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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保日益成为公共话题，特别在进入本世纪以来，环保纪录片开始大行其道，它们黑白通杀、左右逢源，不仅以在国际影展上屡屡获奖为标志来证实其在艺术和正义上的双赢（如美国前副总统主演的《难以忽略的真相》），而且其中不少，如《鸟的迁徙》、《家园》和《海洋》等在票房和DVD市场上亦都赚到了大钱。它们为何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所彰显的环保理念唤起了观众内心的共鸣吗？
视觉纳粹和迎风吐痰
这些可姑且称之为“主流环保纪录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如《家园》、《海洋》、《鸟的迁徙》等，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自然之壮阔美妙展示给观众；另一类则如《难以忽略的真相》、《海豚湾》、《塑料成瘾》之类，殚精竭虑地揭示出这个世界已经被人类糟蹋成了什么模样，为了达成最佳效果，甚至不惜把这个世界拍得如末日、地狱一般。很明显，这两类片子使用了古今中外最常见的两类群众煽动术：诱惑和恐吓—去听听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演讲就会明白，一切政治骗局多基于这两类口气—先承诺如果你按我说的去做的话将拥有多么美好的世界，再诅咒你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将会落入如何悲惨的境地。
特别后者这种饱含威胁的方式，完全不掩饰对观众所抱持的，某种先入为主的恶意乃至憎厌。近来比较流行的两部倡导素食的环保纪录片，《地球居民》和《食物背后的真相》正是如此，两部片子皆用相当大的篇幅与尺度收录了提供人类肉食的动物在屠宰场所遭受的折磨和杀戮，片子的用意很明显，把这些动物所遭受的一切赤裸裸、血淋淋地平铺在你的面前，毫不客气地指着每一个饱受惊吓的观众的鼻尖吼道：瞧瞧你做的好事！若你还有丝毫人性尚未泯灭的的话，还能允许这样的惨剧继续发生吗？那么至少从你自身开始，从此刻起，开始吃素吧！《地球居民》里引用了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其小说《敌人，一个爱情故事》里的句子：“……当赫尔曼多次目睹对动物与鱼类的屠杀之后，他心里一直这样想：人类对别的生命的残暴行为与纳粹无异，人类在别的物种面前不可一世，充分表现出了极端种族主义……”而这部片子本身，不仅对于儿童、女性等不堪血腥残酷场面刺激的人是纳粹，它这种用视觉暴力强化价值观植入的做法，对一切观众来说皆为纳粹。
没有谁能阻拦我们
倒不是说这种蛊惑和吓唬都是欺骗，这些纪录片里的多数内容都是切实可信的，而是说其对待观众的态度及其希冀达到的目标，在为这两者建立关联时，它们实在有些不尊重观众。影片发行商明白人们挺吃被蛊惑和被吓唬这两套的，同时完全不去理会蛊惑和吓唬，正是埋没人们独立思考的两铲土。
环保之所以迫在眉睫，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业已崩坏。人类若不痛改前非，别说所谓的可持续性发展，末日指日可待。何为“前非”？多数支持乃至从事环保的人努力去修补人和自然的关系，力图使之和谐，令人类继续无度无量地发展下去—这是令整件事情变得荒唐之处，也是会出现上述两类荒谬纪录片的原因—事已至此，人类依旧是在以独裁者式的狂妄姿势、以造物主式的万能态度在“修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矫揉造作实在可悲可笑。被日夜叫嚣的环保看似要保护环境，实际上不过是换个别的方法表情来继续吞噬和涂炭环境罢了。
我们须清晰这一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出现了裂痕，而是彻底完蛋了，所以这种关系无从修补，只有洗心革面地恢复和重建才或许奏效，当然，这个也没谁能说得准。那么，人与自然到底曾经、现在、应该，或本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特别在进入晚年以来，德国电影大师维尔内纳•赫尔佐格拍摄的纪录片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徘徊思虑。他拍出了我心目中的环保纪录片典范。
其中《灰熊人》令人没齿难忘。该纪录片讲述了动物保护主义者提摩西•崔德威（1957－2003）与灰熊一起生活了13年，最后连同其女友阿米•哈格纳德一起，被其中一只熊活活吃掉的故事。提摩西和阿米不过一同生活了几个月而已，这13年的多数时间里，在渺无人迹的，被一道冰川与人世格开的美国阿拉斯加州卡特迈国家公园里，他仅一个人与上百只熊和两窝狐狸生活在一起。片子影像素材大部分取自提摩西在最后五年里留下的大量影像资料，经过选择和剪辑，再加上导演旁白和对提摩西一些故友家人的访问，这部成本低廉、题材骇人的纪录片的目标明确，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这个中产阶级出身、英俊、金发、极其讲究外形、口才超好的男人希望成为一只熊，或者说，希望更具说服力地，至少自己把自己视为一只熊。
当地土著在访问中说：“我们将对熊的尊重建立在跟它们严格地保持距离之上，提摩西•崔德威却恰恰相反。你和熊实在相差太大，你永远不可能融入它们的世界里去，你若这样做就是对它们最大的侵犯。”影片里有一个对熊双眼的近镜特写，赫尔佐格的旁白是：“远离人类社会后，提摩西信誓旦旦从灰熊的‘完美世界’里所得到的温情、尊重和爱，在这双充斥着冷漠，除了对食物的索求外空无一物的眼睛里，是丝毫看不出来的。”
将赫尔佐格推至大师地位的，以《天谴》和《加斯•荷伯之谜》为代表的1970年代早期剧情片已充分显示出他对人类穷狂极傲一面的兴趣，通过对一些孤独，充斥着臆想和狂热，总是站在自然力对立面的边缘人的描述，实现对人类本身某种本质的超现实主义探索。他后来基本在拍纪录片，或许正因为他发现不需要什么超现实主义，就在现实世界中，提摩西这样的超现实之人已比比皆是—譬如他最近在南极拍的纪录片《在世界尽头相遇》，拍摄南极风光或海豹生活绝非本意，他还是好奇那些在南极生活工作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里除了科学家之外就是旅行疯子，赫尔佐格狠狠调侃了他们一番，他拍了某位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在草场上顶着奶瓶行进、翻着跟头行进、用单腿高跷跳跃行进的场面，如此旁白：“南极是世界尽头，人们在无法去更远的地方之后，应该去琢磨怎样倒骑单车穿越撒哈拉、赤脚攀上珠穆朗玛峰或用单腿高跷跳到极点了。”
毫无疑问，在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点上，赫尔佐格是极其悲观的，说成是末世观也毫不为过。他用自己的作品证据确凿地判定，人类已从根本上、从基因和心眼里出了问题—吃素、减排、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都没有用。一些东西已经不可理喻、不可挽回地变质发疯了。《在世界尽头相遇》里一只离开鸟群，孤零零独自背朝有食物和栖息地的大海，朝着无边无际的南极大陆深处而去的企鹅，可作对此时人类的一种象征，它胖墩墩一摇一摆的样子惹人发笑，势必将死在路上的命运则激起观众某种诡异的尊重和悲意。“当地人说就算把它捉回鸟群，它获得自由后也会即刻回头，继续它一条死路的旅程，”赫尔佐格旁白道，“没有谁能阻拦它，也没有谁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做。”
视觉纳粹和迎风吐痰
这些可姑且称之为“主流环保纪录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如《家园》、《海洋》、《鸟的迁徙》等，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自然之壮阔美妙展示给观众；另一类则如《难以忽略的真相》、《海豚湾》、《塑料成瘾》之类，殚精竭虑地揭示出这个世界已经被人类糟蹋成了什么模样，为了达成最佳效果，甚至不惜把这个世界拍得如末日、地狱一般。很明显，这两类片子使用了古今中外最常见的两类群众煽动术：诱惑和恐吓—去听听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演讲就会明白，一切政治骗局多基于这两类口气—先承诺如果你按我说的去做的话将拥有多么美好的世界，再诅咒你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将会落入如何悲惨的境地。
特别后者这种饱含威胁的方式，完全不掩饰对观众所抱持的，某种先入为主的恶意乃至憎厌。近来比较流行的两部倡导素食的环保纪录片，《地球居民》和《食物背后的真相》正是如此，两部片子皆用相当大的篇幅与尺度收录了提供人类肉食的动物在屠宰场所遭受的折磨和杀戮，片子的用意很明显，把这些动物所遭受的一切赤裸裸、血淋淋地平铺在你的面前，毫不客气地指着每一个饱受惊吓的观众的鼻尖吼道：瞧瞧你做的好事！若你还有丝毫人性尚未泯灭的的话，还能允许这样的惨剧继续发生吗？那么至少从你自身开始，从此刻起，开始吃素吧！《地球居民》里引用了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其小说《敌人，一个爱情故事》里的句子：“……当赫尔曼多次目睹对动物与鱼类的屠杀之后，他心里一直这样想：人类对别的生命的残暴行为与纳粹无异，人类在别的物种面前不可一世，充分表现出了极端种族主义……”而这部片子本身，不仅对于儿童、女性等不堪血腥残酷场面刺激的人是纳粹，它这种用视觉暴力强化价值观植入的做法，对一切观众来说皆为纳粹。
没有谁能阻拦我们
倒不是说这种蛊惑和吓唬都是欺骗，这些纪录片里的多数内容都是切实可信的，而是说其对待观众的态度及其希冀达到的目标，在为这两者建立关联时，它们实在有些不尊重观众。影片发行商明白人们挺吃被蛊惑和被吓唬这两套的，同时完全不去理会蛊惑和吓唬，正是埋没人们独立思考的两铲土。
环保之所以迫在眉睫，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业已崩坏。人类若不痛改前非，别说所谓的可持续性发展，末日指日可待。何为“前非”？多数支持乃至从事环保的人努力去修补人和自然的关系，力图使之和谐，令人类继续无度无量地发展下去—这是令整件事情变得荒唐之处，也是会出现上述两类荒谬纪录片的原因—事已至此，人类依旧是在以独裁者式的狂妄姿势、以造物主式的万能态度在“修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矫揉造作实在可悲可笑。被日夜叫嚣的环保看似要保护环境，实际上不过是换个别的方法表情来继续吞噬和涂炭环境罢了。
我们须清晰这一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出现了裂痕，而是彻底完蛋了，所以这种关系无从修补，只有洗心革面地恢复和重建才或许奏效，当然，这个也没谁能说得准。那么，人与自然到底曾经、现在、应该，或本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特别在进入晚年以来，德国电影大师维尔内纳•赫尔佐格拍摄的纪录片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徘徊思虑。他拍出了我心目中的环保纪录片典范。
其中《灰熊人》令人没齿难忘。该纪录片讲述了动物保护主义者提摩西•崔德威（1957－2003）与灰熊一起生活了13年，最后连同其女友阿米•哈格纳德一起，被其中一只熊活活吃掉的故事。提摩西和阿米不过一同生活了几个月而已，这13年的多数时间里，在渺无人迹的，被一道冰川与人世格开的美国阿拉斯加州卡特迈国家公园里，他仅一个人与上百只熊和两窝狐狸生活在一起。片子影像素材大部分取自提摩西在最后五年里留下的大量影像资料，经过选择和剪辑，再加上导演旁白和对提摩西一些故友家人的访问，这部成本低廉、题材骇人的纪录片的目标明确，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这个中产阶级出身、英俊、金发、极其讲究外形、口才超好的男人希望成为一只熊，或者说，希望更具说服力地，至少自己把自己视为一只熊。
当地土著在访问中说：“我们将对熊的尊重建立在跟它们严格地保持距离之上，提摩西•崔德威却恰恰相反。你和熊实在相差太大，你永远不可能融入它们的世界里去，你若这样做就是对它们最大的侵犯。”影片里有一个对熊双眼的近镜特写，赫尔佐格的旁白是：“远离人类社会后，提摩西信誓旦旦从灰熊的‘完美世界’里所得到的温情、尊重和爱，在这双充斥着冷漠，除了对食物的索求外空无一物的眼睛里，是丝毫看不出来的。”
将赫尔佐格推至大师地位的，以《天谴》和《加斯•荷伯之谜》为代表的1970年代早期剧情片已充分显示出他对人类穷狂极傲一面的兴趣，通过对一些孤独，充斥着臆想和狂热，总是站在自然力对立面的边缘人的描述，实现对人类本身某种本质的超现实主义探索。他后来基本在拍纪录片，或许正因为他发现不需要什么超现实主义，就在现实世界中，提摩西这样的超现实之人已比比皆是—譬如他最近在南极拍的纪录片《在世界尽头相遇》，拍摄南极风光或海豹生活绝非本意，他还是好奇那些在南极生活工作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里除了科学家之外就是旅行疯子，赫尔佐格狠狠调侃了他们一番，他拍了某位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在草场上顶着奶瓶行进、翻着跟头行进、用单腿高跷跳跃行进的场面，如此旁白：“南极是世界尽头，人们在无法去更远的地方之后，应该去琢磨怎样倒骑单车穿越撒哈拉、赤脚攀上珠穆朗玛峰或用单腿高跷跳到极点了。”
毫无疑问，在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点上，赫尔佐格是极其悲观的，说成是末世观也毫不为过。他用自己的作品证据确凿地判定，人类已从根本上、从基因和心眼里出了问题—吃素、减排、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都没有用。一些东西已经不可理喻、不可挽回地变质发疯了。《在世界尽头相遇》里一只离开鸟群，孤零零独自背朝有食物和栖息地的大海，朝着无边无际的南极大陆深处而去的企鹅，可作对此时人类的一种象征，它胖墩墩一摇一摆的样子惹人发笑，势必将死在路上的命运则激起观众某种诡异的尊重和悲意。“当地人说就算把它捉回鸟群，它获得自由后也会即刻回头，继续它一条死路的旅程，”赫尔佐格旁白道，“没有谁能阻拦它，也没有谁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