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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大学能不能建成，关键在于社会上的一流人才能不能到大学里来。
如果人才都在大学之外，大学里缺乏引领社会前进的人才，就难以产生有震撼力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成为理想的大学。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吸引一流人才到大学工作？为什么一流的人才不往大学走？为什么优秀大学生不愿意留校做学问，而争相报考公务员？
国际上，学术机构一般都是以大学为主导的。中国有很多和大学关联度非常高的相关机构，如文联、作协、画院等。是否可以让这些机构的人才到大学去？例如把“作协”变成一个完全由作家自己选举、自己管理的民间机构，请那些优秀的作家到各级学校中来，成为驻校作家、驻校诗人？
只有让大学成为吸纳社会优秀人才最重要的基地，使大学真正成为学术的中心，建设理想大学才会有实现的可能性。
理想大学不是空中楼阁，不能够脱离社会而存在。那么，它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
第一，需要科学的人事制度。
现在是一个依靠声望而不是依靠实力的社会，“学历至上文凭至上”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什么公务员一定要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博士生？社会的人才高消费，把教育的方向引错了。
我建议人才的门槛一定要降低，降低到凡是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就可以报考公务员，不是靠学历而是靠能力来竞争。
另外，大学不应该有等级的不同，而只有类型的不同。
第二，需要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
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不同職业、不同领域的收入分配过大，也导致教育的异化和大学的变形。
另外，目前大学教师的工资结构也不尽合理，基本工资的比重过低。
如果大学老师的基本收入没有基本保障，大学教师不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那就很难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大学。
第三，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
中国的教育立法明显滞后于教育实践。现在大学的许多问题没有法律可依，而早先制定的《高等教育法》基本不能用了。所以，应该加快教育立法，《高等教育法》的修订也迫在眉睫。
第四，需要民间资本的介入。
现在的民办大学是依靠自己的积累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多少带有逐利性。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所真正的像哈佛这样的民办大学，是完全依靠民间资本，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是抱着理想、抱着情怀和愿景来办理想的大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创造新型大学，但是这样的大学不大可能从现有体制内的大学中产生。如果有了好的制度环境，一定会有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家愿意投入教育，为创新型大学提供合适的土壤，催生出全新的体制。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没有民间资本的进入，没有一些另类的大学来搅动教育这潭“死水”的话，高等教育是很难变的。
如果有足够的民间资本，有法律的保障，理想的大学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具体到大学内部，现有问题很多，其中包括人们都在呼吁的大学“去行政化”。
其实，大学行政人员也应该“去学术化”。因为现在大学的行政人员占据学术资源的情况非常严重的，许多大学的行政人员的心思不在管理上，而在评职称上，只有评上研究员、副研究员才能够涨工资提待遇。
而且，大学行政人员评职称主要不是凭工作能力、服务精神，而是要看论文、著作。评上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后，也要去带研究生，哪里还有什么精力去搞管理呢？
所以，一定要切割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学术的联系，不允许用行政资源瓜分学术资源，用行政权力控制学术权力。对此应该做一个法律的界定。
总之，虽然中国教育存在很多问题，但总有一些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更没有放弃过努力。他们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一点一点地推动着教育的变革。我觉得他们才是中国教育的脊梁，他们才是中国教育真正的未来、真正的希望所在。
朱永新为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如果人才都在大学之外，大学里缺乏引领社会前进的人才，就难以产生有震撼力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成为理想的大学。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吸引一流人才到大学工作？为什么一流的人才不往大学走？为什么优秀大学生不愿意留校做学问，而争相报考公务员？
国际上，学术机构一般都是以大学为主导的。中国有很多和大学关联度非常高的相关机构，如文联、作协、画院等。是否可以让这些机构的人才到大学去？例如把“作协”变成一个完全由作家自己选举、自己管理的民间机构，请那些优秀的作家到各级学校中来，成为驻校作家、驻校诗人？
只有让大学成为吸纳社会优秀人才最重要的基地，使大学真正成为学术的中心，建设理想大学才会有实现的可能性。
理想大学不是空中楼阁，不能够脱离社会而存在。那么，它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
第一，需要科学的人事制度。
现在是一个依靠声望而不是依靠实力的社会，“学历至上文凭至上”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什么公务员一定要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博士生？社会的人才高消费，把教育的方向引错了。
我建议人才的门槛一定要降低，降低到凡是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就可以报考公务员，不是靠学历而是靠能力来竞争。
另外，大学不应该有等级的不同，而只有类型的不同。
第二，需要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
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不同職业、不同领域的收入分配过大，也导致教育的异化和大学的变形。
另外，目前大学教师的工资结构也不尽合理，基本工资的比重过低。
如果大学老师的基本收入没有基本保障，大学教师不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那就很难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大学。
第三，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
中国的教育立法明显滞后于教育实践。现在大学的许多问题没有法律可依，而早先制定的《高等教育法》基本不能用了。所以，应该加快教育立法，《高等教育法》的修订也迫在眉睫。
第四，需要民间资本的介入。
现在的民办大学是依靠自己的积累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多少带有逐利性。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所真正的像哈佛这样的民办大学，是完全依靠民间资本，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是抱着理想、抱着情怀和愿景来办理想的大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创造新型大学，但是这样的大学不大可能从现有体制内的大学中产生。如果有了好的制度环境，一定会有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家愿意投入教育，为创新型大学提供合适的土壤，催生出全新的体制。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没有民间资本的进入，没有一些另类的大学来搅动教育这潭“死水”的话，高等教育是很难变的。
如果有足够的民间资本，有法律的保障，理想的大学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具体到大学内部，现有问题很多，其中包括人们都在呼吁的大学“去行政化”。
其实，大学行政人员也应该“去学术化”。因为现在大学的行政人员占据学术资源的情况非常严重的，许多大学的行政人员的心思不在管理上，而在评职称上，只有评上研究员、副研究员才能够涨工资提待遇。
而且，大学行政人员评职称主要不是凭工作能力、服务精神，而是要看论文、著作。评上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后，也要去带研究生，哪里还有什么精力去搞管理呢？
所以，一定要切割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学术的联系，不允许用行政资源瓜分学术资源，用行政权力控制学术权力。对此应该做一个法律的界定。
总之，虽然中国教育存在很多问题，但总有一些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更没有放弃过努力。他们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一点一点地推动着教育的变革。我觉得他们才是中国教育的脊梁，他们才是中国教育真正的未来、真正的希望所在。
朱永新为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