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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国合伙人》的上映，开创了本年度票房新高。陈可辛导演以新东方教育的创始合伙人的经历为蓝本，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代中国大学生的青春奋斗、不懈追求和对命运的痛苦挣扎、成功蜕变。剧中三个同窗好友经历了艰难的心路历程，最终创业成功，成为中国民办教育产业的一艘航母，但成功后三人却意见不合，几近分道扬镳，最终前嫌尽释，握手言欢。
因为职业关系，处理过太多的合伙或股东纠纷，我认为，这个结局过于理想主义，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比如，最近遇到的一个案例，就没有这么简单。
案例还原
我的几个同龄的朋友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药品销售，10多年后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足够的财富和意气风发的年龄，自然很想试水其他投资领域。
于是，这几个人便在某县出资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很快便通过受让方式拿到了一块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公司的股权结构是这样设置的：注册资本4000万元，甲、乙、丙各出资1000万元，各占25%，其余25%的股权由其他三个小股东分别持有。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甲担任。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各股东投入的资金远不足以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故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又对外进行了大量融资。
没想到，开发中出了问题。先是原转让土地的债权人进行上访，称该土地转让时开发不足25%，依法不能转让，要求清偿债权，后政府下令该公司停止建设，继而撤销了土地使用权证。这对于公司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我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和帮助了公司通过诉讼救济和行政救济的途径进行维权，最终政府收回撤销决定，允许开工建设。但是，巨额的融资成本加重了公司的负担，乙、丙和甲之间因意见、经营思路不合产生了龃龉与冲突。乙、丙两个股东不是法定代表人，没有控股权，导致没有话语权，最后决定撤出合伙，联合另外一个小股东转让股权。
如果这部分股权转让给一个新股东，那么，这个新股东的股权所占比重便会达到50%以上，甲将失去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而公司的融资却都是甲在掌控公司期间通过个人资产进行担保而获得，公司章程又未对此作出详细约定，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甲不仅会失去公司的控制权，还有可能因公司融资的债务无法清偿而承担个人风险。
显然，就现行法律而言，甲无法阻止乙、丙转让股权，除非他购买该股权，但是，甲又无力出资购买该部分股权。
公司面临恶意收购时，甲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在法言法。作为律师，我只能从合法角度来帮助客户，于是，我告诉甲：1.这种取得公司控制权的收购称为恶意收购，但恶意收购并非非法收购，其行为是合法的。2.你可以暂时拖延股权转让的程序，但最终不能阻止股权转让。你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除非你购买该股权。3.在股权转让无法阻止而必须转让时，建议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揭示潜在的债务负担，告知受让人股权项下的实际净资产数额，以免新股东受让股权后，产生更大的矛盾。
实际上，甲所遇到的困惑并不是个案。
经济活动中无论是个人合伙还是有限责任公司化运作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案例分析
我们可以再从法律层面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个人合伙无论是个人还是合伙组织，对外均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但是，在商事法领域，又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合伙企业，为了加强智力与资本的结合，2007年生效的《合伙企业法》对传统合伙作出了重大突破性的规定。一是合伙企业符合有限公司的条件，则可以成为有限公司，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二是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普通合伙人可以以其出资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特殊合伙人则无论其是否出资、出资多少，应对企业和外部债务均承担无限责任。
这就决定了出资人可能不参与公司管理，不具有话语权，而不出资的特殊合伙人，则可以掌控公司。但权利义务相一致，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资本领域，最典型的合伙企业就是基金公司。
那么，公司到底具有什么特点，使得它能够迅速积聚资本和人力，创造巨大财富呢？这就是公司的资合和人合问题。
公司的资合，是指公司能够按照其运作程序，吸收多个股东的资本，使得闲散资本得以集合，从而发挥资本的做大作用的功能；公司的人合性，是指公司股东或管理人，能够按照公司法的科学运作制度，将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为公司创造最大效益。这里的人合，强调的是“合”而非“和”，与中国古代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有一定区别，前者强调“集合”，后者则强调“和谐”。
分析了这些，股东之间的意见相左或利益争执在公司运作中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人讲究“人和”，故总有古训讲“生意好做，伙计难搁”。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亲兄弟，明算账”就行了，上升到公司法上，就是严格按照公司的程序和规则来运营，股东产生的争议，多数可以在公司法或公司章程中找到解决途径。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公司领域也不例外。那么，在大股东控制话语权的情况下，小股东们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呢？我国现行法律设计了什么样的救济来保证这些利益的平衡呢？
首先，公司法明确规定了中小股东的一些权利。
一是撤销权。
二是查阅权。
三是中小股东享有股东大会的召集权。
四是中小股东享有提案权。
五是中小股东享有质询权。
其次，公司法在制度层面限制大股东的权力，遏止权力膨胀形成“权力垄断”。
例如，严格规定了公司为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程序，排除了利害关系股东的表决权；明确禁止关联行为，禁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并规定了累积投票制，使得中小股东提名的候选人有可能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监督，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 总之，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资合性和人合性的特征，股东的利益分歧永远都会存在，除了道德、友情、共同利益等层面的作用外，最能够科学解决分歧和争议的，就是公司法律制度和公司章程。看似繁琐的公司制度，其实隐含了前人经验教训的理性总结与普遍的公正价值。因此，合伙协议、公司章程才应当是合伙人在决定合伙前的重要课程。
案例接连
2010年8月，香港H股上市的“国美电器”公司的股东间争夺控制权之争，当数年度财经界的经典案例了，这个案例，给中国企业家上了重要的一课。回顾一下这个案例，想必也能对股东争议的解决和处理，找到新的理解和另类的思路。
国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在就任董事局主席期间，曾通过股东会对董事局授权配发、发行及买卖公司股权，其目的在于加强自己作为董事局主席对公司的控制。
但事与愿违，2010年1月，黄因涉嫌犯罪被调查，不得不让出董事局主席一职，委派公司CEO陈晓接任。
陈晓原为永乐电器掌门，成功引领永乐在H股上市。后国美收购永乐，陈晓被委以重任，担任国美CEO。其间，陈晓成功引进贝恩资本，为国美股市危机力挽狂澜，取得黄光裕和其他股东的信任。
陈晓是公司的小股东，股权占比仅为1.47%，黄光裕家族股权占比为32.47%（最大股东，但没有否决权），担任董事局主席后，实际上成为黄光裕在公司董事局的代言人（黄光裕妻子杜鹃也因涉嫌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判处缓刑和巨额罚金），但同时陈晓又要面对贝恩资本和众多小股东的重托。
基于黄光裕案件对公司的负面影响，陈晓力主增发股权，从而摊薄黄光裕在公司的股份，也即“去黄化”行动。这一做法，引起了黄的极大不满。
黄基于自己拥有公司10%以上的股权，按公司章程及百慕大公司法（国美在百慕大注册成立）有权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因此，2010年8月份的国美特别股东大会上，黄提出五项议案：撤销公司当年股东周年大会对董事局配发、发行及买卖公司股权的授权；撤销陈晓的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撤销孙一丁的公司执行董事的职务，但保留他为公司行政副总裁职务；提名邹晓春为公司执行董事；提名黄光裕的胞妹黄燕虹为公司执行董事。
2010年8月27日， 黄光裕斥资3亿增持国美0.8%股份，从而使自己的持股比例占到33.2%（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否决权）。
2010年9月28日的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备受关注：陈晓带领的国美现任董事局成员取得了包括贝恩资本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支持，双方均呼吁小股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为自己拉票助威并在媒体发起互相攻击。更有甚者，陈晓以国美董事局名义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黄光裕侵犯公司利益，使国美股东权之争充满了火药味。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是黄光裕提出的五项议案，除了撤销配发、发行和买卖国美股份的一般授权获得通过外，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董事职务，及委任邹晓春和黄燕虹为执行董事的议案均未能通过。
陈晓虽赢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黄光裕仍旧是大股东，且黄不久即通过出狱后的妻子杜鹃迅速反击：如果陈晓方面一意孤行，黄光裕将撤回托管的500多个未上市的门市，且收回国美注册商标使用权，这无疑给所有国美管理层和反对派股东致命一击。
尽管斗争一度进行到白热化阶段，但最终双方还是达成和解意向：黄同意不拆分托管门市、不收回注册商标使用权，陈晓方则同意增加董事人数，同意黄提名的人选进入董事局。
毕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规则，显然更适用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绝对是股权决定话语权，而无论如何，股东利益的平衡需要制度的制约，也需要理性的妥协。（作者系河南卓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因为职业关系，处理过太多的合伙或股东纠纷，我认为，这个结局过于理想主义，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比如，最近遇到的一个案例，就没有这么简单。
案例还原
我的几个同龄的朋友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药品销售，10多年后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足够的财富和意气风发的年龄，自然很想试水其他投资领域。
于是，这几个人便在某县出资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很快便通过受让方式拿到了一块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公司的股权结构是这样设置的：注册资本4000万元，甲、乙、丙各出资1000万元，各占25%，其余25%的股权由其他三个小股东分别持有。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甲担任。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各股东投入的资金远不足以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故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又对外进行了大量融资。
没想到，开发中出了问题。先是原转让土地的债权人进行上访，称该土地转让时开发不足25%，依法不能转让，要求清偿债权，后政府下令该公司停止建设，继而撤销了土地使用权证。这对于公司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我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和帮助了公司通过诉讼救济和行政救济的途径进行维权，最终政府收回撤销决定，允许开工建设。但是，巨额的融资成本加重了公司的负担，乙、丙和甲之间因意见、经营思路不合产生了龃龉与冲突。乙、丙两个股东不是法定代表人，没有控股权，导致没有话语权，最后决定撤出合伙，联合另外一个小股东转让股权。
如果这部分股权转让给一个新股东，那么，这个新股东的股权所占比重便会达到50%以上，甲将失去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而公司的融资却都是甲在掌控公司期间通过个人资产进行担保而获得，公司章程又未对此作出详细约定，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甲不仅会失去公司的控制权，还有可能因公司融资的债务无法清偿而承担个人风险。
显然，就现行法律而言，甲无法阻止乙、丙转让股权，除非他购买该股权，但是，甲又无力出资购买该部分股权。
公司面临恶意收购时，甲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在法言法。作为律师，我只能从合法角度来帮助客户，于是，我告诉甲：1.这种取得公司控制权的收购称为恶意收购，但恶意收购并非非法收购，其行为是合法的。2.你可以暂时拖延股权转让的程序，但最终不能阻止股权转让。你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除非你购买该股权。3.在股权转让无法阻止而必须转让时，建议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揭示潜在的债务负担，告知受让人股权项下的实际净资产数额，以免新股东受让股权后，产生更大的矛盾。
实际上，甲所遇到的困惑并不是个案。
经济活动中无论是个人合伙还是有限责任公司化运作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案例分析
我们可以再从法律层面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个人合伙无论是个人还是合伙组织，对外均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但是，在商事法领域，又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合伙企业，为了加强智力与资本的结合，2007年生效的《合伙企业法》对传统合伙作出了重大突破性的规定。一是合伙企业符合有限公司的条件，则可以成为有限公司，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二是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普通合伙人可以以其出资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特殊合伙人则无论其是否出资、出资多少，应对企业和外部债务均承担无限责任。
这就决定了出资人可能不参与公司管理，不具有话语权，而不出资的特殊合伙人，则可以掌控公司。但权利义务相一致，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资本领域，最典型的合伙企业就是基金公司。
那么，公司到底具有什么特点，使得它能够迅速积聚资本和人力，创造巨大财富呢？这就是公司的资合和人合问题。
公司的资合，是指公司能够按照其运作程序，吸收多个股东的资本，使得闲散资本得以集合，从而发挥资本的做大作用的功能；公司的人合性，是指公司股东或管理人，能够按照公司法的科学运作制度，将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为公司创造最大效益。这里的人合，强调的是“合”而非“和”，与中国古代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有一定区别，前者强调“集合”，后者则强调“和谐”。
分析了这些，股东之间的意见相左或利益争执在公司运作中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人讲究“人和”，故总有古训讲“生意好做，伙计难搁”。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亲兄弟，明算账”就行了，上升到公司法上，就是严格按照公司的程序和规则来运营，股东产生的争议，多数可以在公司法或公司章程中找到解决途径。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公司领域也不例外。那么，在大股东控制话语权的情况下，小股东们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呢？我国现行法律设计了什么样的救济来保证这些利益的平衡呢？
首先，公司法明确规定了中小股东的一些权利。
一是撤销权。
二是查阅权。
三是中小股东享有股东大会的召集权。
四是中小股东享有提案权。
五是中小股东享有质询权。
其次，公司法在制度层面限制大股东的权力，遏止权力膨胀形成“权力垄断”。
例如，严格规定了公司为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程序，排除了利害关系股东的表决权；明确禁止关联行为，禁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并规定了累积投票制，使得中小股东提名的候选人有可能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监督，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 总之，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资合性和人合性的特征，股东的利益分歧永远都会存在，除了道德、友情、共同利益等层面的作用外，最能够科学解决分歧和争议的，就是公司法律制度和公司章程。看似繁琐的公司制度，其实隐含了前人经验教训的理性总结与普遍的公正价值。因此，合伙协议、公司章程才应当是合伙人在决定合伙前的重要课程。
案例接连
2010年8月，香港H股上市的“国美电器”公司的股东间争夺控制权之争，当数年度财经界的经典案例了，这个案例，给中国企业家上了重要的一课。回顾一下这个案例，想必也能对股东争议的解决和处理，找到新的理解和另类的思路。
国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在就任董事局主席期间，曾通过股东会对董事局授权配发、发行及买卖公司股权，其目的在于加强自己作为董事局主席对公司的控制。
但事与愿违，2010年1月，黄因涉嫌犯罪被调查，不得不让出董事局主席一职，委派公司CEO陈晓接任。
陈晓原为永乐电器掌门，成功引领永乐在H股上市。后国美收购永乐，陈晓被委以重任，担任国美CEO。其间，陈晓成功引进贝恩资本，为国美股市危机力挽狂澜，取得黄光裕和其他股东的信任。
陈晓是公司的小股东，股权占比仅为1.47%，黄光裕家族股权占比为32.47%（最大股东，但没有否决权），担任董事局主席后，实际上成为黄光裕在公司董事局的代言人（黄光裕妻子杜鹃也因涉嫌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判处缓刑和巨额罚金），但同时陈晓又要面对贝恩资本和众多小股东的重托。
基于黄光裕案件对公司的负面影响，陈晓力主增发股权，从而摊薄黄光裕在公司的股份，也即“去黄化”行动。这一做法，引起了黄的极大不满。
黄基于自己拥有公司10%以上的股权，按公司章程及百慕大公司法（国美在百慕大注册成立）有权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因此，2010年8月份的国美特别股东大会上，黄提出五项议案：撤销公司当年股东周年大会对董事局配发、发行及买卖公司股权的授权；撤销陈晓的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撤销孙一丁的公司执行董事的职务，但保留他为公司行政副总裁职务；提名邹晓春为公司执行董事；提名黄光裕的胞妹黄燕虹为公司执行董事。
2010年8月27日， 黄光裕斥资3亿增持国美0.8%股份，从而使自己的持股比例占到33.2%（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否决权）。
2010年9月28日的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备受关注：陈晓带领的国美现任董事局成员取得了包括贝恩资本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支持，双方均呼吁小股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为自己拉票助威并在媒体发起互相攻击。更有甚者，陈晓以国美董事局名义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黄光裕侵犯公司利益，使国美股东权之争充满了火药味。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是黄光裕提出的五项议案，除了撤销配发、发行和买卖国美股份的一般授权获得通过外，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董事职务，及委任邹晓春和黄燕虹为执行董事的议案均未能通过。
陈晓虽赢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黄光裕仍旧是大股东，且黄不久即通过出狱后的妻子杜鹃迅速反击：如果陈晓方面一意孤行，黄光裕将撤回托管的500多个未上市的门市，且收回国美注册商标使用权，这无疑给所有国美管理层和反对派股东致命一击。
尽管斗争一度进行到白热化阶段，但最终双方还是达成和解意向：黄同意不拆分托管门市、不收回注册商标使用权，陈晓方则同意增加董事人数，同意黄提名的人选进入董事局。
毕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规则，显然更适用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绝对是股权决定话语权，而无论如何，股东利益的平衡需要制度的制约，也需要理性的妥协。（作者系河南卓源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