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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要写有关邓拓的文章。更没想到为他立传，一切缘于偶然。
那是2009年11月中旬的事了，我应邀前往福州观摩福建省第二十四届戏剧会演，住在五一广场阳光假日大酒店。那儿离乌山近，我还从未登过此山。一天上午，便与同住一室的编剧陈则东先生相约登临乌山。陈老师是本地福清人，自然成了向导。上山途中，见到一座舊民居，门边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邓拓故居”四字。我当即不禁叫道：“哦，原来邓拓的故居在这儿呵！”想进去参观，不巧的是，适逢周一闭馆。于是，心头便生出一个念想，什么时候得跑来看看才是。
“文革”期间，我虽年幼，但对名列“三家村黑帮”之首的邓拓，可谓“如雷贯耳”。当然，也就知道他是《人民日报》首任总编，“文革”自杀第一人，其他方面知之甚少。
三年后，我终于寻着一个机会，再次来到邓拓故居。房屋三面围墙，进入庭院，条石铺地，摆设石桌。故居对面是低矮的山岭，依山砌有花台，栽种花木。有石阶可达山顶，岩壁署名林材的“第一山房”题刻，红漆描绘，十分醒目。站在院内，顺着那棵绿叶婆娑的苹婆树向东眺望，高耸的乌塔赫然可见。当年的邓拓便一次又一次地仰望这座沧桑不老的乌塔，聆听历史的风铃在天地间回响。
故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两层小楼，已辟为展厅。展览以邓拓的人生经历为脉络，分为《邓拓生平》、《邓拓著作》、《怀念邓拓》三部分，有图片、书籍、报刊、书法、手稿、证书以及邓拓使用过的闹钟、手表、钢笔等珍贵遗物，配以相应的文字说明。一并陈列的，还有邓拓三哥邓叔群的相关资料。而最令我感到震撼的，便是邓拓生前留下的遗书。
陈列的邓拓遗书不到一千字，共三页。在生命弥留之际，邓拓心中、笔下流淌的，是“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自杀，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自杀也是需要勇气的。自杀者既是弱者，同时也是强者。邓拓自杀既是绝望，也是抗争，更是以死明志，用宝贵的生命捍卫高贵的人格，证明自己的清白。当然，也不乏解脱、保护家人之意。
与萧乾等人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份不同，邓拓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虽然不是那么一味盲从，但对共产党、对党组织却是忠贞不贰。只要从党的名义出发，他就会严格自律，牺牲自我，成全集体。因此，邓拓自杀前的高呼“万岁”，不论出于什么情形与目的，绝对没有半点虚伪的成分，完全发自内心，出于忠诚。
我发现。三张遗书稿纸的右上角标有页码一、二、三，颜色比正文稍浅。可见邓拓临终之前头脑清醒、逻辑清晰、行为果断，充满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冷静、决绝与凄怆。
看着看着，我的心灵在震颤，决定一字不漏地抄下这份遗书。在随身背着的挎包里翻寻。没有空白纸张，只好掏出一张印有我所在单位各部门及工作人员电话号码的A4纸页，在背面一笔一画地抄写起来。
随着水芯笔尖与纸张的轻微摩擦，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浮现：一定要好好写写邓拓。通过邓拓之死，对“文革”的起源、真相与本质，对“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生命特征、精神形态。特别是几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命运加以探讨。
于是，我开始搜集、购买与邓拓相关的书籍、文章、图片等资料。2013年3月，利用出差机会，我带了一部单反相机，又一次来到邓拓故居，拍照，感受，构思……
就在我准备期间，《闽都文化》执行主编黄文山老师告诉我，闽都文化研究会正在筹备创作出版一套福州名人传记，从现当代开始写起，由近及远，并向我约稿。一番考虑，不如将要写的邓拓文章，索性扩展为一部传记。
邓拓为人诚恳厚道，谦和大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从不以官自居，跟人说话或布置工作时，总是说请你们如何，请你们帮我如何如何，“请”字差不多成了他的口头禅。对犯了错误的部下，他也不训斥指责，而是推心置腹地交谈，和风细雨地教育。遇到过失，不抱怨，不指责，不推诿。比如1942年《晋察冀日报》在宣传、解释一个重大口号时出现失误，受到上级严厉批评，邓拓主动承担责任，认真检讨。回到报社，对处理稿件出错的人员，邓拓并未追究，只说了一句“我们共同总结经验就是了”。哪怕自杀前的遗书，也将所有过失揽在自己身上：“目前斗争的焦点是‘三家村黑帮’。这个责任全部应该由我来承当。因为我是负责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的，许多文章又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说有错误，那只有一条，就是你们错用了我，是我在工作中闯下了乱子，给党和首都的荣誉带来了意外的严重损害。”
邓拓特别注重内心自省与修身严谨，他继承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古代完善的士人风骨。他的自杀，说到底，也是一种承担责任、承受苦难的表现。
因为知识渊博、洞悉历史、阅历丰富、善于思考、勇于反省，邓拓并非那种浑浑噩噩、唯唯诺诺、随波逐流之辈。一方面，他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崇奉共产主义理想：另一方面，他对现实保持着一种在当时来说少有的清醒与认识，敢于坚持真理。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邓拓在1965年12月2日《北京日报》召开的文科大学生座谈会上仍然说道：“我们党从来就反对盲目性，反对谁的话都听。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不要盲目地听信一个人的意见。要克服盲目性，提倡自觉性。”1966年5月14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文中特别强调：“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时代的冲击与裹挟，特别是那些大智大慧之人，必须有所抉择，几乎没有独立、中立的空间。而一旦作出决定，命运就将他（或她）与所选择的一方绑在一起，荣辱与共。
于是，世间几乎失去了他的地位与安身之所，这种孤独、凄凉与困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了的。良知之人不会背叛与反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我了断。这，似乎是邓拓难以挣脱的宿命。
否定“文革”，才有改革：否定“文革”，才有出路;否定“文革”，才有未来。蔡东藩在《清史演义》第一回中写道：“现在‘清朝’二字，已成过去的历史，中国河山，仍然照旧，要想易乱为治，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古人说的‘殷鉴不远’便是此意。”唯有秉笔直书，让后代了解邓拓人生，了解邓拓之死，了解“文革”真相，才有可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邓拓在《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中写道：“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他的一生，受时代影响，固然免不了也有某种“左”的痕迹，但其豪情永在，风骨永存！高尚的人格，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本书创作因受制于体裁篇幅、读者对象等诸多因素，许多地方未能展开详写，不少话题也没能写深写透，遗憾与不足，只有留待日后弥补了。
（《笔墨风云·邓拓传》，曾纪鑫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
那是2009年11月中旬的事了，我应邀前往福州观摩福建省第二十四届戏剧会演，住在五一广场阳光假日大酒店。那儿离乌山近，我还从未登过此山。一天上午，便与同住一室的编剧陈则东先生相约登临乌山。陈老师是本地福清人，自然成了向导。上山途中，见到一座舊民居，门边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邓拓故居”四字。我当即不禁叫道：“哦，原来邓拓的故居在这儿呵！”想进去参观，不巧的是，适逢周一闭馆。于是，心头便生出一个念想，什么时候得跑来看看才是。
“文革”期间，我虽年幼，但对名列“三家村黑帮”之首的邓拓，可谓“如雷贯耳”。当然，也就知道他是《人民日报》首任总编，“文革”自杀第一人，其他方面知之甚少。
三年后，我终于寻着一个机会，再次来到邓拓故居。房屋三面围墙，进入庭院，条石铺地，摆设石桌。故居对面是低矮的山岭，依山砌有花台，栽种花木。有石阶可达山顶，岩壁署名林材的“第一山房”题刻，红漆描绘，十分醒目。站在院内，顺着那棵绿叶婆娑的苹婆树向东眺望，高耸的乌塔赫然可见。当年的邓拓便一次又一次地仰望这座沧桑不老的乌塔，聆听历史的风铃在天地间回响。
故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两层小楼，已辟为展厅。展览以邓拓的人生经历为脉络，分为《邓拓生平》、《邓拓著作》、《怀念邓拓》三部分，有图片、书籍、报刊、书法、手稿、证书以及邓拓使用过的闹钟、手表、钢笔等珍贵遗物，配以相应的文字说明。一并陈列的，还有邓拓三哥邓叔群的相关资料。而最令我感到震撼的，便是邓拓生前留下的遗书。
陈列的邓拓遗书不到一千字，共三页。在生命弥留之际，邓拓心中、笔下流淌的，是“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自杀，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自杀也是需要勇气的。自杀者既是弱者，同时也是强者。邓拓自杀既是绝望，也是抗争，更是以死明志，用宝贵的生命捍卫高贵的人格，证明自己的清白。当然，也不乏解脱、保护家人之意。
与萧乾等人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份不同，邓拓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虽然不是那么一味盲从，但对共产党、对党组织却是忠贞不贰。只要从党的名义出发，他就会严格自律，牺牲自我，成全集体。因此，邓拓自杀前的高呼“万岁”，不论出于什么情形与目的，绝对没有半点虚伪的成分，完全发自内心，出于忠诚。
我发现。三张遗书稿纸的右上角标有页码一、二、三，颜色比正文稍浅。可见邓拓临终之前头脑清醒、逻辑清晰、行为果断，充满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冷静、决绝与凄怆。
看着看着，我的心灵在震颤，决定一字不漏地抄下这份遗书。在随身背着的挎包里翻寻。没有空白纸张，只好掏出一张印有我所在单位各部门及工作人员电话号码的A4纸页，在背面一笔一画地抄写起来。
随着水芯笔尖与纸张的轻微摩擦，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浮现：一定要好好写写邓拓。通过邓拓之死，对“文革”的起源、真相与本质，对“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生命特征、精神形态。特别是几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命运加以探讨。
于是，我开始搜集、购买与邓拓相关的书籍、文章、图片等资料。2013年3月，利用出差机会，我带了一部单反相机，又一次来到邓拓故居，拍照，感受，构思……
就在我准备期间，《闽都文化》执行主编黄文山老师告诉我，闽都文化研究会正在筹备创作出版一套福州名人传记，从现当代开始写起，由近及远，并向我约稿。一番考虑，不如将要写的邓拓文章，索性扩展为一部传记。
邓拓为人诚恳厚道，谦和大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从不以官自居，跟人说话或布置工作时，总是说请你们如何，请你们帮我如何如何，“请”字差不多成了他的口头禅。对犯了错误的部下，他也不训斥指责，而是推心置腹地交谈，和风细雨地教育。遇到过失，不抱怨，不指责，不推诿。比如1942年《晋察冀日报》在宣传、解释一个重大口号时出现失误，受到上级严厉批评，邓拓主动承担责任，认真检讨。回到报社，对处理稿件出错的人员，邓拓并未追究，只说了一句“我们共同总结经验就是了”。哪怕自杀前的遗书，也将所有过失揽在自己身上：“目前斗争的焦点是‘三家村黑帮’。这个责任全部应该由我来承当。因为我是负责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的，许多文章又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说有错误，那只有一条，就是你们错用了我，是我在工作中闯下了乱子，给党和首都的荣誉带来了意外的严重损害。”
邓拓特别注重内心自省与修身严谨，他继承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古代完善的士人风骨。他的自杀，说到底，也是一种承担责任、承受苦难的表现。
因为知识渊博、洞悉历史、阅历丰富、善于思考、勇于反省，邓拓并非那种浑浑噩噩、唯唯诺诺、随波逐流之辈。一方面，他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崇奉共产主义理想：另一方面，他对现实保持着一种在当时来说少有的清醒与认识，敢于坚持真理。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邓拓在1965年12月2日《北京日报》召开的文科大学生座谈会上仍然说道：“我们党从来就反对盲目性，反对谁的话都听。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不要盲目地听信一个人的意见。要克服盲目性，提倡自觉性。”1966年5月14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文中特别强调：“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时代的冲击与裹挟，特别是那些大智大慧之人，必须有所抉择，几乎没有独立、中立的空间。而一旦作出决定，命运就将他（或她）与所选择的一方绑在一起，荣辱与共。
于是，世间几乎失去了他的地位与安身之所，这种孤独、凄凉与困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了的。良知之人不会背叛与反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我了断。这，似乎是邓拓难以挣脱的宿命。
否定“文革”，才有改革：否定“文革”，才有出路;否定“文革”，才有未来。蔡东藩在《清史演义》第一回中写道：“现在‘清朝’二字，已成过去的历史，中国河山，仍然照旧，要想易乱为治，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古人说的‘殷鉴不远’便是此意。”唯有秉笔直书，让后代了解邓拓人生，了解邓拓之死，了解“文革”真相，才有可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邓拓在《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中写道：“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他的一生，受时代影响，固然免不了也有某种“左”的痕迹，但其豪情永在，风骨永存！高尚的人格，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本书创作因受制于体裁篇幅、读者对象等诸多因素，许多地方未能展开详写，不少话题也没能写深写透，遗憾与不足，只有留待日后弥补了。
（《笔墨风云·邓拓传》，曾纪鑫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