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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出生于湖南茶陵。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任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因其出色的学术成果，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言论引起较大反响。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最大变化或者说意义，是自1978年以來，中国民众的财产权和自由权至少得到了部分尊重。“文革”年代，遑论财产权，人身权都没有。人没有自由，也就不会有创造力。
现在中国民众有了相对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谈恋爱，不用组织批准；农民虽然还是没有土地所有权，但至少可以决定种什么；城市居民还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不用担心单位领导把自己赶到大街上。这些比起“文革”时代，都部分释放了中国民众的活力和创造力。
有一些信号让人感觉中国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比如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这样的现象，她们的文化姿态完全是悖逆传统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她们大大方方地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这就很不简单。过去的社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孤立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而被孤立的人就被隔绝了几乎所有的资源，生存能力非常弱。有了财产权，才能生存得有底气，不用在乎别人的脸色或偏见，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实在比过去要健康得多。
有些文章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时，说我们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条件下启动市场经济改革，是一种成功模式，比苏联更加高明。对此我不敢苟同。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且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很不一样，但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中国当时的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是有利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作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保守力量也衰落后，再搞政治体制改革水到渠成——这是那一代领导人中的英明者的设想，应该说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苏联当时无法这样做，他们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外资，且那时苏联人均GDP已达到8000美元，门槛相当高，靠开放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改革这条路。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利好几乎已充分释放，下一阶段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更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
上世纪末有一个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和政治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像茅于轼先生在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在哪里?观察周围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无效功。还有很多人专门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政府的征税能力过于强大，对于经济资源的垄断过于强势，造成人民的消费能力受到抑制。产业发展严重畸形，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占有大量国家资源和国有银行贷款，又在证券市场圈钱，管理效率却极其低下——这些都是损害中国人民福利并会抑制经济长远发展的。
可以说，中国已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能否闯过这个关口，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本文由资深媒体人郭宇宽采访、整理)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最大变化或者说意义，是自1978年以來，中国民众的财产权和自由权至少得到了部分尊重。“文革”年代，遑论财产权，人身权都没有。人没有自由，也就不会有创造力。
现在中国民众有了相对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谈恋爱，不用组织批准；农民虽然还是没有土地所有权，但至少可以决定种什么；城市居民还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不用担心单位领导把自己赶到大街上。这些比起“文革”时代，都部分释放了中国民众的活力和创造力。
有一些信号让人感觉中国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比如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这样的现象，她们的文化姿态完全是悖逆传统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她们大大方方地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这就很不简单。过去的社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孤立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而被孤立的人就被隔绝了几乎所有的资源，生存能力非常弱。有了财产权，才能生存得有底气，不用在乎别人的脸色或偏见，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实在比过去要健康得多。
有些文章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时，说我们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条件下启动市场经济改革，是一种成功模式，比苏联更加高明。对此我不敢苟同。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且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很不一样，但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中国当时的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是有利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作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保守力量也衰落后，再搞政治体制改革水到渠成——这是那一代领导人中的英明者的设想，应该说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苏联当时无法这样做，他们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外资，且那时苏联人均GDP已达到8000美元，门槛相当高，靠开放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改革这条路。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利好几乎已充分释放，下一阶段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更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
上世纪末有一个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和政治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像茅于轼先生在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在哪里?观察周围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无效功。还有很多人专门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政府的征税能力过于强大，对于经济资源的垄断过于强势，造成人民的消费能力受到抑制。产业发展严重畸形，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占有大量国家资源和国有银行贷款，又在证券市场圈钱，管理效率却极其低下——这些都是损害中国人民福利并会抑制经济长远发展的。
可以说，中国已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能否闯过这个关口，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本文由资深媒体人郭宇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