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政府要起的作用是，在规范市场的前提下，尽量将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保障‘编外’弱势群体的利益，做到同工同酬。
“我想为徐深海要个编制！”
不久前，一名在镇江市政府机关工作的网友在网上为当地一位清粪工人寻求正式“编制”。这位工人是清粪队队长，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不过现在仍然是临时工。该网友认为，“环卫事业单位是全额拨款，如有正式编制每月应该能有个3000元左右的收入，不像现在只有1200元。”
帖子一发出，上万的网友齐喊“给力”，纷纷支持。知情人透露，夏天无论多热，冬天无论多冷，清粪工都要跳进去清理，“这个工种几年已经招不到人”。不过环卫所称，获得“编制”需要区委编制办同意并核发，难度非常大。
《北京科技报》：“编制”为什么让如此多的人趋之若鹜？一个“编制”究竟意味着什么？
董明：“编制”是国家对“吃财政饭”的人的管理途径。设编制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一个工作人员进入了编制，理论上就意味着他的工资基本由国家财政支出，由国家全额拨款。
在编人员不用担心收入、福利，这些问题国家都会为他考虑到，一样都不会少。比如，一些单位就可以为在编人员提供住房，编内人员的奖金也会很丰厚等。而相对来说，编外人员的待遇就差了很多，不仅工资可能低不少，凡附着在“编制”上的所有待遇他们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想弄一个编制。“编制”意味着附着的利益越来越多了。
环卫所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业单位。因为它的工作是清洁城市，这样的公益事业是没有任何一个私营企业愿意负担的，所以由国家来全额拨款。
《北京科技报》：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实行聘用制，“编制”还有意义吗，会不会消失？
董明：编制不可能消失。它体现了国家对财政支出的一部分管理。国家的财政都支出给了谁？“家”里有多少人“吃饭”？政府一年要开支多少钱？……这些都是国家需要掌握的，所以必须要有“编制”。“编制”的设置原本就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考虑的。
现在，对编制的问题争论很大。很多事业单位都有临时工、实行合同制。这些工作人员与“编内人员”有区别吗？区别大了。很多单位的管理人员都在编，他们的收入大多会更高、福利也都更好。
《北京科技报》：“编制”的存在是否将员工从制度上划分了“三六九等”？
董明：从理论上，设编制的单位是不应该再招编制外的人员的。因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已经核定了此单位的工作量和范围。但实际上，很多单位都在招编外人员。
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量时多时少，不容易核定，招“编外”可以分担编内人员的工作量；另一方面是考虑到一些编内人员的责任心不够强，没有太足的工作干劲，人浮于事。他们除非犯了大错误，一般情况不会被开除。而编外人员反倒干得多、干得好，而且工资拿得也少。
这些问题与制度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成了所谓的“三六九等”。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不能将“编制”给干活多、干得好的编外员工？
董明：我国现在进行机构改革，一个很大的内容就是人员精简。减少了编内的总数，就意味着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所以现在编制卡得很紧。
以镇江的这位清粪工人为例，那么优秀的全国劳模，有编制是应该的；网友为他呼吁也是对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特例不可能成为常例。如果要给所有的环卫工人编制，并不可能。
《北京科技报》：如果将一些怠工者从“在编”中淘汰，是不是就可以既保证了编制不增多，又让优秀的人进入编制？
董明：干得不好就退出，拿出一部分“编制”来竞聘。“进退制度”在理论上很对，比如公务员中的“末位淘汰制”，淘汰的就是公务员的身份。但实际上，操作难度非常大。
绩效考评在全国都在推行，但考评的标准却很难量化。很多具体的内容该以什么为标准呢？是工作任务的多少，还是工作质量的高低？对质量来说，到底什么样才算好？一般情况下，除非有犯了大错之类的过硬理由，要不然凭什么把人淘汰呢？要知道，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很一般，能说其中的谁就差到哪里去吗？……
所以，到目前为止，绩效考评也还没能发挥出特别好的成效，还需继续努力推行。尽量把“编制”卡住，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北京科技报》：在发达国家，一个单位的员工有没有“编制内外”的区分？
董明：国外一样有从事公共事业的单位，它们的员工收入也都由财政拨款。不过，这些国家通过财政预算，严格规定、控制员工的人数，有多少预算就用多少人；不会出现类似于“编外人员”这样的情况。
这在国内做不到。目前在国内，财政拨款除了预算内收入之外，还有预算外的一部分，即预算外的收入。“编内人员”的工资是列入预算内的，由前一部分支付；而“编外人员”的收入则由后一部分来承担。国内的预算外收入太大了，很难控制，一些单位就用来低薪招“编外人员”。相比国外，想获得预算外的收入非常难，它们的财政控制得很严格。
不仅如此，国内越是一些累活、脏活，支付的工钱越少。为什么？一个现实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尤其是劳动力比较多。我在美国待过，一个疏通下水道的工人１小时的工资是98美元，不到1小时就按1小时计算，而且疏通下水道这样的活儿１小时不够。在发达国家，越是脏活累活，工资给得越高。清粪工人就更不用说了，否则没有人愿意干。
《北京科技报》：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将预算内和预算外的两部分收支统一起来，使得单位没法自主招“编外人员”？
董明：理论上，我们都在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审计署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难度极高。可以说，在能预见的时间内很难解决。预算外收入中，最大的一笔资金来源是土地财政，也就是出让土地使用权；其数额远远多于预算内收入的拨款。这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得了？
但改革在朝这个方向进行，这是一个趋势。一方面，用预算控制“编制”，是一个最好的管理途径。另一方面，尽量把不需要政府开支的事业单位推向市场，进行企业化。没有了财政拨款，单位就需要自负盈亏、自己来解决收支。
这其中，政府要起的作用是，在规范市场的前提下，尽量将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保障“编外”弱势群体的利益，做到同工同酬。
“我想为徐深海要个编制！”
不久前，一名在镇江市政府机关工作的网友在网上为当地一位清粪工人寻求正式“编制”。这位工人是清粪队队长，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不过现在仍然是临时工。该网友认为，“环卫事业单位是全额拨款，如有正式编制每月应该能有个3000元左右的收入，不像现在只有1200元。”
帖子一发出，上万的网友齐喊“给力”，纷纷支持。知情人透露，夏天无论多热，冬天无论多冷，清粪工都要跳进去清理，“这个工种几年已经招不到人”。不过环卫所称，获得“编制”需要区委编制办同意并核发，难度非常大。
《北京科技报》：“编制”为什么让如此多的人趋之若鹜？一个“编制”究竟意味着什么？
董明：“编制”是国家对“吃财政饭”的人的管理途径。设编制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一个工作人员进入了编制，理论上就意味着他的工资基本由国家财政支出，由国家全额拨款。
在编人员不用担心收入、福利，这些问题国家都会为他考虑到，一样都不会少。比如，一些单位就可以为在编人员提供住房，编内人员的奖金也会很丰厚等。而相对来说，编外人员的待遇就差了很多，不仅工资可能低不少，凡附着在“编制”上的所有待遇他们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想弄一个编制。“编制”意味着附着的利益越来越多了。
环卫所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业单位。因为它的工作是清洁城市，这样的公益事业是没有任何一个私营企业愿意负担的，所以由国家来全额拨款。
《北京科技报》：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实行聘用制，“编制”还有意义吗，会不会消失？
董明：编制不可能消失。它体现了国家对财政支出的一部分管理。国家的财政都支出给了谁？“家”里有多少人“吃饭”？政府一年要开支多少钱？……这些都是国家需要掌握的，所以必须要有“编制”。“编制”的设置原本就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考虑的。
现在，对编制的问题争论很大。很多事业单位都有临时工、实行合同制。这些工作人员与“编内人员”有区别吗？区别大了。很多单位的管理人员都在编，他们的收入大多会更高、福利也都更好。
《北京科技报》：“编制”的存在是否将员工从制度上划分了“三六九等”？
董明：从理论上，设编制的单位是不应该再招编制外的人员的。因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已经核定了此单位的工作量和范围。但实际上，很多单位都在招编外人员。
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量时多时少，不容易核定，招“编外”可以分担编内人员的工作量；另一方面是考虑到一些编内人员的责任心不够强，没有太足的工作干劲，人浮于事。他们除非犯了大错误，一般情况不会被开除。而编外人员反倒干得多、干得好，而且工资拿得也少。
这些问题与制度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成了所谓的“三六九等”。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不能将“编制”给干活多、干得好的编外员工？
董明：我国现在进行机构改革，一个很大的内容就是人员精简。减少了编内的总数，就意味着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所以现在编制卡得很紧。
以镇江的这位清粪工人为例，那么优秀的全国劳模，有编制是应该的；网友为他呼吁也是对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特例不可能成为常例。如果要给所有的环卫工人编制，并不可能。
《北京科技报》：如果将一些怠工者从“在编”中淘汰，是不是就可以既保证了编制不增多，又让优秀的人进入编制？
董明：干得不好就退出，拿出一部分“编制”来竞聘。“进退制度”在理论上很对，比如公务员中的“末位淘汰制”，淘汰的就是公务员的身份。但实际上，操作难度非常大。
绩效考评在全国都在推行，但考评的标准却很难量化。很多具体的内容该以什么为标准呢？是工作任务的多少，还是工作质量的高低？对质量来说，到底什么样才算好？一般情况下，除非有犯了大错之类的过硬理由，要不然凭什么把人淘汰呢？要知道，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很一般，能说其中的谁就差到哪里去吗？……
所以，到目前为止，绩效考评也还没能发挥出特别好的成效，还需继续努力推行。尽量把“编制”卡住，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北京科技报》：在发达国家，一个单位的员工有没有“编制内外”的区分？
董明：国外一样有从事公共事业的单位，它们的员工收入也都由财政拨款。不过，这些国家通过财政预算，严格规定、控制员工的人数，有多少预算就用多少人；不会出现类似于“编外人员”这样的情况。
这在国内做不到。目前在国内，财政拨款除了预算内收入之外，还有预算外的一部分，即预算外的收入。“编内人员”的工资是列入预算内的，由前一部分支付；而“编外人员”的收入则由后一部分来承担。国内的预算外收入太大了，很难控制，一些单位就用来低薪招“编外人员”。相比国外，想获得预算外的收入非常难，它们的财政控制得很严格。
不仅如此，国内越是一些累活、脏活，支付的工钱越少。为什么？一个现实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尤其是劳动力比较多。我在美国待过，一个疏通下水道的工人１小时的工资是98美元，不到1小时就按1小时计算，而且疏通下水道这样的活儿１小时不够。在发达国家，越是脏活累活，工资给得越高。清粪工人就更不用说了，否则没有人愿意干。
《北京科技报》：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将预算内和预算外的两部分收支统一起来，使得单位没法自主招“编外人员”？
董明：理论上，我们都在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审计署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难度极高。可以说，在能预见的时间内很难解决。预算外收入中，最大的一笔资金来源是土地财政，也就是出让土地使用权；其数额远远多于预算内收入的拨款。这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得了？
但改革在朝这个方向进行，这是一个趋势。一方面，用预算控制“编制”，是一个最好的管理途径。另一方面，尽量把不需要政府开支的事业单位推向市场，进行企业化。没有了财政拨款，单位就需要自负盈亏、自己来解决收支。
这其中，政府要起的作用是，在规范市场的前提下，尽量将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保障“编外”弱势群体的利益，做到同工同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