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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傅斯年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了极大的贡献。他积极策划并大力推进考古发掘的开展，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与成就举世瞩目；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人才；提出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贯穿于考古学实践。本文从创立研究所、培育新秀、考古学理论方法三方面浅析傅斯年对于考古学的认识。
【关键词】傅斯年；考古学；整体观念
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随着新史料的陆续发现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逐步传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开始向近代转变。傅斯年对于推进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创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专门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积极策划并大力推进考古发掘的开展，亲自主持并开创了中国考古学新纪元的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研究所的建立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人材的培养作出重大贡献，；随着考古实践的不断发展，傅斯年不断提升自身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提出了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贯穿于整个考古学实践。正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大批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考古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得以在中国建立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一、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1896-1950），祖籍原在江西，于14世纪迁往山东。1913年进入北大读预科。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6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和历史系系主任，1927年，傅斯年受命在中山大学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1月，成为该所正式所长，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创办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初，尽管困难重重，傅斯年仍然努力将其如期建成，并且展开大型计划.其中，特别是在考古研究领域里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杨志玖曾说过：“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秋至1937年夏的15次发掘，系指殷代王都即小屯村发掘12次，殷代王陵侯家庄西北冈发掘3次，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
二、为考古工作广纳贤才、培植新秀
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他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使得中国科学的考古学得以循序前进，不断发展壮大。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壮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为中心，拥有大批考古学的精英人才，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夏鼐……等。可以说，傅斯年领导的这一学术研究团体，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坚。 傅斯年的这种对考古人才的吸纳与培养，与其倡导考古学的理念相辅相成，使得中国考古学薪火相传，不断走向成熟。
三、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整体观念
傅斯年本人深谙中国传统学术精髓，多次出国留学的经历使其通晓西方现代科学价值，能够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由此提出改进中国学术的新见解。傅氏能够开创国家考古机构，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惠予，传统“金石学”的底蕴及近代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引介，为之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另一方面则与他的学术主张、理论修养对于考古学的深刻认识与见解有密切关系。
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注重整体的观念。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傅斯年在进一步发展了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提出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的方法论意义。
四、小结
综观傅斯年的一生，始终以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为己任，他所倡导与领导的考古事业，改写了当时中国人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23年间，史语所大规模地发掘安阳殷墟、整理明清档案、开展方言调查。作为一名教育家，傅斯年为考古学的发展培养人才，不断提升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所倡导的整体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德.施耐德著，关山、李貌华译.《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关键词】傅斯年；考古学；整体观念
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随着新史料的陆续发现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逐步传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开始向近代转变。傅斯年对于推进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创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专门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积极策划并大力推进考古发掘的开展，亲自主持并开创了中国考古学新纪元的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研究所的建立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人材的培养作出重大贡献，；随着考古实践的不断发展，傅斯年不断提升自身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提出了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贯穿于整个考古学实践。正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大批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考古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得以在中国建立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一、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1896-1950），祖籍原在江西，于14世纪迁往山东。1913年进入北大读预科。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6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和历史系系主任，1927年，傅斯年受命在中山大学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1月，成为该所正式所长，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创办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初，尽管困难重重，傅斯年仍然努力将其如期建成，并且展开大型计划.其中，特别是在考古研究领域里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杨志玖曾说过：“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秋至1937年夏的15次发掘，系指殷代王都即小屯村发掘12次，殷代王陵侯家庄西北冈发掘3次，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
二、为考古工作广纳贤才、培植新秀
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他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使得中国科学的考古学得以循序前进，不断发展壮大。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壮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为中心，拥有大批考古学的精英人才，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夏鼐……等。可以说，傅斯年领导的这一学术研究团体，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坚。 傅斯年的这种对考古人才的吸纳与培养，与其倡导考古学的理念相辅相成，使得中国考古学薪火相传，不断走向成熟。
三、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整体观念
傅斯年本人深谙中国传统学术精髓，多次出国留学的经历使其通晓西方现代科学价值，能够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由此提出改进中国学术的新见解。傅氏能够开创国家考古机构，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惠予，传统“金石学”的底蕴及近代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引介，为之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另一方面则与他的学术主张、理论修养对于考古学的深刻认识与见解有密切关系。
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注重整体的观念。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傅斯年在进一步发展了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提出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的方法论意义。
四、小结
综观傅斯年的一生，始终以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为己任，他所倡导与领导的考古事业，改写了当时中国人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23年间，史语所大规模地发掘安阳殷墟、整理明清档案、开展方言调查。作为一名教育家，傅斯年为考古学的发展培养人才，不断提升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所倡导的整体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德.施耐德著，关山、李貌华译.《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