做了10多天的恶梦，总是梦见日本鬼子把我劈死在秧田里……”
李金水(89岁)
新加坡肃清大屠杀至今唯一的幸存者。
“那年我21岁，未婚，住在胶园(现福建义冢附近)，靠割胶为生。3月26日当天清晨6点多，大队日军闯入小镇，着令全镇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学校对面的篮球场，站着等候“检证”(甄别)。被令集中者，还包括兴华学校校长殷春初，教务主任朱绩夫和老师黄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脱掉上衣和短裤，只穿内裤一排排的蹲在球场上。从早上晒太阳到下午四五点。鬼子包围着球场，有的持枪监视，有的配长剑来回踱步。五六个兵负责检查男人的身体。据说，鬼子是检查男子身体有没有刺青图纹，特别是在手部拇指与食指间虎口处。鬼子认为，有刺青者，就是私会党，而私会党是抗日的。”
“当鬼子来到他身边正检查其隔壁的男人时，突然就把那男子带走。他心跳得很，心想这次没命了。他说，检查到池时，他手拿着的衣服，刚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烂过的，已不明显的黑色五花点刺青。鬼子没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过了鬼门关，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又被拉进学校。过后，又一个一个排队出来问话。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时才出。很幸运的，我顺利过关。到晚上八九点才终于被释放回家。我马上走人山芭逃难。”
“肃清结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师长。他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校长就押去太平宪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远的沙叻北火车站附近三和矿场与和合兴矿场旁(现今高压电塔边)，日本兵用刺刀疯狂刺杀14人。凄惨号叫声响彻云霄，连村子也听到。”
“怎料到在刺杀过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绑不紧，挣脱绳索突然拔腿飞跑，冲到矿湖边纵身一跳，在黑夜的掩护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岁左右会游泳的教务主任朱绩夫。”
“13具尸体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战结束后，亲人们才到乱葬岗捡拾尸骨。由于无法区分，就全部合葬在现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长，尸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将其名刻在碑上。他亲戚王卡也是殉难者之一。”
“我全家搬到马来廿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后才搬回沙叻北来。”
郭鹿萍 厂窑大屠杀幸存者
“我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医生，经常走村串户给乡亲们看病。父亲开了家小药店。有一味叫“田三七”的药，来药店的顾客买这味药的很多。我17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药铺里帮忙，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父亲一样救死扶伤。” “5月7日。我在河边玩耍，看见好多飞机和汽艇，回到村里，发现逃来了很多衣冠不整的军人和逃难群众，感觉很不对劲，就和父亲商量，连夜把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送到了益阳。”
“5月9日清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我，街上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早早关了店门，跑到住在乡下的李枝生家里去避难。到李枝生家时，他家已经挤满了人，一数，竟有100多个。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日本鬼子会杀人，只是害怕飞机扔的炸弹会炸到我们。上午10点左右，一小队日本兵包围了李枝生家，然后冲进来几个鬼子，把人全部赶了出去，我躲在床下的水沟里，没有被发现。”
“过了一会，我听见外面哭喊声一片，害怕鬼子要放火烧屋，便探出头看，不想头部被木棒猛击了两下，眼冒金星，被打晕了。两个日军把我拖了出去，场子上已有100多个群众。我父亲和表哥也在其中，他们上身全部被扒光，只有我一个穿着烂棉衣。有一个骑白马的军官腰佩指挥刀，指挥手下的士兵把我们分为几组，然后绑在一起。我听不懂日本话，以为抓我们去做苦力，心里慌乱极了。”
“这队日本兵把我们赶到德伏小学操坪，命令我们跪在一面墙下，然后抽出雪亮的刺刀。曹云开是第一个被杀的，当日本兵举起刺刀，在他上身乱刺时，他猛地喊了一句：‘你们真的杀人啊!’接着头一扭，血就喷了出来。那个刽子手不到一米七高，身体粗壮，头戴军帽，眼冒凶光。”
“一个接一个，刺刀刺进我的身体时，已有10多个乡亲惨死在这名刽子手的刺刀之下。我穿了件厚厚的烂棉衣，第一刀没刺进多深，鬼子见状拼命向前一桶，刺刀穿透我的腹部，从我的后背穿了出来。我就侧身倒了下去。有一个鬼子怕我不死，连忙在我前胸又补刺了4刀。我痛得晕死过去，飞溅的鲜血把棉衣染红了。”
“那天下午3点，我渐渐恢复了知觉，睁开双眼一看，鬼子已经走了。旁边死去的乡亲有的肠子都露在外面，有的脑袋被砍掉，惨不忍睹。我便挣扎着爬到40米之外的一块蚕豆地里，和两具尸体睡了3天，鬼子一来，我就装死。那些天一直在下着小雨，我身上的烂棉衣全湿了，又冷又饿。渴了，就喝蚕豆叶子滴下来的水珠，肚子饿了，就吃小蚕豆，连喊话的力气都没有。”
“5月12日，日军在血洗厂窑后，离开了。厂窖街上慢慢有人回来，一阵阵脚步声惊醒了我。‘是聂老三!’聂老三是我的街坊，他路过蚕豆地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我分辨出来了。我便使劲呻吟，幸好聂老三听见了。当他和乡亲们把我再一次抬到李枝生家的时候，我已经气若游丝，李枝生被砍了8刀，还有一口气，父亲和表兄的尸体也摆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以为自己活不长了。李枝生的女儿用草药治好了我的刀伤。”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家，药铺已经被鬼子砸得粉碎。又过了一个月，我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回厂窖，父亲死了，药铺是开不成了，只好开了一家南杂店。”
杨宝山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
“1932年，我10岁，日军的汽车开进村里时，我还以为有什么热闹可看呢。南边保甲所通知老百姓，日本人要在这演习炮，完了还照集体相，我一听很高兴，演习炮还照相，也没看过。我跟着父母，带着弟弟高高兴兴地来到村子南边的平顶山脚下，现场果然有六架用黑布罩着的东西。”
“突然，有人大声尖叫，洋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一看，平顶山浓烟弥漫，大火冲天。我母亲看着那个方向说，我们家的房子被烧啦，说完就哭了……人群中有人一声高喊：“那不是照相机，是机枪，快跑啊!”日本人一看很乱，很多人跑，把黑布一拽，机枪就扫射了，站着的人哭天喊地。”
“一个日本军官一声令下，6挺机枪疯狂地扫向人群，许多人还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倒下，片刻之间，血肉横飞。一阵长时间的枪声之后便是死一般的沉寂，活者不敢声张，伤者不敢呻吟。狡猾的汉奸高喊道：“日本人都走了，没死的赶快逃命吧。”逃过第一次扫射的村民信以为真，爬起来就跑，结果遭到日军更猛烈的第二次屠杀。我被母亲用身体紧紧地压在底下，她脑袋挨着我的脑袋，她搂着我，身上的血都出来淌到我嘴里，我一舔一成的，我知道母亲的血出来了，我在想，一颗子弹打在我身上了。”
“两次机枪扫射之后，日军仍不善罢甘休，为了不留一个活口，日军端着刺刀挨个搜查，日本人从北头到南头，死的活的每人一刺刀，检查到我时，用刺刀把我娘挑到一边，扎我的后背，我强忍痛一动没动。日本人在我身上走了好几个来回，把我脑袋都踩破了，我都没敢动。”
“日本兵走后就听到有人喊，没死的快跑吧，鬼子去拉汽油了。第一次没敢起来，连喊三次我才敢抬头往周围看了看。当我看到鬼子真的不在了才起来。我去拉父亲，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就是不起来，摇他手他不起来，拽他也拽不动，我咬他的手，他还是不动，我就倒在地上哭。”
“我爬了4天，第4天的时候遇到大刀会，才保住性命，我身上的子弹两年后才取出来。”
秦长庚
厂窑大屠杀幸存者。1951年入党，曾担任农会副主任、大队长。1962年，回村务农，搞社教工作，直到今天。
“那场惨案过去已经有60多年了，但我还记忆很清楚。那天是民国32年农历四月初六，我当年27岁。”
“上午8点钟，日本鬼子杀到厂窑，天上飞机扔炸弹，河上有小火轮封堵。国民党的军队被围在对河动弹不得。日本鬼子是从华容县那边打过来的。国民党的军队为了逃出包围圈，就划着木桶游到了厂窖。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上司要他们向‘游港’撤退，但是错听成了‘酉港’，这样就必须经过厂窖。一时间，军队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我那一天在插田，我父亲在田里忙碌了一阵后，急忙赶网去做早饭。到9点多钟，只看见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扫射，我没有理会，以为不会杀我们，径直走回家吃饭。走进家门，令我惊讶的是，父亲竟然弄了一床被子包着自己，蜷缩地躲在灶屋里。他说，怕被炸弹炸到。我父亲小声对我说，你还是去插田，别管我。我吃了点爆花米，就出去了。走出房门的时候，看到屋后有20多人在躲子弹。我也有点害怕，就躲到一条淘里。沟飘全是人，我身一就有几个人躺着。这时突然窜出5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准备向沟里开枪。”
“我当时还抱着一丝幻想，对日本鬼子说，先生，我们是老百姓，打不得呀!日本兵根本不理会，像疯狗一样，端着机枪扫射。睡在我身上的几个人都被打死了。这群日本鬼子走了后，过了20分钟，又来了一伙。我当时正准备爬起来逃生。一个日本鬼子就一把拽住我脖子后的农领，让另一个鬼子拿一个铁锤朝我的脑袋砸。我吓得要死，使出吃奶的劲躲丁过去，象铁锤的日本兵因为用力过大，被铁锤的惯性带着向前摔到了。我就趁机跨过这名日本兵，一把抓住大堤上的一棵树，爬上堤。我在抓树的时候，一个日本兵猛地用刺刀狠狠地刺进我的腰间，我感觉肚子里都是刀子的冰凉和疼痛，感觉伤口不停地在喷血、冒气。突然间，我的眼睛就没有亮光了，我就这样昏死了过去。”
“到下午6点钟，我大准不死，醒过来了。我看到处都是尸体。我很木然地回到屋里，感觉肚子里像火在烧一样，就舀了两瓢冷水喝，并随便在伤口敷了点草药，这样才感觉好一点。过了两个多月，伤品愈合了。直到现在，我的腰部和手还不时痛。”
“回到家后，我才知道我老婆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住在罗保宁家里。罗保宁家四面环水，在岛中央，而他的屋四周又有很多树，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我的父亲不见了，后来是舅舅告诉我说，他在屋前的大堤上发现我父亲死了，身上还有几个弹孔。舅舅就赶紧把父亲的遗体掩埋了。62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时常怀念我的父亲，怀念和他一起下田插秧，上街卖米的情最。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庄稼汉，打过鱼，织过花篮，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毁了。”
莫德胜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
“1932年，我刚刚8岁，家住在平顶山村，全家有四口人，父亲是矿工，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家家户户过中秋节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一群孩子跑到平顶山西坎，看到道上有好几辆汽车，上面载的全是日本兵，头上戴着钢盔，端着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枪。我急忙跑回家，对姐姐说，不好了，鬼子兵来了。我妈说，可不要往外跑了口”
“中午刚过，3个鬼子兵闯进我们家，把门踹开，日本兵说，把好东西通通拿出来，我们皇军保护你们，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赶我们全家出门。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走。鬼子兵拿枪把子劈头盖脸地往他身上打。母亲抱着3岁的妹妹，父亲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满街都是老百姓，哭哭啼啼，都被赶到村外牛奶房子南边的草地里。”
“这时，鬼子军官刺刀一举，周围的机枪立即叫起来，人群随着枪声一排排地倒在地上。我前面有个人穿着薄棉裤，一打他一蹬腿，棉花还冒烟，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吓得头发一竖一竖的……”
“有人喊‘不能白白叫鬼子打死!’靠东南边的喊声很大，起来一些人往外冲，枪声也集中到这个地点。以后喊声渐渐小了，是否冲出去一些人我就不知道了。”
“一些没有受伤的人起来准备逃时，又进行了第二次机枪扫射，这次子弹打得更低，鬼子怕有人不死，一拥而上，挨排挨个地用刺刀往人身上扎。”
“我把盖在母亲身上的棉被掀开，母亲和妹妹满身都是血，大喊“妈、妈呀、妈!”喊也不醒、推也不醒。姥爷姥姥也死了，我像个木头人不知怎么才好。听到有人喊，快跑吧，日本人要回来了。我最后看了亲人一眼，钻进高粱地。”
全伯安
厂窑大屠杀幸存者。解放后，老人成了厂窖第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当上了厂窖公社的党支部书记。1979年，全伯安光荣退休。
“1943年春天，厂窖的土地上种满了庄稼，有蚕豆、油菜、水稻、麦子……水稻秧苗刚好长到手掌那么长，乡亲们都在忙着扯秧。我当时17岁，只希望自己种田年年丰收，家里的粮食积攒多了，再去买几亩地，娶个老婆，不给富人做牛做马了。”
“我5岁开始讨米，不满10岁就做长工，没进过学堂。“厂窖惨案”发生前，根本不知道帝国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日本鬼子喜欢杀人取乐……5月9日清晨，天空阴沉沉地，气温反常地低，我正在田里扯秧……厂窖街上火光冲天，燃烧的灰烬不停地落到他的脸上，田坎上跑来一群乡亲，他们大声喊道：“金伯安，你怎么还不跑啊，日本鬼子来了，到处杀人放火。”
“我赶忙放下农活，跟在乡亲们后面，加入了选命的队伍，身上只穿了一件又烂又脏的棉农。跑的时候，子弹时不时贴着耳朵飞过，落在水塘中。我就像丢了魂魄一样，一边跑一边发抖。路边的池塘漂满了尸体。”
“屠杀第二天，我悄悄回到种的秧田附近，一看，全是尸体，横七竖八，有的仰天，有的蜷曲，有的倒插。”
“一连4天，我没命的四处躲藏，苎麻地、草垛、水沟、灶台，饿了，就麻起胆子(大着胆子)摸到人家屋里寻找食物，吃几口冷饭就跑；困了，就躺在苎麻地里歇一会儿。连续4天没有合眼，有一晚在牛棚里睡，棉衣全是泥水，晚上冷得发抖。和我们一起逃命的有个孕妇，她后来跑不动，被日本鬼子抓到，几个日本兵把他踢翻，双脚猛踩她的肚皮，‘扑哧’一声，血淋淋的胎儿从下身滑了出来，日本兵用刺刀挑起胎儿取乐。”
“我躲在耦池河边的野地里，天上的龟机就像鸟群一样密，藕池河连绵400多米的船只被飞机炸得粉碎，碎片到处乱飞。藕池河水变成乌黑色，尸臭难闻，乌烟满天。日本兵把抓来的人用绳子系在汽艇后面，然后开动，将人拖晕后，活活淹死。”
“日军走后，我和幸存的乡亲们回到厂窖，天上没有鸟飞，街上的狗都不敢叫，尾巴夹得紧紧的，人们在街上相见，都是一副哭相，不说话，每家每户都有亲人被杀害。我不敢走进那块流过血的秧田，甚至不敢再看一眼。我连续做了10多天的恶梦，总是梦见日本鬼子把我劈死在秧田里……”
李金水(89岁)
新加坡肃清大屠杀至今唯一的幸存者。
“那年我21岁，未婚，住在胶园(现福建义冢附近)，靠割胶为生。3月26日当天清晨6点多，大队日军闯入小镇，着令全镇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学校对面的篮球场，站着等候“检证”(甄别)。被令集中者，还包括兴华学校校长殷春初，教务主任朱绩夫和老师黄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脱掉上衣和短裤，只穿内裤一排排的蹲在球场上。从早上晒太阳到下午四五点。鬼子包围着球场，有的持枪监视，有的配长剑来回踱步。五六个兵负责检查男人的身体。据说，鬼子是检查男子身体有没有刺青图纹，特别是在手部拇指与食指间虎口处。鬼子认为，有刺青者，就是私会党，而私会党是抗日的。”
“当鬼子来到他身边正检查其隔壁的男人时，突然就把那男子带走。他心跳得很，心想这次没命了。他说，检查到池时，他手拿着的衣服，刚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烂过的，已不明显的黑色五花点刺青。鬼子没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过了鬼门关，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又被拉进学校。过后，又一个一个排队出来问话。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时才出。很幸运的，我顺利过关。到晚上八九点才终于被释放回家。我马上走人山芭逃难。”
“肃清结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师长。他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校长就押去太平宪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远的沙叻北火车站附近三和矿场与和合兴矿场旁(现今高压电塔边)，日本兵用刺刀疯狂刺杀14人。凄惨号叫声响彻云霄，连村子也听到。”
“怎料到在刺杀过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绑不紧，挣脱绳索突然拔腿飞跑，冲到矿湖边纵身一跳，在黑夜的掩护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岁左右会游泳的教务主任朱绩夫。”
“13具尸体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战结束后，亲人们才到乱葬岗捡拾尸骨。由于无法区分，就全部合葬在现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长，尸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将其名刻在碑上。他亲戚王卡也是殉难者之一。”
“我全家搬到马来廿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后才搬回沙叻北来。”
郭鹿萍 厂窑大屠杀幸存者
“我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医生，经常走村串户给乡亲们看病。父亲开了家小药店。有一味叫“田三七”的药，来药店的顾客买这味药的很多。我17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药铺里帮忙，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父亲一样救死扶伤。” “5月7日。我在河边玩耍，看见好多飞机和汽艇，回到村里，发现逃来了很多衣冠不整的军人和逃难群众，感觉很不对劲，就和父亲商量，连夜把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送到了益阳。”
“5月9日清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我，街上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早早关了店门，跑到住在乡下的李枝生家里去避难。到李枝生家时，他家已经挤满了人，一数，竟有100多个。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日本鬼子会杀人，只是害怕飞机扔的炸弹会炸到我们。上午10点左右，一小队日本兵包围了李枝生家，然后冲进来几个鬼子，把人全部赶了出去，我躲在床下的水沟里，没有被发现。”
“过了一会，我听见外面哭喊声一片，害怕鬼子要放火烧屋，便探出头看，不想头部被木棒猛击了两下，眼冒金星，被打晕了。两个日军把我拖了出去，场子上已有100多个群众。我父亲和表哥也在其中，他们上身全部被扒光，只有我一个穿着烂棉衣。有一个骑白马的军官腰佩指挥刀，指挥手下的士兵把我们分为几组，然后绑在一起。我听不懂日本话，以为抓我们去做苦力，心里慌乱极了。”
“这队日本兵把我们赶到德伏小学操坪，命令我们跪在一面墙下，然后抽出雪亮的刺刀。曹云开是第一个被杀的，当日本兵举起刺刀，在他上身乱刺时，他猛地喊了一句：‘你们真的杀人啊!’接着头一扭，血就喷了出来。那个刽子手不到一米七高，身体粗壮，头戴军帽，眼冒凶光。”
“一个接一个，刺刀刺进我的身体时，已有10多个乡亲惨死在这名刽子手的刺刀之下。我穿了件厚厚的烂棉衣，第一刀没刺进多深，鬼子见状拼命向前一桶，刺刀穿透我的腹部，从我的后背穿了出来。我就侧身倒了下去。有一个鬼子怕我不死，连忙在我前胸又补刺了4刀。我痛得晕死过去，飞溅的鲜血把棉衣染红了。”
“那天下午3点，我渐渐恢复了知觉，睁开双眼一看，鬼子已经走了。旁边死去的乡亲有的肠子都露在外面，有的脑袋被砍掉，惨不忍睹。我便挣扎着爬到40米之外的一块蚕豆地里，和两具尸体睡了3天，鬼子一来，我就装死。那些天一直在下着小雨，我身上的烂棉衣全湿了，又冷又饿。渴了，就喝蚕豆叶子滴下来的水珠，肚子饿了，就吃小蚕豆，连喊话的力气都没有。”
“5月12日，日军在血洗厂窑后，离开了。厂窖街上慢慢有人回来，一阵阵脚步声惊醒了我。‘是聂老三!’聂老三是我的街坊，他路过蚕豆地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我分辨出来了。我便使劲呻吟，幸好聂老三听见了。当他和乡亲们把我再一次抬到李枝生家的时候，我已经气若游丝，李枝生被砍了8刀，还有一口气，父亲和表兄的尸体也摆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以为自己活不长了。李枝生的女儿用草药治好了我的刀伤。”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家，药铺已经被鬼子砸得粉碎。又过了一个月，我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回厂窖，父亲死了，药铺是开不成了，只好开了一家南杂店。”
杨宝山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
“1932年，我10岁，日军的汽车开进村里时，我还以为有什么热闹可看呢。南边保甲所通知老百姓，日本人要在这演习炮，完了还照集体相，我一听很高兴，演习炮还照相，也没看过。我跟着父母，带着弟弟高高兴兴地来到村子南边的平顶山脚下，现场果然有六架用黑布罩着的东西。”
“突然，有人大声尖叫，洋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一看，平顶山浓烟弥漫，大火冲天。我母亲看着那个方向说，我们家的房子被烧啦，说完就哭了……人群中有人一声高喊：“那不是照相机，是机枪，快跑啊!”日本人一看很乱，很多人跑，把黑布一拽，机枪就扫射了，站着的人哭天喊地。”
“一个日本军官一声令下，6挺机枪疯狂地扫向人群，许多人还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倒下，片刻之间，血肉横飞。一阵长时间的枪声之后便是死一般的沉寂，活者不敢声张，伤者不敢呻吟。狡猾的汉奸高喊道：“日本人都走了，没死的赶快逃命吧。”逃过第一次扫射的村民信以为真，爬起来就跑，结果遭到日军更猛烈的第二次屠杀。我被母亲用身体紧紧地压在底下，她脑袋挨着我的脑袋，她搂着我，身上的血都出来淌到我嘴里，我一舔一成的，我知道母亲的血出来了，我在想，一颗子弹打在我身上了。”
“两次机枪扫射之后，日军仍不善罢甘休，为了不留一个活口，日军端着刺刀挨个搜查，日本人从北头到南头，死的活的每人一刺刀，检查到我时，用刺刀把我娘挑到一边，扎我的后背，我强忍痛一动没动。日本人在我身上走了好几个来回，把我脑袋都踩破了，我都没敢动。”
“日本兵走后就听到有人喊，没死的快跑吧，鬼子去拉汽油了。第一次没敢起来，连喊三次我才敢抬头往周围看了看。当我看到鬼子真的不在了才起来。我去拉父亲，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就是不起来，摇他手他不起来，拽他也拽不动，我咬他的手，他还是不动，我就倒在地上哭。”
“我爬了4天，第4天的时候遇到大刀会，才保住性命，我身上的子弹两年后才取出来。”
秦长庚
厂窑大屠杀幸存者。1951年入党，曾担任农会副主任、大队长。1962年，回村务农，搞社教工作，直到今天。
“那场惨案过去已经有60多年了，但我还记忆很清楚。那天是民国32年农历四月初六，我当年27岁。”
“上午8点钟，日本鬼子杀到厂窑，天上飞机扔炸弹，河上有小火轮封堵。国民党的军队被围在对河动弹不得。日本鬼子是从华容县那边打过来的。国民党的军队为了逃出包围圈，就划着木桶游到了厂窖。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上司要他们向‘游港’撤退，但是错听成了‘酉港’，这样就必须经过厂窖。一时间，军队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我那一天在插田，我父亲在田里忙碌了一阵后，急忙赶网去做早饭。到9点多钟，只看见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扫射，我没有理会，以为不会杀我们，径直走回家吃饭。走进家门，令我惊讶的是，父亲竟然弄了一床被子包着自己，蜷缩地躲在灶屋里。他说，怕被炸弹炸到。我父亲小声对我说，你还是去插田，别管我。我吃了点爆花米，就出去了。走出房门的时候，看到屋后有20多人在躲子弹。我也有点害怕，就躲到一条淘里。沟飘全是人，我身一就有几个人躺着。这时突然窜出5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准备向沟里开枪。”
“我当时还抱着一丝幻想，对日本鬼子说，先生，我们是老百姓，打不得呀!日本兵根本不理会，像疯狗一样，端着机枪扫射。睡在我身上的几个人都被打死了。这群日本鬼子走了后，过了20分钟，又来了一伙。我当时正准备爬起来逃生。一个日本鬼子就一把拽住我脖子后的农领，让另一个鬼子拿一个铁锤朝我的脑袋砸。我吓得要死，使出吃奶的劲躲丁过去，象铁锤的日本兵因为用力过大，被铁锤的惯性带着向前摔到了。我就趁机跨过这名日本兵，一把抓住大堤上的一棵树，爬上堤。我在抓树的时候，一个日本兵猛地用刺刀狠狠地刺进我的腰间，我感觉肚子里都是刀子的冰凉和疼痛，感觉伤口不停地在喷血、冒气。突然间，我的眼睛就没有亮光了，我就这样昏死了过去。”
“到下午6点钟，我大准不死，醒过来了。我看到处都是尸体。我很木然地回到屋里，感觉肚子里像火在烧一样，就舀了两瓢冷水喝，并随便在伤口敷了点草药，这样才感觉好一点。过了两个多月，伤品愈合了。直到现在，我的腰部和手还不时痛。”
“回到家后，我才知道我老婆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住在罗保宁家里。罗保宁家四面环水，在岛中央，而他的屋四周又有很多树，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我的父亲不见了，后来是舅舅告诉我说，他在屋前的大堤上发现我父亲死了，身上还有几个弹孔。舅舅就赶紧把父亲的遗体掩埋了。62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时常怀念我的父亲，怀念和他一起下田插秧，上街卖米的情最。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庄稼汉，打过鱼，织过花篮，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