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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曾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1977年5月我从广东调回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和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可以说是改革开放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特别对舆论宣傳推动改革开放的作用深有感触。
我在新华社总社的时期(1977-1982)正是十一属三中全会前后的关键时期。当时北京的新闻单位不多，但我觉得那几年媒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大工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土地承包制改革中起了很大作用。
比如，破除“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邓小平是总司令，胡耀邦是总指挥，具体操作的就是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的同志。这几家媒体配合得非常好，《光明日报》首先发出文章，第二天我在新华社看到后就和社领导穆青、李普商量向全国发通稿，第三天全国报纸统统转载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力跟进，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下影响就很大了。
如果当年的媒体瞻前顾后、唯唯诺诺、畏畏缩缩，就不会有这样的作为。所以我觉得，现今要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就要给媒体营造更加宽松的舆论氛围，媒体本身更要自我松绑，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冲锋陷阵，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了。对这30年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成就必须高度肯定，任何停顿和倒退都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当然，现在的问题也不少，我概括了十六个字：“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是民主法治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党和政府的权力过度集中。我曾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庆龄给美国朋友写的一封信，她说中国现在形势不错，但如果不改变官员的委任制，不把教育事业做上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付诸东流。老人的话很诚恳，但很重很深啊!邓小平也是希望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集中但得不到强有力的制衡，有成为吴敬琏所担忧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当务之急是大力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
古今中外的变革无非是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但前者付出的社会代价太大，多数人是不赞成的，最佳方案是走和平渐进之路。梅兰芳当年演《天女散花》时上台是“碎步走”，我们的政治改革也必须“碎步”前进，就是这种改革步伐的比喻。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序地推进，这样对大家都好。我提倡换位思考。官方和民间都互相为对方想一想，让一让。这样改革的空间和余地就会增加许多。中央的部署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很赞同。也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逐步放开媒体。西方政府非常懂得利用媒体，让媒体、社会团体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矛盾中起缓冲作用，自己躲在后面。我们的政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习惯于直接面对冲突。
二、增加纪委的权威和作用。列宁过去曾要求苏共的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平级，共同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这样才能行使切实的监督。我们现在是党委领导纪委，纪委很难对党委监督。现在一些地方实行的纪委垂直领导效果比较好。
三、党内选举应扩大差额。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20％～30％的差额，现在是10％左右，还有改善的空间。代表常任制也是可以进行监督的力量。
四、将基层党组织的直选制推及县级党委。
五、党内可以尝试引入类似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权和制衡机制，权力的行使和监督最好分开。
六、严厉禁止党委会内第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恶习。中央对此虽三令五申，可至今效果甚微。
这些零星想法，很难说妥当，但我总的想法是要增加来自群众、来自下面、来自实践的力量，改变目前权力过分集中的局面。
我和很多老朋友一样都希望国家好，希望党好，而且我是其中比较乐观的。现在总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关键是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坚定地走下去，按照十七大的路线坚定地走下去。
(本文由本刊记者殷开采访、整理)
1977年5月我从广东调回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和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可以说是改革开放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特别对舆论宣傳推动改革开放的作用深有感触。
我在新华社总社的时期(1977-1982)正是十一属三中全会前后的关键时期。当时北京的新闻单位不多，但我觉得那几年媒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大工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土地承包制改革中起了很大作用。
比如，破除“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邓小平是总司令，胡耀邦是总指挥，具体操作的就是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的同志。这几家媒体配合得非常好，《光明日报》首先发出文章，第二天我在新华社看到后就和社领导穆青、李普商量向全国发通稿，第三天全国报纸统统转载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力跟进，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下影响就很大了。
如果当年的媒体瞻前顾后、唯唯诺诺、畏畏缩缩，就不会有这样的作为。所以我觉得，现今要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就要给媒体营造更加宽松的舆论氛围，媒体本身更要自我松绑，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冲锋陷阵，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了。对这30年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成就必须高度肯定，任何停顿和倒退都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当然，现在的问题也不少，我概括了十六个字：“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是民主法治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党和政府的权力过度集中。我曾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庆龄给美国朋友写的一封信，她说中国现在形势不错，但如果不改变官员的委任制，不把教育事业做上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付诸东流。老人的话很诚恳，但很重很深啊!邓小平也是希望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集中但得不到强有力的制衡，有成为吴敬琏所担忧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当务之急是大力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
古今中外的变革无非是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但前者付出的社会代价太大，多数人是不赞成的，最佳方案是走和平渐进之路。梅兰芳当年演《天女散花》时上台是“碎步走”，我们的政治改革也必须“碎步”前进，就是这种改革步伐的比喻。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序地推进，这样对大家都好。我提倡换位思考。官方和民间都互相为对方想一想，让一让。这样改革的空间和余地就会增加许多。中央的部署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很赞同。也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逐步放开媒体。西方政府非常懂得利用媒体，让媒体、社会团体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矛盾中起缓冲作用，自己躲在后面。我们的政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习惯于直接面对冲突。
二、增加纪委的权威和作用。列宁过去曾要求苏共的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平级，共同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这样才能行使切实的监督。我们现在是党委领导纪委，纪委很难对党委监督。现在一些地方实行的纪委垂直领导效果比较好。
三、党内选举应扩大差额。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20％～30％的差额，现在是10％左右，还有改善的空间。代表常任制也是可以进行监督的力量。
四、将基层党组织的直选制推及县级党委。
五、党内可以尝试引入类似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权和制衡机制，权力的行使和监督最好分开。
六、严厉禁止党委会内第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恶习。中央对此虽三令五申，可至今效果甚微。
这些零星想法，很难说妥当，但我总的想法是要增加来自群众、来自下面、来自实践的力量，改变目前权力过分集中的局面。
我和很多老朋友一样都希望国家好，希望党好，而且我是其中比较乐观的。现在总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关键是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坚定地走下去，按照十七大的路线坚定地走下去。
(本文由本刊记者殷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