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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时尚。记得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外国专家说，中国的银行体系马上要破产。结果等啊等啊，等到日本的银行破产了，美国的银行破产了，欧洲的银行破产了，中国的银行还是没有破产。尤其是2007年以来，经历了那么大一场全球金融风暴，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居然挺了过来，几乎毫发未损，这真是一个奇迹。
到底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真的没有问题吗？恰恰相反。人们可能忘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事件的时候，我们离金融危机只有一步之遥。连部队都不敢掉以轻心，随时准备用军车拉钞票，防止出现银行挤兑。然而，也就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银行业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来一批描写华尔街内幕的杰出著作，比如《大而不倒》《常识之败》。在捧读这些引人入胜的新书之余，我时常也有遗憾：为什么很少读到介绍中国金融改革的精彩之作呢？理论家的著作常失之枯燥，而新闻记者的报道又往往太过肤浅。当我读到潘功胜先生的新作《大行蝶变》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风云激荡、惊心动魄之处。
现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先生，是中国金融界最引人注目的“少帅”之一。他曾经参与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是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亲身经历和实践者。这本书没有写成一本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两个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传记，而是在披露银行改革决策内幕的同时，梳理了作者长期以来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考。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从不回避改革中出现的争议，详细解读了决策者如何斟酌权衡，从不同的备选方案中找出最佳方案，对这些政策的成败得失，也总是做出中肯的分析，无论是国内和国外的批评意见，作者照单全收，而且逐一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开始关注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部门改革相对滞后，甚至被批评为计划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商业银行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事实上，中国在其他领域能够大刀阔斧的改革，经济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同时又成功的避免了在其他转型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撑。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甚至到了从技术上讲已经资不抵债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拉开商业银行改革的帷幕。1997年在我们的大门口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使得政府痛下决心，通过发行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2001年中国加入WTO，更加剧了人们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担忧。正是在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下，中央政府决定从2003年全面启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大决战的时刻到了。从战略部署来看，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解决历史存量问题，这主要是靠国家注资与剥离坏账进行大规模财务重组；二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健全公司治理；三是通过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进一步募集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此可谓商业银行改革的“三大战役”。
从这三大战役的战绩来看，通过财务重组解决历史存量问题是一场巧妙的运动战。
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财政状况良好，正是启动银行改革的最佳时机。但如果再用财政注资压力较大，因此必须出奇制胜，潘功胜先生介绍了为什么会选择成立汇金公司，用外汇储备注资。他也以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为例，介绍了以“共管基金”等方式创造性的处置不良贷款的做法。这一仗志在必得，胜就胜在灵活的腾挪变幻，既赢得了时间，又减少了改革的压力。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则是一场得失并存的拉锯战。
改革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改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同时借助国际金融机构的“品牌效应”，改变中国商业银行经营不善的市场形象。这一做法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讲中国的银行被贱卖，有人讲外资的进入好比把特洛伊木马拉进城。公允地讲，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跑题了。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不是看对方拿得多拿得少，而是要看自己的收益有没有增加。事后看来，我们高估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代价，也高估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收益。国外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对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毕竟这是我们的市场，这是我们的根据地。但是，寄希望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提升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想法有些过于简单。中国的制造业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很快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因为制造业相对简单，看得见、摸得着，拆开了，重新组装，就能学会别人的窍门。金融业靠的是“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靠的是耳濡目染、脱胎换骨。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要想学到真传，更多的要靠我们自学，而不是复制国外的模式。
真正的攻坚战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
这是一场全面的比拼。要讲实力，必须如实地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打动投资者；要讲策略，究竟是在国内上市，还是在境外上市？发多少，怎么定价？这都要在沙盘上反复演练，缜密的考虑每一个细节。潘功胜先生在书中独家披露了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上市的酝酿、筹备、路演、公共宣传等各个环节。有意思的是，潘功胜参与的这两个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均为最艰难的挑战。在工商银行上市的时候，全球资本市场上从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IPO。农业银行的上市，更是惊心动魄。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对农业银行的误解，英国《金融时报》公开宣称，农业银行是“中国最差银行”。由于农业银行是最后一家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时机上碰到了极其不利的市场环境。恰逢美国金融海啸来袭，全球资本市场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球股市跌跌不休。农业银行的管理团队一度也怀疑，到底发还是不发，抓紧时间发还是等等再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农业银行没有迎难而上，上市计划很可能最终流产。
2010年，农业银行紧锣密鼓，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项目，此后资本市场对大型IPO项目的发行窗口基本关闭。这一成功的收官之作，已经被哈佛大学商学院选为优秀案例。
潘功胜先生的书中还介绍了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故事。这是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工商银行入股南非标准银行，大体上波澜不惊，较为顺利。到收购澳门诚兴银行的时候，尽管存在着文化、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但仍然在收购之后出现了关联交易、反洗钱风波等问题。潘功胜先生透露的鲜为人知的工商银行和北岩银行、贝尔斯登的谈判，更是具有警示意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看似中国对外投资的抄底机会已经到了，但在金融行业，兼并和收购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在这两个案例中，工商银行审时度势，明智地选择放弃，令人额手称庆。这是一种冷静而谨慎的专业风格。一个狙击手之所以优秀，不在于他会扣动扳机，而在于他能克制住扣动扳机的冲动。一个好的投资者，也不在于其能够一掷千金投资多少项目，而在于其知道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哪些项目。
《大行蝶变》是对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一段白描式的记录。在冷静的描述、客观的分析背后，是中国金融家们的激情和梦想。这是一代金融家兢兢业业交出的一份答卷。历史就在这里了，且留待后人评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到底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真的没有问题吗？恰恰相反。人们可能忘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事件的时候，我们离金融危机只有一步之遥。连部队都不敢掉以轻心，随时准备用军车拉钞票，防止出现银行挤兑。然而，也就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银行业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来一批描写华尔街内幕的杰出著作，比如《大而不倒》《常识之败》。在捧读这些引人入胜的新书之余，我时常也有遗憾：为什么很少读到介绍中国金融改革的精彩之作呢？理论家的著作常失之枯燥，而新闻记者的报道又往往太过肤浅。当我读到潘功胜先生的新作《大行蝶变》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风云激荡、惊心动魄之处。
现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先生，是中国金融界最引人注目的“少帅”之一。他曾经参与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是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亲身经历和实践者。这本书没有写成一本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两个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传记，而是在披露银行改革决策内幕的同时，梳理了作者长期以来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考。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从不回避改革中出现的争议，详细解读了决策者如何斟酌权衡，从不同的备选方案中找出最佳方案，对这些政策的成败得失，也总是做出中肯的分析，无论是国内和国外的批评意见，作者照单全收，而且逐一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开始关注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部门改革相对滞后，甚至被批评为计划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商业银行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事实上，中国在其他领域能够大刀阔斧的改革，经济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同时又成功的避免了在其他转型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撑。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甚至到了从技术上讲已经资不抵债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拉开商业银行改革的帷幕。1997年在我们的大门口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使得政府痛下决心，通过发行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2001年中国加入WTO，更加剧了人们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担忧。正是在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下，中央政府决定从2003年全面启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大决战的时刻到了。从战略部署来看，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解决历史存量问题，这主要是靠国家注资与剥离坏账进行大规模财务重组；二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健全公司治理；三是通过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进一步募集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此可谓商业银行改革的“三大战役”。
从这三大战役的战绩来看，通过财务重组解决历史存量问题是一场巧妙的运动战。
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财政状况良好，正是启动银行改革的最佳时机。但如果再用财政注资压力较大，因此必须出奇制胜，潘功胜先生介绍了为什么会选择成立汇金公司，用外汇储备注资。他也以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为例，介绍了以“共管基金”等方式创造性的处置不良贷款的做法。这一仗志在必得，胜就胜在灵活的腾挪变幻，既赢得了时间，又减少了改革的压力。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则是一场得失并存的拉锯战。
改革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改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同时借助国际金融机构的“品牌效应”，改变中国商业银行经营不善的市场形象。这一做法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讲中国的银行被贱卖，有人讲外资的进入好比把特洛伊木马拉进城。公允地讲，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跑题了。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不是看对方拿得多拿得少，而是要看自己的收益有没有增加。事后看来，我们高估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代价，也高估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收益。国外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对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毕竟这是我们的市场，这是我们的根据地。但是，寄希望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提升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想法有些过于简单。中国的制造业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很快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因为制造业相对简单，看得见、摸得着，拆开了，重新组装，就能学会别人的窍门。金融业靠的是“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靠的是耳濡目染、脱胎换骨。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要想学到真传，更多的要靠我们自学，而不是复制国外的模式。
真正的攻坚战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
这是一场全面的比拼。要讲实力，必须如实地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打动投资者；要讲策略，究竟是在国内上市，还是在境外上市？发多少，怎么定价？这都要在沙盘上反复演练，缜密的考虑每一个细节。潘功胜先生在书中独家披露了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上市的酝酿、筹备、路演、公共宣传等各个环节。有意思的是，潘功胜参与的这两个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均为最艰难的挑战。在工商银行上市的时候，全球资本市场上从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IPO。农业银行的上市，更是惊心动魄。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对农业银行的误解，英国《金融时报》公开宣称，农业银行是“中国最差银行”。由于农业银行是最后一家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时机上碰到了极其不利的市场环境。恰逢美国金融海啸来袭，全球资本市场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球股市跌跌不休。农业银行的管理团队一度也怀疑，到底发还是不发，抓紧时间发还是等等再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农业银行没有迎难而上，上市计划很可能最终流产。
2010年，农业银行紧锣密鼓，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项目，此后资本市场对大型IPO项目的发行窗口基本关闭。这一成功的收官之作，已经被哈佛大学商学院选为优秀案例。
潘功胜先生的书中还介绍了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故事。这是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工商银行入股南非标准银行，大体上波澜不惊，较为顺利。到收购澳门诚兴银行的时候，尽管存在着文化、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但仍然在收购之后出现了关联交易、反洗钱风波等问题。潘功胜先生透露的鲜为人知的工商银行和北岩银行、贝尔斯登的谈判，更是具有警示意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看似中国对外投资的抄底机会已经到了，但在金融行业，兼并和收购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在这两个案例中，工商银行审时度势，明智地选择放弃，令人额手称庆。这是一种冷静而谨慎的专业风格。一个狙击手之所以优秀，不在于他会扣动扳机，而在于他能克制住扣动扳机的冲动。一个好的投资者，也不在于其能够一掷千金投资多少项目，而在于其知道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哪些项目。
《大行蝶变》是对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一段白描式的记录。在冷静的描述、客观的分析背后，是中国金融家们的激情和梦想。这是一代金融家兢兢业业交出的一份答卷。历史就在这里了，且留待后人评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