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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这部经典内容庞大，一共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我从每一部分中选择几篇阅读，并与《汉书》中相关内容进行对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史记》进行评述。
关键词：《史记》;书评
首先，从体例上看，《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
《左传》等编年体史书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历史事件的，时间的连续性很强，但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国语》、《战国策》等国别体史书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录事件。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按时间顺序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更好地展现人物性格。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构成了某一时代的整体形态。这种以人物贯连史事的写法恢复了历史的立体面目，而不是像编年体那样扁平。但它也有一定的缺陷，分散记事，读者对于同一件事难以得其全貌，而且容易重复记事。比如汉三年十月，《项羽本纪》从项羽的视角记载：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王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而在《高祖本纪》中从刘邦的阵营视角记叙他假装脚趾中箭稳定军心，表现出刘邦随机应变的特点。需要把两篇联合起来一起看才能完整地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
其次，在叙事时司马迁对历史事件保持客观公正，不因人物最终的成败而改变对其的态度。最典型的就是把项羽放入本纪。因为从秦亡到汉朝建立，中间的五年里大部分时间项羽处于攻势、控制局势，所以司马迁将其列入本纪也是有道理的。在《项羽本纪》文末，太史公对原本没有尺寸封地的根基却能三年灭秦的霸王表示敬佩，同时也批评他自矜功伐，导致失败，这是司马迁对项羽公正客观的评价。《汉书》中却将项羽和陈胜放在一起列为一传， 可见对其地位的不重视，有明显贬低的意味。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对项羽的态度也反映出班固为朝廷服务的心态。
如何刻画开国君主刘邦的形象是史官的一个难题。司马迁客观地记录了刘邦的功绩，比如顺应民心，与秦军交战时所到之处禁止掳掠;进入咸阳后“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悉除秦法”等。他不惜笔墨地去写刘邦的雄才大略、任人唯贤、善于收纳人心等优点，但也直接揭露了一些刘邦的缺点，比如写刘邦发迹之前“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赊酒”。而班固为维护刘邦形象，在《史记》基础上进行删改。在《汉书·高帝纪》中，对于一些不利于高祖形象的事情往往轻描淡写而过。例如鸿门宴一事被大量删减，只留下对事件的一个大致刻画。还有，在《高祖本纪》中，刘邦成为沛公前，司马迁以他的排名称呼他为“刘季”，而《高帝纪》中班固始终称刘邦为高祖。从这一点看，司马迁有别于班固的毕恭毕敬，还流露出了他对于刘邦未发迹之前的行为并不十分肯定的态度。
再次，《史记》中有不少表达司马迁价值判断的评论，而且感情充沛，能够带动读者的情感。最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太史公曰”表达对人物、事件鲜明的态度。如《孝文本纪》末尾，“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诚哉是言”、“呜呼”等词句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赞叹之情，可见司马迁对孝文帝之“仁”十分推崇。除了在篇末，《史记》中的评论在篇首、篇中也有。比如《屈原贾生列传》中，叙述到屈原被听信谗言的楚怀王驱逐时，司马迁插入悲愤的评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史记》中“太史公曰”的位置比较自由，而《汉书》中的“赞曰”基本上都被放在了篇末，并且在语言上显得更严整，用韵的趋势增强。将《汉书》论赞与《史记》的论赞对比起来看，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情感色彩上的不同。《汉书》中的评论没有像“太史公曰”那样长吁短叹，显得更为收敛沉着，班固冷静而理智地对历史进行剖析。《酷吏列传》中太史公重复几次“何足数哉”，表达了对酷吏的深恶痛绝。而在《汉书·酷吏传》中却删掉了“何足数也，何足数也”这样表现强烈感情的语句。
最后，从语言上看，《史记》多直接引用人物口语，读起来比较容易。比如《陈涉世家》中有“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夥颐”是楚语，“夥”指多，“頤”是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而《汉书·陈胜传》中省去了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失去方言原有的情貌。《汉书》中很少有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班固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陈述“不见武帝”的理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不像口语，倒像是班固自己的总结。
另外，通过与《汉书》的对比，可以发现《史记》用词较为通俗易懂，而班固偏好使用奇字。如《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汉书》中把“慨”改为“槩”;《太史公自序》中的“小子何敢让焉”，《汉书》中把“让”写成“攘”，等等。使用较为通俗的字词使《史记》更容易被读懂。
《史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时间跨度很长，反映社会领域很广。司马迁在坚持实录原则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批评和感叹，阅读时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关键词：《史记》;书评
首先，从体例上看，《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
《左传》等编年体史书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历史事件的，时间的连续性很强，但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国语》、《战国策》等国别体史书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录事件。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按时间顺序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更好地展现人物性格。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构成了某一时代的整体形态。这种以人物贯连史事的写法恢复了历史的立体面目，而不是像编年体那样扁平。但它也有一定的缺陷，分散记事，读者对于同一件事难以得其全貌，而且容易重复记事。比如汉三年十月，《项羽本纪》从项羽的视角记载：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王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而在《高祖本纪》中从刘邦的阵营视角记叙他假装脚趾中箭稳定军心，表现出刘邦随机应变的特点。需要把两篇联合起来一起看才能完整地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
其次，在叙事时司马迁对历史事件保持客观公正，不因人物最终的成败而改变对其的态度。最典型的就是把项羽放入本纪。因为从秦亡到汉朝建立，中间的五年里大部分时间项羽处于攻势、控制局势，所以司马迁将其列入本纪也是有道理的。在《项羽本纪》文末，太史公对原本没有尺寸封地的根基却能三年灭秦的霸王表示敬佩，同时也批评他自矜功伐，导致失败，这是司马迁对项羽公正客观的评价。《汉书》中却将项羽和陈胜放在一起列为一传， 可见对其地位的不重视，有明显贬低的意味。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对项羽的态度也反映出班固为朝廷服务的心态。
如何刻画开国君主刘邦的形象是史官的一个难题。司马迁客观地记录了刘邦的功绩，比如顺应民心，与秦军交战时所到之处禁止掳掠;进入咸阳后“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悉除秦法”等。他不惜笔墨地去写刘邦的雄才大略、任人唯贤、善于收纳人心等优点，但也直接揭露了一些刘邦的缺点，比如写刘邦发迹之前“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赊酒”。而班固为维护刘邦形象，在《史记》基础上进行删改。在《汉书·高帝纪》中，对于一些不利于高祖形象的事情往往轻描淡写而过。例如鸿门宴一事被大量删减，只留下对事件的一个大致刻画。还有，在《高祖本纪》中，刘邦成为沛公前，司马迁以他的排名称呼他为“刘季”，而《高帝纪》中班固始终称刘邦为高祖。从这一点看，司马迁有别于班固的毕恭毕敬，还流露出了他对于刘邦未发迹之前的行为并不十分肯定的态度。
再次，《史记》中有不少表达司马迁价值判断的评论，而且感情充沛，能够带动读者的情感。最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太史公曰”表达对人物、事件鲜明的态度。如《孝文本纪》末尾，“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诚哉是言”、“呜呼”等词句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赞叹之情，可见司马迁对孝文帝之“仁”十分推崇。除了在篇末，《史记》中的评论在篇首、篇中也有。比如《屈原贾生列传》中，叙述到屈原被听信谗言的楚怀王驱逐时，司马迁插入悲愤的评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史记》中“太史公曰”的位置比较自由，而《汉书》中的“赞曰”基本上都被放在了篇末，并且在语言上显得更严整，用韵的趋势增强。将《汉书》论赞与《史记》的论赞对比起来看，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情感色彩上的不同。《汉书》中的评论没有像“太史公曰”那样长吁短叹，显得更为收敛沉着，班固冷静而理智地对历史进行剖析。《酷吏列传》中太史公重复几次“何足数哉”，表达了对酷吏的深恶痛绝。而在《汉书·酷吏传》中却删掉了“何足数也，何足数也”这样表现强烈感情的语句。
最后，从语言上看，《史记》多直接引用人物口语，读起来比较容易。比如《陈涉世家》中有“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夥颐”是楚语，“夥”指多，“頤”是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而《汉书·陈胜传》中省去了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失去方言原有的情貌。《汉书》中很少有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班固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陈述“不见武帝”的理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不像口语，倒像是班固自己的总结。
另外，通过与《汉书》的对比，可以发现《史记》用词较为通俗易懂，而班固偏好使用奇字。如《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汉书》中把“慨”改为“槩”;《太史公自序》中的“小子何敢让焉”，《汉书》中把“让”写成“攘”，等等。使用较为通俗的字词使《史记》更容易被读懂。
《史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时间跨度很长，反映社会领域很广。司马迁在坚持实录原则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批评和感叹，阅读时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