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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钧，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社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有名言：“民营经济要争的是平等，而不是特权。”
危机催生改革，创新改变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令旧体制不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个体工商户是被“逼”出来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知青就派不下去了，14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找工作，没有办法，只有让他们搞个体户。
三资企业是“借”出来的。1978年，华国锋提出要搞十来个大企业，但政府没钱。李岚清问美国通用公司老总詹姆斯·墨菲，能不能向他借钱买技术造汽车。墨菲说，你们何苦自己借钱，我们合资行不行?邓小平说这个办法好，于是开始办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其实是“借债搞建设”“借”出来的。中国的市场是开放在先，改革在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逼”出来的。农民要吃饱肚子，饿肚子逼出了联产承包。有了联产承包，就有了农民个体户。安徽小岗村带了一个头。当时中央很英明，不作统一规定，各自从实际情况出发，到了1984年人民公社就解体了。
私营经济是“看”出来的。个体户逐步发展必然要雇工，但当时不能提雇工，要换一个说法：“请帮手、带学徒”，请一两个帮手，带三五个学徒，最多不能超过7个。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创立人年广久雇了100多个人，有人说要把他抓起来。小平同志说，不要动，看两年再说。两年之后，雇工更多了，又要抓人。小平同志说，不要动，再看看。他还反问：“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了吗?”另一个是长途贩运问题。温州“八大王”通过长途贩运发了财，当地把他们当作投机倒把对象来打击。《人民日报》曾发表过3篇文章争论这个问题：第一篇说“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不久开始“反悔”，批判长途贩运，不到一年再次发文章为长途贩运正名。这时广东农村也出现了“雇工剥削”现象，高要县陈志雄承包鱼塘，此事在《人民日报》讨论了半年。从1982年到1987年整整5年时间，我们一直围绕雇工问题进行争论。
特区建设是逃港“逃”出来的。1978年深圳居民大逃港，有的被抓回来，有的被淹死了。抓回来的怎么办?习仲勋同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他不主张批斗，说这些人为什么往那里跑?因为那里有工作、有饭吃。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出口加工区呢?经济特区由此慢慢发展起来。
经过30年的发展，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利益要求已多元化了，人们的选择性、自主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对民主和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此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就要通过创新发展去引领这些实际变化，而决不是让变化的实际情况倒退回去适应陈旧的意识形态。这是当前工作的要害。
從以上现象也可清楚看到，民营经济的探索和实践同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是同步的：往往是民营经济人士(或者说民间人士)率先冲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禁区，先行实践，取得成果，然后党和政府进行科学的总结概括，一时看不准的，采取变通的办法，继续实践观察，加以引导。 有人说过去30年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下一个30年要“自下而上”了。不对。“逼”出来的个体户、“看”出来的私营经济、“逃”出来的特区建设……这些不都很好地说明了改革的动力一直来自民间吗?党和政府其实一直被民间推着走。改革就是不断“还权于民”、不断顺应民意从而不断解放生产力的过程。
30年临界点上，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聚集在一起，又一个危机时代来临了。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恐怕还是要寄希望于老百姓、寄希望于民间，唯独不能寄希望于既得利益集团。领导若要真正有威望，就要顺应民众的要求。
(本文由本刊记者郭芙秀采访、整理)
危机催生改革，创新改变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令旧体制不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个体工商户是被“逼”出来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知青就派不下去了，14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找工作，没有办法，只有让他们搞个体户。
三资企业是“借”出来的。1978年，华国锋提出要搞十来个大企业，但政府没钱。李岚清问美国通用公司老总詹姆斯·墨菲，能不能向他借钱买技术造汽车。墨菲说，你们何苦自己借钱，我们合资行不行?邓小平说这个办法好，于是开始办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其实是“借债搞建设”“借”出来的。中国的市场是开放在先，改革在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逼”出来的。农民要吃饱肚子，饿肚子逼出了联产承包。有了联产承包，就有了农民个体户。安徽小岗村带了一个头。当时中央很英明，不作统一规定，各自从实际情况出发，到了1984年人民公社就解体了。
私营经济是“看”出来的。个体户逐步发展必然要雇工，但当时不能提雇工，要换一个说法：“请帮手、带学徒”，请一两个帮手，带三五个学徒，最多不能超过7个。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创立人年广久雇了100多个人，有人说要把他抓起来。小平同志说，不要动，看两年再说。两年之后，雇工更多了，又要抓人。小平同志说，不要动，再看看。他还反问：“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了吗?”另一个是长途贩运问题。温州“八大王”通过长途贩运发了财，当地把他们当作投机倒把对象来打击。《人民日报》曾发表过3篇文章争论这个问题：第一篇说“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不久开始“反悔”，批判长途贩运，不到一年再次发文章为长途贩运正名。这时广东农村也出现了“雇工剥削”现象，高要县陈志雄承包鱼塘，此事在《人民日报》讨论了半年。从1982年到1987年整整5年时间，我们一直围绕雇工问题进行争论。
特区建设是逃港“逃”出来的。1978年深圳居民大逃港，有的被抓回来，有的被淹死了。抓回来的怎么办?习仲勋同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他不主张批斗，说这些人为什么往那里跑?因为那里有工作、有饭吃。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出口加工区呢?经济特区由此慢慢发展起来。
经过30年的发展，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利益要求已多元化了，人们的选择性、自主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对民主和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此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就要通过创新发展去引领这些实际变化，而决不是让变化的实际情况倒退回去适应陈旧的意识形态。这是当前工作的要害。
從以上现象也可清楚看到，民营经济的探索和实践同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是同步的：往往是民营经济人士(或者说民间人士)率先冲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禁区，先行实践，取得成果，然后党和政府进行科学的总结概括，一时看不准的，采取变通的办法，继续实践观察，加以引导。 有人说过去30年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下一个30年要“自下而上”了。不对。“逼”出来的个体户、“看”出来的私营经济、“逃”出来的特区建设……这些不都很好地说明了改革的动力一直来自民间吗?党和政府其实一直被民间推着走。改革就是不断“还权于民”、不断顺应民意从而不断解放生产力的过程。
30年临界点上，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聚集在一起，又一个危机时代来临了。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恐怕还是要寄希望于老百姓、寄希望于民间，唯独不能寄希望于既得利益集团。领导若要真正有威望，就要顺应民众的要求。
(本文由本刊记者郭芙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