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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大学的理念从何而来？我认为，它从先进的教育思想来，从外国的经验来，从中国的传统经验来。我个人更重视中国20世纪教育经验的总结。20世纪中国教育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从中可以总结出我们的理想教育。
20世纪中国教育最成功的大学有两个标本：一个是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一个是西南联大。从这两所大学经验里，可以提升出两个理念，即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基本功能。
大学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革命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功能。
首先，大学有革命性功能。革命性功能就是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和已有的知识文化体系以至于人类自身，不断地进行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以及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要思考一些看似与现实无关，更加关注原创性的纯理论的问题。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变革，为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变革提供精神资源，提供新思维，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
北京大学曾是这方面的典范，“五四”时期，它明确提出了“重新估定价值”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质疑和批判，同时又用新的眼光，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思想学术想象力，创造出全新的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和新学术，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新的文化理想和新的价值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以后的发展。这样的创造性批判性的功能，我认为在当下是特别重要的。
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经过100年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三大任务：独立、统一，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今后将往何处去？第二，当下中国面临着四大重建：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这四大重建，都必须有新思想、新思维和新的想象力，这是大学应该提供的。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和变革时代。金融危机爆发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病了，所有的现行社会制度和现行社会发展模式都出现了危机，因此都在呼唤着经济变革。过去的解决之道是学苏联模式或学美国模式，现在又有人提倡学习瑞典模式，但是这些模式本身都暴露出问题。这就需要新创造和新思维，超越现有模式。第三，世界科技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我们甚至很难预计它将会怎么发展，科技发展将会对整个社会提出新的质疑，这需要我们的理想大学回答。也就是说，当下无论是国内国外都需要新的批判力想象力来回答，这正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
其次，大学还有保守性的功能。大学应该承担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首先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传承下去。其次是精神的传承，大学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是一个整体文化的象征，是一个坚守文化精神的堡垒。
这样的精神堡垒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有特定作用。一个是在民族危难时期，比如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维系了民族文化的血脉，保存了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坚实堡垒。
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价值危机，在价值崩溃和混乱的时代，面对着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环境，如何坚持独立思想，坚持信念，坚持精神操守就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在民族面临严重精神危机的时候，以精神追求为本职的大学应该肩负起民族精神中流砥柱的作用。
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大学一方面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大学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另一方面，大学还应该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现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既成形态。只有保持距离，才能保持批判。而要做到这两个距离，大学就应该具备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说，当整个社会的风气陷入喧闹时，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应该选择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陷入污染的时候，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应该选择清洁；当整个社会的风气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应该洁身自守，保持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要守住大学精神，不受任何外界诱惑，决不放弃、决不让步、决不妥协。
当前大学面临的两大恶果：一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之门外；一是精神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导致了大学的精神贫困。
为了实现大学的功能，当务之急是提倡大学民主，而且要大学立法，用法律方法来保证大学民主。为什么不能给教师以真正的民主权利，通过直接的民選来选择系主任、选择校长呢？北京大学能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特区？在这个特区中完全无禁区，真正做到蔡元培先生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都需要法律的保证。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有行动力和创造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直接对现有的教育体制进行挑战，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的解决教育所有问题的根本的变革，而宁愿采取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以建设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进行有意义的教育改革实践。这些“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们正努力地改变着教育的存在，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而这样一批教师在现行体制下确实是受到排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发现他们、理解他们和支持他们，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来一步步地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
钱理群为北京大学教授
20世纪中国教育最成功的大学有两个标本：一个是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一个是西南联大。从这两所大学经验里，可以提升出两个理念，即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基本功能。
大学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革命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功能。
首先，大学有革命性功能。革命性功能就是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和已有的知识文化体系以至于人类自身，不断地进行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以及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要思考一些看似与现实无关，更加关注原创性的纯理论的问题。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变革，为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变革提供精神资源，提供新思维，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
北京大学曾是这方面的典范，“五四”时期，它明确提出了“重新估定价值”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质疑和批判，同时又用新的眼光，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思想学术想象力，创造出全新的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和新学术，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新的文化理想和新的价值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以后的发展。这样的创造性批判性的功能，我认为在当下是特别重要的。
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经过100年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三大任务：独立、统一，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今后将往何处去？第二，当下中国面临着四大重建：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这四大重建，都必须有新思想、新思维和新的想象力，这是大学应该提供的。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和变革时代。金融危机爆发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病了，所有的现行社会制度和现行社会发展模式都出现了危机，因此都在呼唤着经济变革。过去的解决之道是学苏联模式或学美国模式，现在又有人提倡学习瑞典模式，但是这些模式本身都暴露出问题。这就需要新创造和新思维，超越现有模式。第三，世界科技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我们甚至很难预计它将会怎么发展，科技发展将会对整个社会提出新的质疑，这需要我们的理想大学回答。也就是说，当下无论是国内国外都需要新的批判力想象力来回答，这正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
其次，大学还有保守性的功能。大学应该承担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首先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传承下去。其次是精神的传承，大学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是一个整体文化的象征，是一个坚守文化精神的堡垒。
这样的精神堡垒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有特定作用。一个是在民族危难时期，比如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维系了民族文化的血脉，保存了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坚实堡垒。
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价值危机，在价值崩溃和混乱的时代，面对着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环境，如何坚持独立思想，坚持信念，坚持精神操守就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在民族面临严重精神危机的时候，以精神追求为本职的大学应该肩负起民族精神中流砥柱的作用。
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大学一方面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大学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另一方面，大学还应该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现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既成形态。只有保持距离，才能保持批判。而要做到这两个距离，大学就应该具备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说，当整个社会的风气陷入喧闹时，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应该选择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陷入污染的时候，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应该选择清洁；当整个社会的风气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应该洁身自守，保持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要守住大学精神，不受任何外界诱惑，决不放弃、决不让步、决不妥协。
当前大学面临的两大恶果：一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之门外；一是精神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导致了大学的精神贫困。
为了实现大学的功能，当务之急是提倡大学民主，而且要大学立法，用法律方法来保证大学民主。为什么不能给教师以真正的民主权利，通过直接的民選来选择系主任、选择校长呢？北京大学能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特区？在这个特区中完全无禁区，真正做到蔡元培先生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都需要法律的保证。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有行动力和创造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直接对现有的教育体制进行挑战，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的解决教育所有问题的根本的变革，而宁愿采取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以建设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进行有意义的教育改革实践。这些“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们正努力地改变着教育的存在，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而这样一批教师在现行体制下确实是受到排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发现他们、理解他们和支持他们，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来一步步地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
钱理群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