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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围城之内，愁肠坐困；围城之外，则是另一番欣荣景象。这时，不满20岁的“知青”杨勋，走向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奔往隔岸的香港。
对于年轻的杨勋而言，他大概未曾知晓，此去并不经年，天地便改头换面。而他身在香港的兄长杨钊，将与其一道，穿过沧海桑田，感受物是人非。
抵达香港，在兄长杨钊的接应下，杨勋暂时找到了落脚点，首次目睹了这个多样的世界。
杨氏兄弟二人的未来如何演变，无人预料。彼时，他们尚可把握的东西，似乎只有诸如“天道酬勤”之类的古老戒律。除此，他们一无所有。
其时的港岛，刚刚通了第一条海底隧道与九龙连接，产业勃兴，—派生机盎然。然而外表浮华难掩普通工人的困窘，何况杨勋这样无依无靠的“外乡人”。
最初，杨勋和15位贫苦却乐观的制衣工人同住在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屋子里。白天、前半夜，他是一名辛劳的熨衣工，辗转于三家制衣厂；夜色黢黑，方可回到蜗居，沉沉睡去。几近牢笼的日子，显然未让他摆脱生活的窘境，反如堕入另一种囚禁——人生第一层境界正在于此，为了生存，不得不拼命操劳。
两年后，年轻的杨勋成为技艺不俗的制衣工人。和当年众多外来客抱着同样的探险心，他一直在试图破解生活的真相。世易时移，多数人的个性与雄心都被艰苦磨平，变得浑浑噩噩，可杨勋却按照自己的节奏揭开了新的生活。
这是1974年，杨勋逐渐摆脱困顿，若用积蓄买房娶妻，正常不过，接下去只要顺其自然，一生倒也无忧。令人意外的是，杨氏兄弟盘下一家小小的制衣厂，继续将辛劳作为生活的主调。若非不知疲倦，则只能解释为以苦为乐，就算杨钊、杨勋自己恐怕也说不清，“为何将工作当成了所有”。
这家取名“旭日”的制衣厂，从大企业手中接生产订单，只做代工，虽有技术，但无“前途”。偏偏又逢危机，时值欧美经济委靡，订单萎缩。
杨氏兄弟本想大展拳脚，不料陷入无单可做的窘境。然而，天不绝人，有笔订单——200打格子牛仔裤，一种当时在美国大为流行的牛仔裤，工序繁多、工艺复杂，很难大规模生产——多家香港制衣厂皆因利润稀薄，不愿接手。但是，求生心切的杨氏兄弟放下顾虑，以每打299港元的价格接下。事后回看，这批格子布料牛仔裤成了旭日的救命稻草。
“悲伤令人格外敏锐”，杨钊、杨勋二人日夜钻研，发明了一种给牛仔裤面料打格子的模具，将格子牛仔裤的制作工序化繁成简。一年结束，旭日完成10万打订单，起死回生，两年后，旭日集团成立。这时的两人，分明触摸到曾经苦寻不及的人生“真相”：生存的要求就是让人几近绝望，却依然倔强地散发出努力活下去的本能与智慧。
1977年，香港成衣业出口重新抬头，“香港裤王旭日”有了迅速成长的契機。常理之下，拥有“独家工艺”的“旭日”必然加大产量，提髙价格，狠赚一笔。让人不解的是，杨氏兄弟竟然降低价格，薄利经营。与此相应，众多制衣厂移师欧美，试图近水楼台，“旭日”则转战简陋之地东南亚。种种猜不透的“反常”之举，“旭日”在创业初期表现出的冷静，结果是令其避免了寻常企业遭遇的大起大落、朝生暮死的大败局。
或许，杨氏兄弟真的一如既往地追寻“围墙后的东西”。由此，他们开启了第二层境界：创业至此已无生存羁绊，工厂生意安稳。可是激进之中极力克制，转危为安之后按部就班，岂不是“小富即安”？
不久后，他们又做了一件如同6年前闯荡香港一般的“大事”，不过这次是正大光明的，他们回到了内地。1978年春天，广东顺德容奇镇，一座工厂引发当地百姓风传，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来到内地投资建厂的香港企业，即“旭日”在内地的第一座成衣制造厂。
6年前，杨氏兄弟离开内地的时候，风声呼啸，如今重归故里，百废待兴。由于国内长久缺失商业活动的经验，“旭日”将自己在东南亚设立工厂的模式总结成册，提交政府。国内首尝“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的模式得到批准，“旭日”开始在内地四处走访。
内地许多凋敝工厂在杨氏兄弟与当地政府会面后，屡屡成为“被一家香港企业订单救活”的案例。两年间，“旭日”在内地成功整合200多家工厂。而“旭日”在香港则专注对外贸易，“工贸模式”初见成效。
随后，商业浪潮在内地渐次兴起，到1992年已成气候。这期间，起步于小作坊的“中国制造”不断努力尝试从低端层面中挣托而出。品牌、公司制、企业文化、上市……人们习惯性地停顿、观察、判断后，上述词汇渐成商业热点。
耐人寻味的是，相似的生长背景，还是出现了商业格局的分野。“旭日”在制衣道路上日渐精进，被一些国际品牌选为代工厂，一切延续着“中国制造”的传统路数，不同在于，“旭日”最终还是不安于此道，上演了一出反客为主的逆转大戏，把昔日代工的澳大利亚服装连锁品牌Jeanswest收入囊中，拥有了自己的零售品牌——真维斯。1978年、1992年前后两个时间点，“旭日”先在惠州立足，进而筹备引入“真维斯”，最终新身份完成精彩回归。
曾经，旭日的前途取决于客户的订单，现在，企业的未来将取决于市场的广度。从创业、守业到人生，他始终如同不知疲倦的旅行者，找寻围墙外的秘密。
当围墙不再，他要找的，还剩些什么？
真维斯在内地快马扬鞭，扮演品格髙贵的奢侈品牌，而后市场忽然受阻，消费者匆匆而过，企业经营落寞，最终重新定位，希望做一个“物超所值”，令人愉悦、有内在性格、能持续发展的品牌……外围竞争捉对厮杀，品牌大战鼓钵喧嚣，广告活动江流奔涌，杨勋就像回到了多年前在香港遭遇的境况——选择兵戎相见，还是自得其所？
杨勋说：“一些大品牌，比如阿玛尼的成功是因为艺术家将灵魂融入作品，灵魂最清静的时候也是最实在的时候。”从此，“实在”成为真维斯的性格，融入血液。20年来，真维斯的发展充满各种看似矛盾的章节，令人百思不解，旁人猜不透，也看不懂。可世事如云，风马牛不相及之间，实则千头万绪，殊途同归.但总体而言，这是一家远算不上聪明的“笨公司”：
行业高潮迭起，后来者采用“轻资产”模式奋起直追，加盟店疯狂扩张。“真维斯”却异常淡定地精耕細作，不求快速增长，只求稳步发展，每年计划15%～25%的增长率，中规中矩。
商业上的取巧毋庸赘言，取“洋名字”成为新生品牌换动市场的支点。“真维斯”不仅从未刻意宣传其的澳大利亚来历，反而坚持认定自己是“一家本土品牌”。
品牌苛求品质，要“名牌大众化”，但企业低调、谦逊，从不找明星代言，设计师每年飞往世界各地考察服装版型和流行趣势的频率高得吓人，无时不在经营着“时尚的必需品”。
职员加班不被提倡，代工厂会得到尊重，加盟商则享受“真维斯”经营心得的倾囊相授。不遣余力推动与高校互动，行业服装设计大赛20年不曾中断。
诸如以上种种，许多“不一样”暗自发生。多年过去，一些人才幡然醒悟藏匿于“意外”背后的必然——所有转变其实因果承接，某种合乎情理的因素潜移默化，即便环境起伏变迁。
长久的苦难修炼，杨氏兄弟悟出：代工厂拿到订单，活下去是硬道理，而存活的实质无外乎持续提供有品质保障和价格竞争力的代工产品。同时，制造业生产能力增长，受限厂房、人员、设备、资金等元素规模匹配扩大，“哪怕想追求高增长”，也必须循序渐进。因此，生产与零售原本分处江河两端，但经历过一段艰辛的创业过程，真维斯品牌思维注定不同于其他声名鹊起的同行——质优、价廉、恒定增长，曾经的这些“旭日拿单必备因素”，顺势被移植到“真维斯”品牌发展中，作为根基，往复轮回。
杨氏兄弟用了40年，写出了半生故事。假设说他们由此知晓了各阶段的时间顺序，或只得其表，亦付之阙如。最合适的说法大概在于：成败与朝暮，隐忧与释然，安静与喧哗，都是内心超脱、顺之自然。
念及此，即便屡有惊人之举，即便观者困惑难解，至少在杨钊、杨勋与“真维斯”本身的视野中，他们知晓半生遭逢所为何来，而他们创业时的理想是做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
如今，理想如故。这份参悟、大气与清醒，只有事后看来，才为真知。
（摘自中信出版社《绝对民牌：真维斯品牌20年》 作者：吴比）
对于年轻的杨勋而言，他大概未曾知晓，此去并不经年，天地便改头换面。而他身在香港的兄长杨钊，将与其一道，穿过沧海桑田，感受物是人非。
抵达香港，在兄长杨钊的接应下，杨勋暂时找到了落脚点，首次目睹了这个多样的世界。
杨氏兄弟二人的未来如何演变，无人预料。彼时，他们尚可把握的东西，似乎只有诸如“天道酬勤”之类的古老戒律。除此，他们一无所有。
其时的港岛，刚刚通了第一条海底隧道与九龙连接，产业勃兴，—派生机盎然。然而外表浮华难掩普通工人的困窘，何况杨勋这样无依无靠的“外乡人”。
最初，杨勋和15位贫苦却乐观的制衣工人同住在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屋子里。白天、前半夜，他是一名辛劳的熨衣工，辗转于三家制衣厂；夜色黢黑，方可回到蜗居，沉沉睡去。几近牢笼的日子，显然未让他摆脱生活的窘境，反如堕入另一种囚禁——人生第一层境界正在于此，为了生存，不得不拼命操劳。
两年后，年轻的杨勋成为技艺不俗的制衣工人。和当年众多外来客抱着同样的探险心，他一直在试图破解生活的真相。世易时移，多数人的个性与雄心都被艰苦磨平，变得浑浑噩噩，可杨勋却按照自己的节奏揭开了新的生活。
这是1974年，杨勋逐渐摆脱困顿，若用积蓄买房娶妻，正常不过，接下去只要顺其自然，一生倒也无忧。令人意外的是，杨氏兄弟盘下一家小小的制衣厂，继续将辛劳作为生活的主调。若非不知疲倦，则只能解释为以苦为乐，就算杨钊、杨勋自己恐怕也说不清，“为何将工作当成了所有”。
这家取名“旭日”的制衣厂，从大企业手中接生产订单，只做代工，虽有技术，但无“前途”。偏偏又逢危机，时值欧美经济委靡，订单萎缩。
杨氏兄弟本想大展拳脚，不料陷入无单可做的窘境。然而，天不绝人，有笔订单——200打格子牛仔裤，一种当时在美国大为流行的牛仔裤，工序繁多、工艺复杂，很难大规模生产——多家香港制衣厂皆因利润稀薄，不愿接手。但是，求生心切的杨氏兄弟放下顾虑，以每打299港元的价格接下。事后回看，这批格子布料牛仔裤成了旭日的救命稻草。
“悲伤令人格外敏锐”，杨钊、杨勋二人日夜钻研，发明了一种给牛仔裤面料打格子的模具，将格子牛仔裤的制作工序化繁成简。一年结束，旭日完成10万打订单，起死回生，两年后，旭日集团成立。这时的两人，分明触摸到曾经苦寻不及的人生“真相”：生存的要求就是让人几近绝望，却依然倔强地散发出努力活下去的本能与智慧。
1977年，香港成衣业出口重新抬头，“香港裤王旭日”有了迅速成长的契機。常理之下，拥有“独家工艺”的“旭日”必然加大产量，提髙价格，狠赚一笔。让人不解的是，杨氏兄弟竟然降低价格，薄利经营。与此相应，众多制衣厂移师欧美，试图近水楼台，“旭日”则转战简陋之地东南亚。种种猜不透的“反常”之举，“旭日”在创业初期表现出的冷静，结果是令其避免了寻常企业遭遇的大起大落、朝生暮死的大败局。
或许，杨氏兄弟真的一如既往地追寻“围墙后的东西”。由此，他们开启了第二层境界：创业至此已无生存羁绊，工厂生意安稳。可是激进之中极力克制，转危为安之后按部就班，岂不是“小富即安”？
不久后，他们又做了一件如同6年前闯荡香港一般的“大事”，不过这次是正大光明的，他们回到了内地。1978年春天，广东顺德容奇镇，一座工厂引发当地百姓风传，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来到内地投资建厂的香港企业，即“旭日”在内地的第一座成衣制造厂。
6年前，杨氏兄弟离开内地的时候，风声呼啸，如今重归故里，百废待兴。由于国内长久缺失商业活动的经验，“旭日”将自己在东南亚设立工厂的模式总结成册，提交政府。国内首尝“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的模式得到批准，“旭日”开始在内地四处走访。
内地许多凋敝工厂在杨氏兄弟与当地政府会面后，屡屡成为“被一家香港企业订单救活”的案例。两年间，“旭日”在内地成功整合200多家工厂。而“旭日”在香港则专注对外贸易，“工贸模式”初见成效。
随后，商业浪潮在内地渐次兴起，到1992年已成气候。这期间，起步于小作坊的“中国制造”不断努力尝试从低端层面中挣托而出。品牌、公司制、企业文化、上市……人们习惯性地停顿、观察、判断后，上述词汇渐成商业热点。
耐人寻味的是，相似的生长背景，还是出现了商业格局的分野。“旭日”在制衣道路上日渐精进，被一些国际品牌选为代工厂，一切延续着“中国制造”的传统路数，不同在于，“旭日”最终还是不安于此道，上演了一出反客为主的逆转大戏，把昔日代工的澳大利亚服装连锁品牌Jeanswest收入囊中，拥有了自己的零售品牌——真维斯。1978年、1992年前后两个时间点，“旭日”先在惠州立足，进而筹备引入“真维斯”，最终新身份完成精彩回归。
曾经，旭日的前途取决于客户的订单，现在，企业的未来将取决于市场的广度。从创业、守业到人生，他始终如同不知疲倦的旅行者，找寻围墙外的秘密。
当围墙不再，他要找的，还剩些什么？
真维斯在内地快马扬鞭，扮演品格髙贵的奢侈品牌，而后市场忽然受阻，消费者匆匆而过，企业经营落寞，最终重新定位，希望做一个“物超所值”，令人愉悦、有内在性格、能持续发展的品牌……外围竞争捉对厮杀，品牌大战鼓钵喧嚣，广告活动江流奔涌，杨勋就像回到了多年前在香港遭遇的境况——选择兵戎相见，还是自得其所？
杨勋说：“一些大品牌，比如阿玛尼的成功是因为艺术家将灵魂融入作品，灵魂最清静的时候也是最实在的时候。”从此，“实在”成为真维斯的性格，融入血液。20年来，真维斯的发展充满各种看似矛盾的章节，令人百思不解，旁人猜不透，也看不懂。可世事如云，风马牛不相及之间，实则千头万绪，殊途同归.但总体而言，这是一家远算不上聪明的“笨公司”：
行业高潮迭起，后来者采用“轻资产”模式奋起直追，加盟店疯狂扩张。“真维斯”却异常淡定地精耕細作，不求快速增长，只求稳步发展，每年计划15%～25%的增长率，中规中矩。
商业上的取巧毋庸赘言，取“洋名字”成为新生品牌换动市场的支点。“真维斯”不仅从未刻意宣传其的澳大利亚来历，反而坚持认定自己是“一家本土品牌”。
品牌苛求品质，要“名牌大众化”，但企业低调、谦逊，从不找明星代言，设计师每年飞往世界各地考察服装版型和流行趣势的频率高得吓人，无时不在经营着“时尚的必需品”。
职员加班不被提倡，代工厂会得到尊重，加盟商则享受“真维斯”经营心得的倾囊相授。不遣余力推动与高校互动，行业服装设计大赛20年不曾中断。
诸如以上种种，许多“不一样”暗自发生。多年过去，一些人才幡然醒悟藏匿于“意外”背后的必然——所有转变其实因果承接，某种合乎情理的因素潜移默化，即便环境起伏变迁。
长久的苦难修炼，杨氏兄弟悟出：代工厂拿到订单，活下去是硬道理，而存活的实质无外乎持续提供有品质保障和价格竞争力的代工产品。同时，制造业生产能力增长，受限厂房、人员、设备、资金等元素规模匹配扩大，“哪怕想追求高增长”，也必须循序渐进。因此，生产与零售原本分处江河两端，但经历过一段艰辛的创业过程，真维斯品牌思维注定不同于其他声名鹊起的同行——质优、价廉、恒定增长，曾经的这些“旭日拿单必备因素”，顺势被移植到“真维斯”品牌发展中，作为根基，往复轮回。
杨氏兄弟用了40年，写出了半生故事。假设说他们由此知晓了各阶段的时间顺序，或只得其表，亦付之阙如。最合适的说法大概在于：成败与朝暮，隐忧与释然，安静与喧哗，都是内心超脱、顺之自然。
念及此，即便屡有惊人之举，即便观者困惑难解，至少在杨钊、杨勋与“真维斯”本身的视野中，他们知晓半生遭逢所为何来，而他们创业时的理想是做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
如今，理想如故。这份参悟、大气与清醒，只有事后看来，才为真知。
（摘自中信出版社《绝对民牌：真维斯品牌20年》 作者：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