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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薛凤，号逖生，江苏常熟人，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及诗人。尤其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他创立的“政治五因素”论至今影响深远。
浦薛凤出生于江苏常熟一户殷实的士绅家庭。父亲浦光薛设馆授徒多年，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六岁开始跟随父亲读书学习，少年即能赋诗吟咏，被人称为“神童”。十一岁进入常熟县立塔前高等小学，三年后考入清华学堂，求学七载，浦赴美留学，就读于翰墨林大学，主修政治，副哲学，而后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926年，浦薛凤学成归国，于东陆大学工作一年，浙江大学半年，1928年返回母校清华大学执教，直至1939年应邀出仕。此后二十余年，从大陆到台湾，浦薛凤一直在国民政府担任行政职务，栖身政治、教育两界。1962年，浦移居美国，先后在汉诺甫学院、桥港大学与圣若望大学从教，并在美国度过晚年。
2009年，黄山书社引进出版了《浦薛凤回忆录》，回忆录根据其日记与随笔写成，详细记录生平所历点滴。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万里家山一梦中》涵盖浦氏出生、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及此后回国执教的经历；中册《太虚空里一游尘》记录抗战爆发后，他跟随清华大学南迁，而后投笔从政的过程；下册《相见时难别亦难》主要写浦薛凤赴台从政，继而由政从教始末。
少年求学于清华学堂，壮年执教清华大学，浦薛凤的一生与清华有着深厚的渊源。“清华”萦绕在《浦薛凤回忆录》字里行间，我们也得以从中一窥清华不同时段之风貌。
一
1914年夏，浦薛凤自常熟县立塔前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清华学堂，并因成绩优异，得以插入中等科二年级。考试分初、复试，初试考点设于南京，考中、英、算、史四门。复试在北京，仅考英、算二门。时年，清华于江苏录取考生十一名。
旧制清华为留美预备学校，依托庚子赔款创立，旨在培育青年赴美留学，吸收西洋文化，俾再回国服务。为广延人才，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因此学子来自各地，东西交融，南北荟萃，这也是当时清华最大的特色。此外，与国内其他学校相比，清华教育生活还有众多特立独异之处。
清华学校学制为八年，分四年中等科与四年高等科，顺利完成学业者方可获得出洋留学机会。当年考取的学生平均年龄较小，为养成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学校针对中等科学生制订了全套规则，不仅涉及自习安排，还包括沐浴、家信、记账等生活细节。升入高等科之后，这方面规定才有所放松。入学后不久，浦薛凤曾立下成为面面俱优学生之志愿，“在中西文写作俱佳，学分程序与课外活动均属优良之外，且欲擅长田径运动及演说辩论”。由此可见当时清华的教育特点，即英语教学，分数严格，强迫运动，重视竞赛与鼓励民主，既严格又自由。
英语教学是为学生赴美做语言上的准备。使用英文教学在中等科限于上午各课，在高等科则全视课程性质及教师国籍而定。扎实的英文基础使得早期清华留美学生，抵美国彼岸后，就能够在盛大欢迎会上用英语致辞。就读美国翰墨林大学期间，浦薛凤曾被选为学校对外辩论队队员，又曾代表大学参与演说比赛，且名列前茅。到西南联大时期，清华的英语教学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承。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写道：“彼时每位清华学子都会几句英语对话，不少人说得相当流利，而北大几乎没有学生能娴熟地用英语交流，甚至外语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
大约出于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目的，除英文外，高等科学生亦被要求另学两门外语。浦薛凤选修德文、法文二门。德文教师谭唐（Dr.Danton）授课认真，给分甚紧，学生勤加自修，基础扎实。任教清华大学后，浦薛凤曾赴德国度假研究一年，能从容应付旁听课程，阅读德文书籍。
分数严格实属清华教育优点与特长，这项制度保证了学生到毕业时学业水平基本能达到良好程度。早期清华留美学生中人才济济，成名成家者不乏其人，与在校期间勤奋用功不无关系。当时社会上有人批评清华之一榜及第，毕业后即能公费出国，却忽略了清华考核之严格。“每级约有八十人左右开始。经过八年之栽培与磨练，其中能生存而毕业者，平均约为四分之三，即六十人左右，而遭受人为与自然淘汰者约为四分之一，即二十人左右，为数不少。”排除遭受自然淘汰者，无法通过学业要求而未能毕业者，大抵也不在少数。
学业分数之外，学校也极为重视学生体能训练。高等科毕业年第二学期需通过“动作活泼”测试，方能毕业留洋；不合格者，需留级一年。习惯成自然，学生因此也加入到诸多体育运动中。浦薛鳳提到，每次华北运动会，每年清华与南开篮球队、清华与南洋（上海）足球队之相互比赛，清华之平均成绩总是略胜一筹。
严格、细致的规定之下，清华拥有了同时期学校所不具备的良好学风，学生大多醉心学术，而较少过问政治。因此，相比北大等学校，清华园的环境要安定许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只知死读书，相反，自建校始，清华就深受美国学校影响，学生课外活动蓬勃发展。据苏云峰统计，1914年时，清华已有十七个社团组织，社团中演说辩论风气浓厚。五四运动后，社团数量剧增，其中一部分专心于学术研究的社团极盛一时。苏云峰写道：“清华的社团众多，社团规模除少数在百位以上者外，一般都很小，从数人至四十人不等。不论大小，其设立宗旨及其有关活动，均具有自我教育和身心平衡的意义。”社团是清华学校在群育方面的成果，也促成了校园里活泼自由的氛围，奠定了学生对民主的初步认识。
在学生的个体发展方面，清华鼓励和支持学生的自由选择。课堂多采取自由讨论方式，鼓励学生发言，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学生留美所习专业，学校采取专科自选政策。学生可综合考虑个人性格、社会需求与父母期望等多方面因素，做出自己的选择。清华早期留美学生中，理、工、农、医、法、文、政、史等各专业皆备。
美方并不讳言，创立清华学校是为输出文化价值观，但这对中国绝非有弊无利。早期清华留美学生中人才辈出，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浦薛凤出身士绅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子集，浸染于传统文化，而清华教育生活，是为他打开了通往西方文化的大门。 二
在美国，浦薛凤于翰墨林大学完成两年本科生涯，又于哈佛大学学习三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东陆大学、浙江大学执教。1928年5月，浦氏受业师余日宣之邀，返回清华执教。6月，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各大学校，后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当年8月下旬，抵清华后，浦薛凤收到罗氏聘书，从此开始了清华教授生涯。浦薛凤称1928年8月下旬以至1937年7月，乃是生平黄金时代。这十年，也正是陈省身所谓清华“突飞猛进”时期。
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浦薛凤的身份也由学生转变为教授，对于这个时期，他更多从教授的视角展示了当年清华实况。清华学校时期，学校鼓励学生追求自由民主；此时的清华大学，则是师生主动要求与建设自由民主之风。接管清华后，国民政府原希望以党治校，然而收效甚微。清华以留美预备学校为前身，本就打着鲜明的美国烙印。自1922年起，留美校友完成学业后，陆续返回母校执教，原有的自由主义校风更为浓厚。
1928至1931年，清华发生三次风潮，均与反对校长有关。除去学生群体的运动外，清华教授会也曾明确表态，反对新任校长。究其原因，这三任校长由当时的教育部门任命，政府希望通过校长掌握清华大权，这一举动引起教授会不满情绪。直至1931年，梅贻琦掌校后，依照1926年《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行事，让清华教授实质上享有其他国立大学未曾有的政治权力，才赢得了清华园的安定。《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由曹云祥颁布，大纲以“评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担任制衡角色。
当时，浦薛凤被选为教授会秘书、评议会与聘任委员会之委员，所以，他对“教授治校”“可谓了如指掌”。“评议会乃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长以及另由教授会选出之五人（事实上均系系主任，但因名额有限，并非每一系主任能够当选）构成。梅校长以教授治校得名，盖校中重要规章与决定均由评议会讨论决议，其经过均载每周校中刊印分发之清华大学校刊。聘任委员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各院长以及校长指定之几位教授组成。至于教授会之秘书，则亦由教授会推选。”教授会决议最高规章；评议会报告并决定重要事项；聘任委员会则负责审议聘请新教授与教授是否续聘之事。
一方面给予教授充分自治权，另一方面，清华人才延揽与师资建设方面的政策在全国也非常突出。梅贻琦任下，仅浦薛凤所在的政治系，全盛时期便有九位教授，其余院系更得到了长足发展。由于资金充足，清华得以向初次任教满五年的教授提供度假研究的机会。“教授需先期拟就出国研究计划，经过系院转报校长核定，得赴欧美任何大学研究一学年，由校担负往返川资，每月领取半薪作安家费用，自己则另有月费美金百元”。
优惠的人才政策也为清华创造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清华学报》作为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刊载学校教授作品，保持了高度学术标准。根据《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1937年以前，清华全校教师总数约三百八十三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五人有专书出版及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各大学术刊物，发表率达百分之三十七点九，是教育部所调查全国大中专以上教师研究发表率的二点七倍。清华教师之从事研究者每人平均发表专书二点四种，论文四点七篇，译书与书评均为零点七本，亦高于教育部调查的平均结果。
学生方面，浦薛凤并未于回忆录中做出直接评价，但从其到北京大学兼课经历，我们得以推知一二。初到北大兼课第二次，课堂上竟有学生翻阅报纸，浦薛凤怒而申斥，学生方才做出调整。有一位教授听闻此事，向浦薛凤表示其做法有好处，北大一切固然倚老卖老，但让听课学生过分放任，亦无道理。相比而言，清华课堂上学生均认真听讲记录，秩序井然。
三
1939年3月1日，浦薛凤应张岳军与吴峙之邀请，前往重庆，加入甫经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参事。因此，浦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执教清华时间仅一年有半，不过他参与了清华由北平迁往长沙，与北大、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临大由湘迁滇，改为西南联大，以及联大文法学院经蒙自到昆明的全过程。对于清华的一路艰辛，浦薛凤是有力的见证者之一。在当时而言，浦薛凤写道：“以三个著名公、私立大学合并成之最高学府，两度播迁，此应为一项历史性之记载。”在今日而言，西南联大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学之一。
1937年7月29日，日军侵占北平，清华园遭到袭击，全校师生不得不退出校园。而后，清华奉命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清华教师由北平、天津等地赶往长沙汇集。临大于11月开学。初到长沙之时，浦薛凤所授政治学概论班约一百二十人，教室甚小，有立而听者，但学生皆屏息作札记，课堂秩序极佳，大有清华风气。众人以为战火不至烧到湘地，半年之内必可安心上课。无奈开学不到一月，长沙即遭空袭，学生中出现旷课、离校的情况，课堂秩序虽仍好，但学生上课精神急转直下。且临大校址过近车站，实不安全。经商议后，政府于次年一月批准临大迁滇。
相比迁湘，迁滇之途更为艰辛。包括五位教授在内，三百五十多名师生取道内地步行，历时共六十八日，抵达昆明。其余师生则由长沙乘粤汉路南至广州，再转香港赴海防，然后搭乘滇越铁路火车前赴目的地。长沙临时大学巅峰时期有一千三四百学生，经历轰炸及南京失陷后，约有三百余名学生离校他去，投身救国事业，幸而迁滇路上并无人员伤亡。
由于校舍不足，联大不得不分作两部分，文法学院迁往蒙自，理工学院迁往昆明。联大于蒙自租下三部分：海关旧址，作教室上课；旧汇理银行，设图书馆讲堂及教职员宿舍；哥胪士洋行，楼下作为学生宿舍，楼上为教授住所。流离路上，清华师生心心念念的均是清华园。海关旧址花木颇多，松柏夹道，与清华景象颇有类似，学生戏称昆明如北平，而以海淀类比蒙自。实际上，蒙自住宿条件相当困难，学生七八人乃至十余人一间，除了上下床铺，房内几乎无空隙之地。住在哥胪士洋行的教授最初不得不与学生共用厕所。
然而，即使能够忍受条件之艰苦，文法学院师生也不得不面临再度搬迁：海关旧址旁即是废弃机场，抗战后，机场重新启用，海关银行等房屋也将为柳州航空学校所用。初到昆明，文法学院师生暂居昆华师范图书馆一带三排房屋。昆明生活并不优于蒙自。浦薛凤回忆道，当时教授为图方便，不少人用汽油箱改造成书桌、纱柜乃至床来使用，此举“可谓国难时期，昆明避难者之时尚”，以至于后来汽油箱供不应求，价格日漲。
汪曾祺记忆联大求学生活，多处提及“跑警报”之事，浦薛凤于此亦有记录。但比起汪氏笔下带着闲适的逃生，浦氏所写跑警报则真是逃生。长沙遭遇空袭，楼房轰塌，铁轨另一边人烟稠密之处，死伤逾百。昆华师范也于1938年9月28日受到空袭，数名校工、学生罹难，昆师楼房大半被炸，颓垣残壁，满眼萧条。文法学院师生只得向昆华农校租借教室与部分宿舍。学校原定12月1日开学，但教室布置尚未完备，不得不迟缓延期，直至12月13日方始正式上课。抗战时期，后方教育之艰难，可见一斑。
尽管办学条件艰苦，联大从未放弃教育事业。1938年9月1日，联大借云南大学场所举行招生考试，浦薛凤曾参与监考，前后共五六日。时年，考试在国内不同考点举行，考卷批阅后，汇送教育部，由教育部统一招生。云南学业落后，上榜者多为外省学生。
到1938年年底正式上课时，浦薛凤任教的政治学概论班，有一百数十人，政治思潮课亦有十三四人修读。国难当头，政治课程内容也顺应实际国情进行相应调整。面对众多学生，教授必须大声演讲，“但精神振作，不觉疲乏，且感兴趣”。阳历新年，联大与航校比赛足球，又北大、南开与清华彼此赛球艺，观者如堵。前方战事紧急，后方不曾萎靡不振，实则是可喜之事。
清华是浦薛凤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直到1956年，当他参观墨尔本大学时，“入其古老之铁栅大门，则大树排列，碧草如茵，钟声楼影，环境幽静”，仍然回忆起往昔的清华园。清华给予浦薛凤的是终生的烙印，其生平所为所历，又反过来成为清华精神之脚注。校歌中“无问西东”四字既是对每个个体的珍贵，也包含着中西文化交融之格局。以留美预备学校为前身，清华大学各方面均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然而，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之际，清华却秉持着保守的态度。以浦薛凤为例，清华师生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仍保持着对本土文化的热忱。
抗战爆发后，西南联大政治系数位教授先后走上从政道路，浦薛凤是其中一员。在其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所担任的均是负责处理实事的技术型岗位，他的所作所为，关键处能持平、谨慎，颇得各界好评，与其受益于清华之点滴不无关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黄山书社2009年版）
浦薛凤出生于江苏常熟一户殷实的士绅家庭。父亲浦光薛设馆授徒多年，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六岁开始跟随父亲读书学习，少年即能赋诗吟咏，被人称为“神童”。十一岁进入常熟县立塔前高等小学，三年后考入清华学堂，求学七载，浦赴美留学，就读于翰墨林大学，主修政治，副哲学，而后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926年，浦薛凤学成归国，于东陆大学工作一年，浙江大学半年，1928年返回母校清华大学执教，直至1939年应邀出仕。此后二十余年，从大陆到台湾，浦薛凤一直在国民政府担任行政职务，栖身政治、教育两界。1962年，浦移居美国，先后在汉诺甫学院、桥港大学与圣若望大学从教，并在美国度过晚年。
2009年，黄山书社引进出版了《浦薛凤回忆录》，回忆录根据其日记与随笔写成，详细记录生平所历点滴。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万里家山一梦中》涵盖浦氏出生、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及此后回国执教的经历；中册《太虚空里一游尘》记录抗战爆发后，他跟随清华大学南迁，而后投笔从政的过程；下册《相见时难别亦难》主要写浦薛凤赴台从政，继而由政从教始末。
少年求学于清华学堂，壮年执教清华大学，浦薛凤的一生与清华有着深厚的渊源。“清华”萦绕在《浦薛凤回忆录》字里行间，我们也得以从中一窥清华不同时段之风貌。
一
1914年夏，浦薛凤自常熟县立塔前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清华学堂，并因成绩优异，得以插入中等科二年级。考试分初、复试，初试考点设于南京，考中、英、算、史四门。复试在北京，仅考英、算二门。时年，清华于江苏录取考生十一名。
旧制清华为留美预备学校，依托庚子赔款创立，旨在培育青年赴美留学，吸收西洋文化，俾再回国服务。为广延人才，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因此学子来自各地，东西交融，南北荟萃，这也是当时清华最大的特色。此外，与国内其他学校相比，清华教育生活还有众多特立独异之处。
清华学校学制为八年，分四年中等科与四年高等科，顺利完成学业者方可获得出洋留学机会。当年考取的学生平均年龄较小，为养成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学校针对中等科学生制订了全套规则，不仅涉及自习安排，还包括沐浴、家信、记账等生活细节。升入高等科之后，这方面规定才有所放松。入学后不久，浦薛凤曾立下成为面面俱优学生之志愿，“在中西文写作俱佳，学分程序与课外活动均属优良之外，且欲擅长田径运动及演说辩论”。由此可见当时清华的教育特点，即英语教学，分数严格，强迫运动，重视竞赛与鼓励民主，既严格又自由。
英语教学是为学生赴美做语言上的准备。使用英文教学在中等科限于上午各课，在高等科则全视课程性质及教师国籍而定。扎实的英文基础使得早期清华留美学生，抵美国彼岸后，就能够在盛大欢迎会上用英语致辞。就读美国翰墨林大学期间，浦薛凤曾被选为学校对外辩论队队员，又曾代表大学参与演说比赛，且名列前茅。到西南联大时期，清华的英语教学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承。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写道：“彼时每位清华学子都会几句英语对话，不少人说得相当流利，而北大几乎没有学生能娴熟地用英语交流，甚至外语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
大约出于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目的，除英文外，高等科学生亦被要求另学两门外语。浦薛凤选修德文、法文二门。德文教师谭唐（Dr.Danton）授课认真，给分甚紧，学生勤加自修，基础扎实。任教清华大学后，浦薛凤曾赴德国度假研究一年，能从容应付旁听课程，阅读德文书籍。
分数严格实属清华教育优点与特长，这项制度保证了学生到毕业时学业水平基本能达到良好程度。早期清华留美学生中人才济济，成名成家者不乏其人，与在校期间勤奋用功不无关系。当时社会上有人批评清华之一榜及第，毕业后即能公费出国，却忽略了清华考核之严格。“每级约有八十人左右开始。经过八年之栽培与磨练，其中能生存而毕业者，平均约为四分之三，即六十人左右，而遭受人为与自然淘汰者约为四分之一，即二十人左右，为数不少。”排除遭受自然淘汰者，无法通过学业要求而未能毕业者，大抵也不在少数。
学业分数之外，学校也极为重视学生体能训练。高等科毕业年第二学期需通过“动作活泼”测试，方能毕业留洋；不合格者，需留级一年。习惯成自然，学生因此也加入到诸多体育运动中。浦薛鳳提到，每次华北运动会，每年清华与南开篮球队、清华与南洋（上海）足球队之相互比赛，清华之平均成绩总是略胜一筹。
严格、细致的规定之下，清华拥有了同时期学校所不具备的良好学风，学生大多醉心学术，而较少过问政治。因此，相比北大等学校，清华园的环境要安定许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只知死读书，相反，自建校始，清华就深受美国学校影响，学生课外活动蓬勃发展。据苏云峰统计，1914年时，清华已有十七个社团组织，社团中演说辩论风气浓厚。五四运动后，社团数量剧增，其中一部分专心于学术研究的社团极盛一时。苏云峰写道：“清华的社团众多，社团规模除少数在百位以上者外，一般都很小，从数人至四十人不等。不论大小，其设立宗旨及其有关活动，均具有自我教育和身心平衡的意义。”社团是清华学校在群育方面的成果，也促成了校园里活泼自由的氛围，奠定了学生对民主的初步认识。
在学生的个体发展方面，清华鼓励和支持学生的自由选择。课堂多采取自由讨论方式，鼓励学生发言，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学生留美所习专业，学校采取专科自选政策。学生可综合考虑个人性格、社会需求与父母期望等多方面因素，做出自己的选择。清华早期留美学生中，理、工、农、医、法、文、政、史等各专业皆备。
美方并不讳言，创立清华学校是为输出文化价值观，但这对中国绝非有弊无利。早期清华留美学生中人才辈出，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浦薛凤出身士绅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子集，浸染于传统文化，而清华教育生活，是为他打开了通往西方文化的大门。 二
在美国，浦薛凤于翰墨林大学完成两年本科生涯，又于哈佛大学学习三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东陆大学、浙江大学执教。1928年5月，浦氏受业师余日宣之邀，返回清华执教。6月，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各大学校，后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当年8月下旬，抵清华后，浦薛凤收到罗氏聘书，从此开始了清华教授生涯。浦薛凤称1928年8月下旬以至1937年7月，乃是生平黄金时代。这十年，也正是陈省身所谓清华“突飞猛进”时期。
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浦薛凤的身份也由学生转变为教授，对于这个时期，他更多从教授的视角展示了当年清华实况。清华学校时期，学校鼓励学生追求自由民主；此时的清华大学，则是师生主动要求与建设自由民主之风。接管清华后，国民政府原希望以党治校，然而收效甚微。清华以留美预备学校为前身，本就打着鲜明的美国烙印。自1922年起，留美校友完成学业后，陆续返回母校执教，原有的自由主义校风更为浓厚。
1928至1931年，清华发生三次风潮，均与反对校长有关。除去学生群体的运动外，清华教授会也曾明确表态，反对新任校长。究其原因，这三任校长由当时的教育部门任命，政府希望通过校长掌握清华大权，这一举动引起教授会不满情绪。直至1931年，梅贻琦掌校后，依照1926年《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行事，让清华教授实质上享有其他国立大学未曾有的政治权力，才赢得了清华园的安定。《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由曹云祥颁布，大纲以“评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担任制衡角色。
当时，浦薛凤被选为教授会秘书、评议会与聘任委员会之委员，所以，他对“教授治校”“可谓了如指掌”。“评议会乃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长以及另由教授会选出之五人（事实上均系系主任，但因名额有限，并非每一系主任能够当选）构成。梅校长以教授治校得名，盖校中重要规章与决定均由评议会讨论决议，其经过均载每周校中刊印分发之清华大学校刊。聘任委员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各院长以及校长指定之几位教授组成。至于教授会之秘书，则亦由教授会推选。”教授会决议最高规章；评议会报告并决定重要事项；聘任委员会则负责审议聘请新教授与教授是否续聘之事。
一方面给予教授充分自治权，另一方面，清华人才延揽与师资建设方面的政策在全国也非常突出。梅贻琦任下，仅浦薛凤所在的政治系，全盛时期便有九位教授，其余院系更得到了长足发展。由于资金充足，清华得以向初次任教满五年的教授提供度假研究的机会。“教授需先期拟就出国研究计划，经过系院转报校长核定，得赴欧美任何大学研究一学年，由校担负往返川资，每月领取半薪作安家费用，自己则另有月费美金百元”。
优惠的人才政策也为清华创造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清华学报》作为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刊载学校教授作品，保持了高度学术标准。根据《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1937年以前，清华全校教师总数约三百八十三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五人有专书出版及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各大学术刊物，发表率达百分之三十七点九，是教育部所调查全国大中专以上教师研究发表率的二点七倍。清华教师之从事研究者每人平均发表专书二点四种，论文四点七篇，译书与书评均为零点七本，亦高于教育部调查的平均结果。
学生方面，浦薛凤并未于回忆录中做出直接评价，但从其到北京大学兼课经历，我们得以推知一二。初到北大兼课第二次，课堂上竟有学生翻阅报纸，浦薛凤怒而申斥，学生方才做出调整。有一位教授听闻此事，向浦薛凤表示其做法有好处，北大一切固然倚老卖老，但让听课学生过分放任，亦无道理。相比而言，清华课堂上学生均认真听讲记录，秩序井然。
三
1939年3月1日，浦薛凤应张岳军与吴峙之邀请，前往重庆，加入甫经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参事。因此，浦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执教清华时间仅一年有半，不过他参与了清华由北平迁往长沙，与北大、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临大由湘迁滇，改为西南联大，以及联大文法学院经蒙自到昆明的全过程。对于清华的一路艰辛，浦薛凤是有力的见证者之一。在当时而言，浦薛凤写道：“以三个著名公、私立大学合并成之最高学府，两度播迁，此应为一项历史性之记载。”在今日而言，西南联大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学之一。
1937年7月29日，日军侵占北平，清华园遭到袭击，全校师生不得不退出校园。而后，清华奉命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清华教师由北平、天津等地赶往长沙汇集。临大于11月开学。初到长沙之时，浦薛凤所授政治学概论班约一百二十人，教室甚小，有立而听者，但学生皆屏息作札记，课堂秩序极佳，大有清华风气。众人以为战火不至烧到湘地，半年之内必可安心上课。无奈开学不到一月，长沙即遭空袭，学生中出现旷课、离校的情况，课堂秩序虽仍好，但学生上课精神急转直下。且临大校址过近车站，实不安全。经商议后，政府于次年一月批准临大迁滇。
相比迁湘，迁滇之途更为艰辛。包括五位教授在内，三百五十多名师生取道内地步行，历时共六十八日，抵达昆明。其余师生则由长沙乘粤汉路南至广州，再转香港赴海防，然后搭乘滇越铁路火车前赴目的地。长沙临时大学巅峰时期有一千三四百学生，经历轰炸及南京失陷后，约有三百余名学生离校他去，投身救国事业，幸而迁滇路上并无人员伤亡。
由于校舍不足，联大不得不分作两部分，文法学院迁往蒙自，理工学院迁往昆明。联大于蒙自租下三部分：海关旧址，作教室上课；旧汇理银行，设图书馆讲堂及教职员宿舍；哥胪士洋行，楼下作为学生宿舍，楼上为教授住所。流离路上，清华师生心心念念的均是清华园。海关旧址花木颇多，松柏夹道，与清华景象颇有类似，学生戏称昆明如北平，而以海淀类比蒙自。实际上，蒙自住宿条件相当困难，学生七八人乃至十余人一间，除了上下床铺，房内几乎无空隙之地。住在哥胪士洋行的教授最初不得不与学生共用厕所。
然而，即使能够忍受条件之艰苦，文法学院师生也不得不面临再度搬迁：海关旧址旁即是废弃机场，抗战后，机场重新启用，海关银行等房屋也将为柳州航空学校所用。初到昆明，文法学院师生暂居昆华师范图书馆一带三排房屋。昆明生活并不优于蒙自。浦薛凤回忆道，当时教授为图方便，不少人用汽油箱改造成书桌、纱柜乃至床来使用，此举“可谓国难时期，昆明避难者之时尚”，以至于后来汽油箱供不应求，价格日漲。
汪曾祺记忆联大求学生活，多处提及“跑警报”之事，浦薛凤于此亦有记录。但比起汪氏笔下带着闲适的逃生，浦氏所写跑警报则真是逃生。长沙遭遇空袭，楼房轰塌，铁轨另一边人烟稠密之处，死伤逾百。昆华师范也于1938年9月28日受到空袭，数名校工、学生罹难，昆师楼房大半被炸，颓垣残壁，满眼萧条。文法学院师生只得向昆华农校租借教室与部分宿舍。学校原定12月1日开学，但教室布置尚未完备，不得不迟缓延期，直至12月13日方始正式上课。抗战时期，后方教育之艰难，可见一斑。
尽管办学条件艰苦，联大从未放弃教育事业。1938年9月1日，联大借云南大学场所举行招生考试，浦薛凤曾参与监考，前后共五六日。时年，考试在国内不同考点举行，考卷批阅后，汇送教育部，由教育部统一招生。云南学业落后，上榜者多为外省学生。
到1938年年底正式上课时，浦薛凤任教的政治学概论班，有一百数十人，政治思潮课亦有十三四人修读。国难当头，政治课程内容也顺应实际国情进行相应调整。面对众多学生，教授必须大声演讲，“但精神振作，不觉疲乏，且感兴趣”。阳历新年，联大与航校比赛足球，又北大、南开与清华彼此赛球艺，观者如堵。前方战事紧急，后方不曾萎靡不振，实则是可喜之事。
清华是浦薛凤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直到1956年，当他参观墨尔本大学时，“入其古老之铁栅大门，则大树排列，碧草如茵，钟声楼影，环境幽静”，仍然回忆起往昔的清华园。清华给予浦薛凤的是终生的烙印，其生平所为所历，又反过来成为清华精神之脚注。校歌中“无问西东”四字既是对每个个体的珍贵，也包含着中西文化交融之格局。以留美预备学校为前身，清华大学各方面均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然而，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之际，清华却秉持着保守的态度。以浦薛凤为例，清华师生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仍保持着对本土文化的热忱。
抗战爆发后，西南联大政治系数位教授先后走上从政道路，浦薛凤是其中一员。在其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所担任的均是负责处理实事的技术型岗位，他的所作所为，关键处能持平、谨慎，颇得各界好评，与其受益于清华之点滴不无关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黄山书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