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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应该有一种唯物的、实事求是的立场
闰文盛(以下简称“闫”)：赵老师您好，《寻找巴金的黛莉》一口气读完了，许多感觉一拥而至。按照雷达先生的说法，此书属于那种“一粒沙可见大干世界”的好例子，由7封信引出了大沧桑、大境界、大悲悯。现在我首先要谈的是，您在这本书中正视了早期巴金的生活和创作，提到了那些客观存在的、不容人回避的思想成分对于他本人以及众多的巴金读者所产生的作用等等。这些东西是这本书的有机构成，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东西，才构成了一个真实、立体，不断地反省自身、完善自身的完整的巴金。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本应看作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在推翻封建帝国以来，艰难探索祖国新文学道路的一部分”的“精彩纷呈”之作，却因为某种因素被研究界忽略、抛弃了。而在《寻找巴金的黛莉》中，您的表现也是较为节制的。可以就此展开谈谈吗?
赵瑜(以下简称“赵”)：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虽然说它是从巴金的早期创作引发的，但实际上并不单单针对巴金一人，我自己也不是针对巴金研究而提出的。应该说，它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扬弃”。我们的文学在一度时期走了一条政党文学的道路，因此在整个百年来现代化探索的历史当中出现的许多思想成果和文学成果，多有类似的倾向，譬如说因人废文，以纲领性的宣传话语切分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这样的东西无疑又是偏颇的，它不可能是整个现当代志士仁人在思想探索和文学探索方面的全貌。我在这本书里，只是通过这个现象说了说我自己的想法。
闰：《寻找巴金的黛莉》有一个关键部分，是关于家族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评论家陈晓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晋文化的底蕴和晋人品性的书写，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可见赵瑜笔法老到，恰是毫无遮掩的纪实笔法，让读者体验到晋文化的特有韵味。当然，更为深层的还在于书写晋人的历史命运。山西在近代中国一度是经济和金融的中心，想想当年平遥古城，多少大户人家，如今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山西在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的败落，是中华民族令人惊惧的历史变异。现在，寻找黛莉的过程正是这种历程的艰难展开。寻找黛莉的故事携带出来的，是山西几个大家族在20世纪的动荡波折。寻找黛莉，几经曲折，分析的却是20世纪上半期山西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国的大家族卷入了生产、战争、政治、暴力，无一幸免，历经事件的冲击，或分崩离析，或颠沛流离，或苟全性命。这部作品最让人震惊的主题隐而不现，却时刻要爆发出来，那就是山西的也是中国的那些大家族，在20世纪无休止的战争动乱中的崩溃与灭亡。其实写家族的书很多，当代小说方面，著名的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家族》等等，您在写这部书时，最先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说，动笔的时候已经有了结论，还是在书写中间才慢慢强化了这一部分主题?另外，这本书中还写到了抗战，写到了阎锡山，写到了土改，写到了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这些主题非常驳杂，涉及的知识点很多，在这方面您刻意做过功课吗?
赵：写这本书时，我就拿着一个普通的笔记本，装在书包里面。因为这个作品本身的资料并不需要带多少。有一个巴金的信的复印件，不过是7张纸，还带着一两本巴金的传记之类的书。这样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譬如，我记得去东北参加笔会，去到了一个导弹基地，看了头一天以后，第二天我就不去了，自己在房间里写了一天。回到北京和山西以后，也是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写完以后要增删一下，核准一下时间、人名、国共两军将领的名字。所以总的来说，不是刻意为之，对于家族的同情和哀怨，对于抗日的悲壮，对于土改的过激做法，都是平时积累的，当遇到了这些问题时，就很自然地把储备的东西调度起来了。当然，也包括对于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一些基本认识。譬如说“两个口号”之争啦，鲁迅怎么跟人闹矛盾啦，以前一度时期我特别爱看这些，对基本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最后确凿一下就行了。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临时性，恶补一下晋绥土改史，也不太需要。像阎锡山抗日，忻口作战，我原先就曾经想过弄一个电影。当然，这里边还提到一些东西。一开始，因为涉及家族问题，涉及宁武，涉及阎锡山抗日，也就不得不写一写。黛莉一家跑哪儿去了?因为什么跑了?都得说清楚。其实我自己轻易不愿意涉及这些话题。我愿意认真去处理这种题材，但是目前我还没有写作到山西的更深层次的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因为这部作品不是展开来研究土改，只是为了说明黛莉这个家族在宁武活不下去了，说明这样一个背景，也就节制了。将来要专门写土改的书的话，可以由更多的作家来完成。我觉得，作家应该有一种唯物的、实事求是的立场。现在看来，如果说《寻找巴金的黛莉》还不错的话，除了曲折的故事外，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也在发挥作用。仅仅是这样一个凄婉的故事恐怕还达不到现在这个效果。
闰文盛(以下简称“闫”)：赵老师您好，《寻找巴金的黛莉》一口气读完了，许多感觉一拥而至。按照雷达先生的说法，此书属于那种“一粒沙可见大干世界”的好例子，由7封信引出了大沧桑、大境界、大悲悯。现在我首先要谈的是，您在这本书中正视了早期巴金的生活和创作，提到了那些客观存在的、不容人回避的思想成分对于他本人以及众多的巴金读者所产生的作用等等。这些东西是这本书的有机构成，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东西，才构成了一个真实、立体，不断地反省自身、完善自身的完整的巴金。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本应看作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在推翻封建帝国以来，艰难探索祖国新文学道路的一部分”的“精彩纷呈”之作，却因为某种因素被研究界忽略、抛弃了。而在《寻找巴金的黛莉》中，您的表现也是较为节制的。可以就此展开谈谈吗?
赵瑜(以下简称“赵”)：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虽然说它是从巴金的早期创作引发的，但实际上并不单单针对巴金一人，我自己也不是针对巴金研究而提出的。应该说，它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扬弃”。我们的文学在一度时期走了一条政党文学的道路，因此在整个百年来现代化探索的历史当中出现的许多思想成果和文学成果，多有类似的倾向，譬如说因人废文，以纲领性的宣传话语切分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这样的东西无疑又是偏颇的，它不可能是整个现当代志士仁人在思想探索和文学探索方面的全貌。我在这本书里，只是通过这个现象说了说我自己的想法。
闰：《寻找巴金的黛莉》有一个关键部分，是关于家族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评论家陈晓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晋文化的底蕴和晋人品性的书写，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可见赵瑜笔法老到，恰是毫无遮掩的纪实笔法，让读者体验到晋文化的特有韵味。当然，更为深层的还在于书写晋人的历史命运。山西在近代中国一度是经济和金融的中心，想想当年平遥古城，多少大户人家，如今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山西在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的败落，是中华民族令人惊惧的历史变异。现在，寻找黛莉的过程正是这种历程的艰难展开。寻找黛莉的故事携带出来的，是山西几个大家族在20世纪的动荡波折。寻找黛莉，几经曲折，分析的却是20世纪上半期山西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国的大家族卷入了生产、战争、政治、暴力，无一幸免，历经事件的冲击，或分崩离析，或颠沛流离，或苟全性命。这部作品最让人震惊的主题隐而不现，却时刻要爆发出来，那就是山西的也是中国的那些大家族，在20世纪无休止的战争动乱中的崩溃与灭亡。其实写家族的书很多，当代小说方面，著名的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家族》等等，您在写这部书时，最先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说，动笔的时候已经有了结论，还是在书写中间才慢慢强化了这一部分主题?另外，这本书中还写到了抗战，写到了阎锡山，写到了土改，写到了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这些主题非常驳杂，涉及的知识点很多，在这方面您刻意做过功课吗?
赵：写这本书时，我就拿着一个普通的笔记本，装在书包里面。因为这个作品本身的资料并不需要带多少。有一个巴金的信的复印件，不过是7张纸，还带着一两本巴金的传记之类的书。这样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譬如，我记得去东北参加笔会，去到了一个导弹基地，看了头一天以后，第二天我就不去了，自己在房间里写了一天。回到北京和山西以后，也是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写完以后要增删一下，核准一下时间、人名、国共两军将领的名字。所以总的来说，不是刻意为之，对于家族的同情和哀怨，对于抗日的悲壮，对于土改的过激做法，都是平时积累的，当遇到了这些问题时，就很自然地把储备的东西调度起来了。当然，也包括对于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一些基本认识。譬如说“两个口号”之争啦，鲁迅怎么跟人闹矛盾啦，以前一度时期我特别爱看这些，对基本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最后确凿一下就行了。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临时性，恶补一下晋绥土改史，也不太需要。像阎锡山抗日，忻口作战，我原先就曾经想过弄一个电影。当然，这里边还提到一些东西。一开始，因为涉及家族问题，涉及宁武，涉及阎锡山抗日，也就不得不写一写。黛莉一家跑哪儿去了?因为什么跑了?都得说清楚。其实我自己轻易不愿意涉及这些话题。我愿意认真去处理这种题材，但是目前我还没有写作到山西的更深层次的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因为这部作品不是展开来研究土改，只是为了说明黛莉这个家族在宁武活不下去了，说明这样一个背景，也就节制了。将来要专门写土改的书的话，可以由更多的作家来完成。我觉得，作家应该有一种唯物的、实事求是的立场。现在看来，如果说《寻找巴金的黛莉》还不错的话，除了曲折的故事外，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也在发挥作用。仅仅是这样一个凄婉的故事恐怕还达不到现在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