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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刊主办的文学比赛中崭露头角，接着登上文坛成为专业作家，这是文学青年较常走的一条成长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坛的少年作家阵容日渐扩大——比如“80后”作家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受惠于“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是由改版后的上海《萌芽》杂志主办的文学赛事。分析《萌芽》这一个案，可以清晰见出青年作家的成长离不开文学期刊的托举，而文学期刊的成功也离不开写作者的积极参与，在二者互为资源的过程中，外部环境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生态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
1930年在上海出版的《萌芽》是一份有左翼背景的刊物，发行时间并不长久。1956年7月创刊的《萌芽》与20世纪30年代的同名刊物没有直接渊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氛围下，它以扶持青年作家成长为办刊宗旨，巴金、茅盾等文坛宿将对之关注有加。“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前，《萌芽》抵不住政治风浪的颠簸而仓促停刊。1981年《萌芽》复刊，恰好赶上“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局面，它重新跃升为一份较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至1995年，陆文夫、叶兆言、张炜、黄蓓佳、池莉、邱华栋、阎连科、扎西达娃、阿来、储福金、虹影、王小鹰等作家先后在《萌芽》出现。可以说在80年代，大批读者对文学的热情转化为对文学刊物的支持，《萌芽》以“青年文学刊物”的身份在文学界获得认可，也在市场中赢得读者。在紧跟其后的历史阶段中，《萌芽》试着坚持纯文学立场，却无法改变发行量下降的事实。在生存压力的挑战下，《萌芽》不得不在市场中自谋生路、展开自救。自1996年起，《萌芽》有意识地向更具市场潜力的校园文学贴近，并定义了新的受众群体——读者逐渐从“青年作家”向“青年学生”的群体分化。试以《萌芽》1994年第1期目录与1999年第1期目录对照分析，前者中规中矩地按照文学体裁分类设置栏目(和1981年复刊首期相似，只是减去了“理论·杂文”一栏)，分别是“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与“诗歌”四个大板块(微型小说单独为一栏，但篇幅较小)，另外还有“港台澳与海外华人新作”、以发表文学批评论文为主的“青年作家研究”两个栏目，都显得面目严肃。时隔5年，《萌芽》在1999年第1期正式发出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倡议，也正是在这一期上，之前严格按照文体分类设置栏目的做法已经失效，且从栏目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刊物办刊思路的变迁，例如访谈演艺明星的“星闻报告”、报道盗猎黑幕的“热点追踪”、描写国外校园生活的“异域传真”、直接反映国内学生生存状态的“校园清泉”与“校园扫描”等等，这些颇具阅读趣味性的栏目显得更为贴近现实，都不再以“文学”二字为号召，同一期能突显文学创作意味的只有“小说家族”与“诗星空”两个栏目，后者分量较为单薄。《萌芽》自此不再坚持原先纯文学期刊的身份，且渐行渐远，成为面向十七八岁学生的综合性刊物。从“新时期文学”的高峰走到“躲避崇高”的世纪末，时代嬗变，一份老牌文学刊物卸下了它的历史包袱，向少年们的青春阵地进发，而那些四面八方的少年英雄，也正期待着有一块宽阔的疆场让他们短兵相接，比出个高下之分。
1999年之后，《萌芽》以“新概念”赛事为舞台，提倡有“新思维”、“新表达”与“真体验”的作品，这正好呼应了当时社会舆论对中学语文教育弊病的热情关注，学生在作文中体现自我个性与创新思维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萌芽》意欲除旧布新，对于青年一代形成健康的文学观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新概念”几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第三届参赛人数与第一届相比，“从4000多人增加到34000”。对于一份刊物来说，更加引以为豪的是1997年至2003年，《萌芽》月发行量持续从，万多份涨至22万份。其实，“新概念”并非是《萌芽》首次以征文竞赛的形式来赢得读者，1994年第1期《萌芽》也曾出现过“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此次文学比赛于前一年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和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不过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便匆匆收场。稍后还有“全国校园征文大赛”，经常为《萌芽》撰稿的年轻作者殳俏以《清新游戏》一文成为一等奖得主，但该项赛事同样默默无闻。
对比前面两项并未获得成功的赛事，“新概念”的秘诀在哪里?大体可以归因于面向群体的特殊性。每届参赛对象均分为A、B、C三组，分别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除高三以外的初高中学生、除中学生以外的30岁以下的青年人。(关于参赛对象，几年之后A组调整为“应届高三及高二学生”、B组调整为高一以及初中学生。)《萌芽》集结了数家高校加盟，直接将高等教育的决策者或执行者吸纳进来。1999年第1期发表倡议书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7所重点大学联合署名，此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参与进来与《萌芽》合作，都愿意将提前录取的名额留给大赛获奖者。高校获得一定的招生自主权之后，原先铁板一块的局面所出现的新变正好可以让“新概念”借题发挥。“新概念”之所以将高三学生专设一组，正是因为这一人群如在作文大赛中拔得头筹，高校在招生时会对之在政策上有所倾斜，酌情调整分数线破格录取，这对高三学生及其家长来说无疑充满了吸引力。对于文学期刊来说，这种吸引力便是可挖掘的市场潜力。在国内多家重点大学的协助下，《萌芽》有底气来许诺写出佳作的高三应届毕业生可以拥有一块免考金牌，例如，北京大学便把考生在“新概念”获得成功作为一项录取依据：“其一，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与奥赛一样，列入自主招生的条件之一；其二，列入自主招生以后，3月份到北大参加由北大自己命题的两门课的考试，通过后即正式进入北大自主招生的候选人名单；其三，获得候选人资格者，在该省市北大录取线下浮30分录取。”对于鏖战于考试大军中的高三学生，这些承诺无疑令人怦然心动。出版过程中，《萌芽》通过不同形式宣传“新概念”获奖的少年英雄们在高考战役中的优势，为推广“新概念”造足了声势，进一步将学生读者、学校、家长牵引到刊物的“生物链”之中。最直接的实例是2001年《萌芽》随刊发放了2000余份读者调查表，编辑对有效答卷进行分析之后，得出数据表明读者年龄基本在十六岁至24岁之间，具体为6岁至18岁的约占50％，18岁至20岁约占30％。由此可见，《萌芽》的主要读者正是高中学生。“新概念”在作文与升学之间建立了最为直接的联系，“新概念”的风潮裹挟着《萌芽》走向成功的同时，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权也逐渐得到确立，两者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新概念自觉紧跟，很快提出以“发现优秀文科后备人才”为宗旨服务高校招生，正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得到确立。
二
《萌芽》转型为少年文学刊物之后，在市场中主动出击，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这诸种有利条件，无疑获得了同类型期刊无法企及的商业成功；它介入中学教育领域，不单谋得自身生存、发展，也对中学语文教育有正面促进的作用。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新概念”为中国学生的写作松了绑。中国学生从小学起正式接触作文课，作为语文课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是阅读优秀范文，还是反复修改习作，每个学生都在写作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大大小小的语文考试中，写作必然是压卷一环。尽管作文教学一直强调学生要在修辞章法与表情达意两方面努力，也鼓励写作中见出个性，但限于大班教学、应试教育，因材施教的难度很大，教师们也为了实现易操作性，简化了教法，评判优秀作文的标准在所难免地趋向程式化。一部分学生对写作兴趣浓厚，或许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做过“作家梦”，但是现实生活中，考试升学压力使得他们无法自由抒发情感，不能畅快地与命题作文斡旋。所以，有意提倡“新思维”、“新表达”与“真体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解放学生受束缚的写作观这一点上，显得具有相当的先锋意义。韩寒的脱颖而出便是较著名的一例。“新概念”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作品都是捕捉到以往通常被忽略的生活细节，不管是虚构的小说还是激扬文字的议论，描写人的生活状态、关注人的情感诉求、反思人的社会处境，这一切都显示出年轻学子所理解的文学与活生生的“人”走得很近，而不再遵从公式化写作的套路。当然，《萌芽》自我定位为少年文学刊物，它刊载的文学作品多少带有少年的青涩与局限。有些读者评价新概念获奖作文中“早恋加痛苦”的内容偏多，这本来无可厚非，懵懵懂懂的青春期、成长路上的心里苦闷，是十七八岁少年抒发内心感受的直接动因，未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从日常的、公文化的语言习惯中跳出来，参赛学生将凸显个性的写作初衷发挥到极致。这些中学生的文章也许属于初级写作，尽管笔触稚嫩，视角不够宏阔，但他们在思维和语言两方面都获得自由之后，作品有可能正在走向成熟的路上。“新概念”通过广纳“贤文”，让文学少年们一度被升学压力遮蔽、压抑的才情重见天日。也许假以时日，“新概念”所推许的作文思维能够推广到课堂之内，而考试尺度同步调节得比较宽松的话，中国学生的写作水平可能会有一种缓慢而普遍的提高。
三
10年之中，《萌芽》因为举办“新概念”大赛也引起过不少争议。“新概念”催生了“80后作家热”、“青春写作”等文学现象，让人慨叹后生可畏，更欣慰中国文坛后继有人，可比赛是要排定座次分出高下的，多少含有功利色彩。对于名与利的认识，当代少年与他们的父辈有不同见解。孩子们知道通过“新概念”这个大秀场，可以让自己一鸣惊人，“比韩寒还出名，比卫慧棉还出名”。若以这般心境去写作，迎接他们的肯定不是文学桃花源。另外一方面，出于现实考虑，“新概念”的许多赢家从文学路上抽身而退。比如第一届一等奖获得者陈佳勇就坦言“从事纯文学创作，在现今这个整体环境下，绝非易事”。《萌芽》为那些怀抱文学梦的孩子搭建了一个平台，但是之后的路，还是要各人自己去闯荡。早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天津《大公报》文艺奖金的师陀、何其芳；40年代上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中的张爱玲；直至80年代，台湾文学杂志《联合文学》的“小说新人奖”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年轻作者，都是如此。
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期刊的改版循着不同的思路，但都是为了靠近读者。“新概念”在世纪之交的问世，其原因不外于此。作文大赛可谓是一次由传媒搭台、文学唱戏、教育压轴的完美合作，也算是《萌芽》杂志较为成功的“危机”公关。《萌芽》应对现实挑战作出的努力有了成效，获得了商业成功。相应地，它原先崇尚的文学理念难免受到冲击，从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长时期积累难免被忽视。但是不管怎样，《萌芽》为少年们被传统教育制度压制太久的文学热情做了伸张，让接受标准化中学教育的孩子，从应试的局限性中开辟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园地，无疑是值得嘉许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陆文夫，王小鹰，张炜等，(萌芽)50年精华本[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4
[2]赵长天，求新与完善——新概念作文大赛论述[J]，萌芽，2002(1)，
[3]赵长天，感谢读者——为(萌芽)改版六周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五周年而作[J]，萌芽，2003(1)
[4]温晓云，浅谈泰华微型小说[EB／OL]，[2010—04—07]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wenu/025.html
[5]2001年高校招生工作总结及今后思路[J]，中国教育报。2001-12-05(5)
[6]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会议纪要[J1，萌芽，2003(10)
[7]发自内心的文学梦犹在——(萌芽)读者意见反馈综述[J]，萌芽。2002(3)
[8]佚名，好文章与好名声[J]，萌芽，2002(5)
[9]陈佳勇，此时此刻——我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些感触[J]，萌芽，2002(6)
一
1930年在上海出版的《萌芽》是一份有左翼背景的刊物，发行时间并不长久。1956年7月创刊的《萌芽》与20世纪30年代的同名刊物没有直接渊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氛围下，它以扶持青年作家成长为办刊宗旨，巴金、茅盾等文坛宿将对之关注有加。“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前，《萌芽》抵不住政治风浪的颠簸而仓促停刊。1981年《萌芽》复刊，恰好赶上“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局面，它重新跃升为一份较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至1995年，陆文夫、叶兆言、张炜、黄蓓佳、池莉、邱华栋、阎连科、扎西达娃、阿来、储福金、虹影、王小鹰等作家先后在《萌芽》出现。可以说在80年代，大批读者对文学的热情转化为对文学刊物的支持，《萌芽》以“青年文学刊物”的身份在文学界获得认可，也在市场中赢得读者。在紧跟其后的历史阶段中，《萌芽》试着坚持纯文学立场，却无法改变发行量下降的事实。在生存压力的挑战下，《萌芽》不得不在市场中自谋生路、展开自救。自1996年起，《萌芽》有意识地向更具市场潜力的校园文学贴近，并定义了新的受众群体——读者逐渐从“青年作家”向“青年学生”的群体分化。试以《萌芽》1994年第1期目录与1999年第1期目录对照分析，前者中规中矩地按照文学体裁分类设置栏目(和1981年复刊首期相似，只是减去了“理论·杂文”一栏)，分别是“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与“诗歌”四个大板块(微型小说单独为一栏，但篇幅较小)，另外还有“港台澳与海外华人新作”、以发表文学批评论文为主的“青年作家研究”两个栏目，都显得面目严肃。时隔5年，《萌芽》在1999年第1期正式发出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倡议，也正是在这一期上，之前严格按照文体分类设置栏目的做法已经失效，且从栏目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刊物办刊思路的变迁，例如访谈演艺明星的“星闻报告”、报道盗猎黑幕的“热点追踪”、描写国外校园生活的“异域传真”、直接反映国内学生生存状态的“校园清泉”与“校园扫描”等等，这些颇具阅读趣味性的栏目显得更为贴近现实，都不再以“文学”二字为号召，同一期能突显文学创作意味的只有“小说家族”与“诗星空”两个栏目，后者分量较为单薄。《萌芽》自此不再坚持原先纯文学期刊的身份，且渐行渐远，成为面向十七八岁学生的综合性刊物。从“新时期文学”的高峰走到“躲避崇高”的世纪末，时代嬗变，一份老牌文学刊物卸下了它的历史包袱，向少年们的青春阵地进发，而那些四面八方的少年英雄，也正期待着有一块宽阔的疆场让他们短兵相接，比出个高下之分。
1999年之后，《萌芽》以“新概念”赛事为舞台，提倡有“新思维”、“新表达”与“真体验”的作品，这正好呼应了当时社会舆论对中学语文教育弊病的热情关注，学生在作文中体现自我个性与创新思维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萌芽》意欲除旧布新，对于青年一代形成健康的文学观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新概念”几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第三届参赛人数与第一届相比，“从4000多人增加到34000”。对于一份刊物来说，更加引以为豪的是1997年至2003年，《萌芽》月发行量持续从，万多份涨至22万份。其实，“新概念”并非是《萌芽》首次以征文竞赛的形式来赢得读者，1994年第1期《萌芽》也曾出现过“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此次文学比赛于前一年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和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不过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便匆匆收场。稍后还有“全国校园征文大赛”，经常为《萌芽》撰稿的年轻作者殳俏以《清新游戏》一文成为一等奖得主，但该项赛事同样默默无闻。
对比前面两项并未获得成功的赛事，“新概念”的秘诀在哪里?大体可以归因于面向群体的特殊性。每届参赛对象均分为A、B、C三组，分别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除高三以外的初高中学生、除中学生以外的30岁以下的青年人。(关于参赛对象，几年之后A组调整为“应届高三及高二学生”、B组调整为高一以及初中学生。)《萌芽》集结了数家高校加盟，直接将高等教育的决策者或执行者吸纳进来。1999年第1期发表倡议书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7所重点大学联合署名，此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参与进来与《萌芽》合作，都愿意将提前录取的名额留给大赛获奖者。高校获得一定的招生自主权之后，原先铁板一块的局面所出现的新变正好可以让“新概念”借题发挥。“新概念”之所以将高三学生专设一组，正是因为这一人群如在作文大赛中拔得头筹，高校在招生时会对之在政策上有所倾斜，酌情调整分数线破格录取，这对高三学生及其家长来说无疑充满了吸引力。对于文学期刊来说，这种吸引力便是可挖掘的市场潜力。在国内多家重点大学的协助下，《萌芽》有底气来许诺写出佳作的高三应届毕业生可以拥有一块免考金牌，例如，北京大学便把考生在“新概念”获得成功作为一项录取依据：“其一，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与奥赛一样，列入自主招生的条件之一；其二，列入自主招生以后，3月份到北大参加由北大自己命题的两门课的考试，通过后即正式进入北大自主招生的候选人名单；其三，获得候选人资格者，在该省市北大录取线下浮30分录取。”对于鏖战于考试大军中的高三学生，这些承诺无疑令人怦然心动。出版过程中，《萌芽》通过不同形式宣传“新概念”获奖的少年英雄们在高考战役中的优势，为推广“新概念”造足了声势，进一步将学生读者、学校、家长牵引到刊物的“生物链”之中。最直接的实例是2001年《萌芽》随刊发放了2000余份读者调查表，编辑对有效答卷进行分析之后，得出数据表明读者年龄基本在十六岁至24岁之间，具体为6岁至18岁的约占50％，18岁至20岁约占30％。由此可见，《萌芽》的主要读者正是高中学生。“新概念”在作文与升学之间建立了最为直接的联系，“新概念”的风潮裹挟着《萌芽》走向成功的同时，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权也逐渐得到确立，两者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新概念自觉紧跟，很快提出以“发现优秀文科后备人才”为宗旨服务高校招生，正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得到确立。
二
《萌芽》转型为少年文学刊物之后，在市场中主动出击，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这诸种有利条件，无疑获得了同类型期刊无法企及的商业成功；它介入中学教育领域，不单谋得自身生存、发展，也对中学语文教育有正面促进的作用。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新概念”为中国学生的写作松了绑。中国学生从小学起正式接触作文课，作为语文课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是阅读优秀范文，还是反复修改习作，每个学生都在写作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大大小小的语文考试中，写作必然是压卷一环。尽管作文教学一直强调学生要在修辞章法与表情达意两方面努力，也鼓励写作中见出个性，但限于大班教学、应试教育，因材施教的难度很大，教师们也为了实现易操作性，简化了教法，评判优秀作文的标准在所难免地趋向程式化。一部分学生对写作兴趣浓厚，或许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做过“作家梦”，但是现实生活中，考试升学压力使得他们无法自由抒发情感，不能畅快地与命题作文斡旋。所以，有意提倡“新思维”、“新表达”与“真体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解放学生受束缚的写作观这一点上，显得具有相当的先锋意义。韩寒的脱颖而出便是较著名的一例。“新概念”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作品都是捕捉到以往通常被忽略的生活细节，不管是虚构的小说还是激扬文字的议论，描写人的生活状态、关注人的情感诉求、反思人的社会处境，这一切都显示出年轻学子所理解的文学与活生生的“人”走得很近，而不再遵从公式化写作的套路。当然，《萌芽》自我定位为少年文学刊物，它刊载的文学作品多少带有少年的青涩与局限。有些读者评价新概念获奖作文中“早恋加痛苦”的内容偏多，这本来无可厚非，懵懵懂懂的青春期、成长路上的心里苦闷，是十七八岁少年抒发内心感受的直接动因，未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从日常的、公文化的语言习惯中跳出来，参赛学生将凸显个性的写作初衷发挥到极致。这些中学生的文章也许属于初级写作，尽管笔触稚嫩，视角不够宏阔，但他们在思维和语言两方面都获得自由之后，作品有可能正在走向成熟的路上。“新概念”通过广纳“贤文”，让文学少年们一度被升学压力遮蔽、压抑的才情重见天日。也许假以时日，“新概念”所推许的作文思维能够推广到课堂之内，而考试尺度同步调节得比较宽松的话，中国学生的写作水平可能会有一种缓慢而普遍的提高。
三
10年之中，《萌芽》因为举办“新概念”大赛也引起过不少争议。“新概念”催生了“80后作家热”、“青春写作”等文学现象，让人慨叹后生可畏，更欣慰中国文坛后继有人，可比赛是要排定座次分出高下的，多少含有功利色彩。对于名与利的认识，当代少年与他们的父辈有不同见解。孩子们知道通过“新概念”这个大秀场，可以让自己一鸣惊人，“比韩寒还出名，比卫慧棉还出名”。若以这般心境去写作，迎接他们的肯定不是文学桃花源。另外一方面，出于现实考虑，“新概念”的许多赢家从文学路上抽身而退。比如第一届一等奖获得者陈佳勇就坦言“从事纯文学创作，在现今这个整体环境下，绝非易事”。《萌芽》为那些怀抱文学梦的孩子搭建了一个平台，但是之后的路，还是要各人自己去闯荡。早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天津《大公报》文艺奖金的师陀、何其芳；40年代上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中的张爱玲；直至80年代，台湾文学杂志《联合文学》的“小说新人奖”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年轻作者，都是如此。
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期刊的改版循着不同的思路，但都是为了靠近读者。“新概念”在世纪之交的问世，其原因不外于此。作文大赛可谓是一次由传媒搭台、文学唱戏、教育压轴的完美合作，也算是《萌芽》杂志较为成功的“危机”公关。《萌芽》应对现实挑战作出的努力有了成效，获得了商业成功。相应地，它原先崇尚的文学理念难免受到冲击，从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长时期积累难免被忽视。但是不管怎样，《萌芽》为少年们被传统教育制度压制太久的文学热情做了伸张，让接受标准化中学教育的孩子，从应试的局限性中开辟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园地，无疑是值得嘉许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陆文夫，王小鹰，张炜等，(萌芽)50年精华本[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4
[2]赵长天，求新与完善——新概念作文大赛论述[J]，萌芽，2002(1)，
[3]赵长天，感谢读者——为(萌芽)改版六周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五周年而作[J]，萌芽，2003(1)
[4]温晓云，浅谈泰华微型小说[EB／OL]，[2010—04—07]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wenu/025.html
[5]2001年高校招生工作总结及今后思路[J]，中国教育报。2001-12-05(5)
[6]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会议纪要[J1，萌芽，2003(10)
[7]发自内心的文学梦犹在——(萌芽)读者意见反馈综述[J]，萌芽。2002(3)
[8]佚名，好文章与好名声[J]，萌芽，2002(5)
[9]陈佳勇，此时此刻——我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些感触[J]，萌芽，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