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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称《现汉》）日前推出第六版，受到公众大量关注。
在众多字典词典中，《现汉》地位特殊。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组织编写一部旨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中型语文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被很多人称为“老师的老师，词典的词典”。
100多万张卡片孕育“试印本”
1956年，国务院提出《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要求。当年7月，在国家统一指导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辞书室、文字改革委下属的中国大辞典编辑处共同组成了《现汉》编辑室。
在吕叔湘先生的领导下，词典的编纂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编辑室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同类词典可以参考，一切从零开始。大家研究了国内外词典编写资料，制定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编写宗旨”和“编写细则”，并组织人力依照细则试编。
正式编写之前，编辑室从1958年到1959年间进行了资料收集工作，从能够取得的国内外现代汉语书籍、报刊、杂志等资料中勾建词汇，每个词都单独记录在卡片上，最终收集到70多万张卡片，加上新华辞书室编写《新华字典》时的30多万张卡片，《现汉》的编写便建立在100多万张卡片的基础上。
由于《现汉》任务紧急，1960年的试印本采取了定稿一部分、印刷一部分的方式，分8次排版，印制了1000本，分送各大中学校、研究所修改审定，科学院和教育部特别发文要求各院校、部门配合审定。从1961年开始，各地的审定意见陆续反馈回来，编辑室经过两年多的修订，1964年试用本定稿。
1965年，《现汉》试用本出版，但接下去的10年却成为《现汉》的噩梦。1966年，《现汉》继续进行修改，准备改排一部分，挖改一部分，内部发行。书稿被送到了商务印书馆，可是，在出版社审稿过程中，“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工作被迫停止。词典编辑室也一样，业务全停。1970年，词典编辑室人员随语言研究所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1972年才回到北京。
一度成为批判典型被要求销毁
在《现汉》正式推出之前，命运可谓坎坷，甚至一度面临夭折。
1973年，《现汉》试用本以16开本的形式于5月份印刷了3万本，9月缩印32开本，加印12万册，内部发行。可谁知，试用本的推出却在一年之后招来大祸。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陕西省韩城县燎原煤矿的7名工人贴出一张名为《客观主义对谁有利》的大字报，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姚文元批示：值得注意，问题很突出。
随后，《教育革命》杂志发表了燎原煤矿工人的文章，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商务印书馆也分别组织发表了署名“虞斌”、“商群”的批判文章。
这轮针对《现汉》的批判十分猛烈，词典被称为“封、资、修的大杂烩”，“它的出版同我国当前深入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十分不协调，可以说，在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唱反调。《现代汉语词典》突出地颂扬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
如今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一部词典如何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可是，事实证明，即使是词典这类工具书，如果被置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下，也难免会出现离奇的事情。
“虞斌”的《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一文对《现汉》盖棺定论道：“一部词典的编辑思想，既反映在词义的解释上，也反映在收什么词、不收什么词，特别是收不收标志社会变革的新的政治词汇上……联系到全书中没有见到一个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例句，我們完全可以认为，收词上的这种表现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倾向。”
在猛烈的批判下，《现汉》被要求销毁，在商务印书馆陈原（注：陈原于1979年被正式任命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的周旋下，词典才躲过灰飞烟灭的劫难。
工人和军代表进了修订组
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特邀自1961年开始接替吕叔湘先生主持《现汉》工作的丁声树先生参加。
这次会议除了探讨编写160部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之外，批判《现汉》也是内容之一，会议特别邀请燎原煤矿代表做重点发言，一位年轻女孩强烈批判了《现汉》，以专家代表身份出席的丁声树先生则实际上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最终，会议做出决定，由语言研究所成立“三结合修订组”修订《现汉》。
8月，语言研究所组织修订组，开始《现汉》修订工作。10月底，陕西省韩城燎原煤矿9名工人来到语言研究所；12月，北京无线电联合厂的10名工人加入。1976年2月，修订组又增加了北京军区政治部3名人员。
50多人的“三结合修订组”基本无法工作，1976年初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煤矿工人代表提出：“修订组谁说了算，工人还是知识分子？”
在具体修订工作中，工人代表也提出了很多让研究员们哭笑不得的意见，比如，建议“山盟海誓”的例句为：“我们跟毛主席山盟海誓”。
燎原煤矿一位叫陈耿全的工人师傅认为“助教”的释义不对，不该仅指高等学校，小学里也有“助教”，而且他自己就曾经当过。后来经过进一步沟通发现，当地一所小学有位女老师生孩子，陈师傅去帮忙代过课。
无线电厂的工人师傅则要求增加这样的例句：学毛选、抓实践、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因为“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三结合”让《现汉》的修订受到极大干扰，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春，三结合修订组的工人、解放军人员撤离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不得不花了近一年时间重新修改整理书稿，努力消除极左带来的影响，删除了很多“文革”色彩的字词，如“文攻武卫”、“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1977年底，《现汉》修订完稿交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现汉》终于正式出版。
应和时代巨变要求的修订
1978年正式出版的《现汉》发行不久，编辑室便发现，词典仍有一些“文革”遗留问题，有必要尽快进行修订。 巧合的是，商务印书馆也因为印版损坏，要求词典编辑室重新提供文稿，借此机会，编辑室从1980年开始，进行了一次幅度较小的修订，主要是进一步清除极左的影响，减少与“文革”有关的词汇，如“五七干校”、“修正主义”等，并对一些词语修改了释义，1983年，《现汉》推出第二版，也被称为“重排本”。
这次修订并不是高层的要求，而是词典编辑室出于责任感的主动行为，参加过《现汉》历次修订工作的语言学家韩敬体先生解释道：“在1977、1978年，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关于‘文革’的很多问题，中央还没有明确说法，因此1978年正式发行的《现汉》在这方面也是不完善的。”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党的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不过，当时对于“文革”还没有统一的定性，“反帝反修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上层权力斗争说”、“反革命宫廷政变说”等等说法先后出现，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个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权威性说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历史的转折促使《现汉》完成了第一次修订，同之后的4次修订相比，这次修订虽然幅度不大，但意義却十分重大，去除“文革”的影响，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和个人崇拜，词典脱离了政治工具的色彩，回到正常轨道。
词典的这种转变也是各方的意愿体现，词典编辑室自发开始修订，商务印书馆很“巧合”发现印版损坏，首次修订得以迅速应和了时代的巨变。
告别错乱的年代，从第二次修订到最近的第六版，社会在飞速发展，《现汉》也开始同时代赛跑。
从1993年开始，《现汉》进入第二次修订工作，此后19年间历经4次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年表
1956年 国务院提出编纂要求
1960年 “试印本”征求意见
1965年 “试用本”出版
1973年 “试用本”内部发行
1978年12月 词典首次正式出版
1983年 推出“重排本”
1996年 完成第二次修订
2002年 发行“增补式”的第四版
2005年 推出第五版
2012年7月15日 第六版正式发行
（摘自《北京青年报》 作者：李然）
在众多字典词典中，《现汉》地位特殊。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组织编写一部旨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中型语文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被很多人称为“老师的老师，词典的词典”。
100多万张卡片孕育“试印本”
1956年，国务院提出《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要求。当年7月，在国家统一指导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辞书室、文字改革委下属的中国大辞典编辑处共同组成了《现汉》编辑室。
在吕叔湘先生的领导下，词典的编纂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编辑室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同类词典可以参考，一切从零开始。大家研究了国内外词典编写资料，制定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编写宗旨”和“编写细则”，并组织人力依照细则试编。
正式编写之前，编辑室从1958年到1959年间进行了资料收集工作，从能够取得的国内外现代汉语书籍、报刊、杂志等资料中勾建词汇，每个词都单独记录在卡片上，最终收集到70多万张卡片，加上新华辞书室编写《新华字典》时的30多万张卡片，《现汉》的编写便建立在100多万张卡片的基础上。
由于《现汉》任务紧急，1960年的试印本采取了定稿一部分、印刷一部分的方式，分8次排版，印制了1000本，分送各大中学校、研究所修改审定，科学院和教育部特别发文要求各院校、部门配合审定。从1961年开始，各地的审定意见陆续反馈回来，编辑室经过两年多的修订，1964年试用本定稿。
1965年，《现汉》试用本出版，但接下去的10年却成为《现汉》的噩梦。1966年，《现汉》继续进行修改，准备改排一部分，挖改一部分，内部发行。书稿被送到了商务印书馆，可是，在出版社审稿过程中，“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工作被迫停止。词典编辑室也一样，业务全停。1970年，词典编辑室人员随语言研究所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1972年才回到北京。
一度成为批判典型被要求销毁
在《现汉》正式推出之前，命运可谓坎坷，甚至一度面临夭折。
1973年，《现汉》试用本以16开本的形式于5月份印刷了3万本，9月缩印32开本，加印12万册，内部发行。可谁知，试用本的推出却在一年之后招来大祸。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陕西省韩城县燎原煤矿的7名工人贴出一张名为《客观主义对谁有利》的大字报，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姚文元批示：值得注意，问题很突出。
随后，《教育革命》杂志发表了燎原煤矿工人的文章，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商务印书馆也分别组织发表了署名“虞斌”、“商群”的批判文章。
这轮针对《现汉》的批判十分猛烈，词典被称为“封、资、修的大杂烩”，“它的出版同我国当前深入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十分不协调，可以说，在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唱反调。《现代汉语词典》突出地颂扬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
如今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一部词典如何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可是，事实证明，即使是词典这类工具书，如果被置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下，也难免会出现离奇的事情。
“虞斌”的《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一文对《现汉》盖棺定论道：“一部词典的编辑思想，既反映在词义的解释上，也反映在收什么词、不收什么词，特别是收不收标志社会变革的新的政治词汇上……联系到全书中没有见到一个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例句，我們完全可以认为，收词上的这种表现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倾向。”
在猛烈的批判下，《现汉》被要求销毁，在商务印书馆陈原（注：陈原于1979年被正式任命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的周旋下，词典才躲过灰飞烟灭的劫难。
工人和军代表进了修订组
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特邀自1961年开始接替吕叔湘先生主持《现汉》工作的丁声树先生参加。
这次会议除了探讨编写160部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之外，批判《现汉》也是内容之一，会议特别邀请燎原煤矿代表做重点发言，一位年轻女孩强烈批判了《现汉》，以专家代表身份出席的丁声树先生则实际上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最终，会议做出决定，由语言研究所成立“三结合修订组”修订《现汉》。
8月，语言研究所组织修订组，开始《现汉》修订工作。10月底，陕西省韩城燎原煤矿9名工人来到语言研究所；12月，北京无线电联合厂的10名工人加入。1976年2月，修订组又增加了北京军区政治部3名人员。
50多人的“三结合修订组”基本无法工作，1976年初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煤矿工人代表提出：“修订组谁说了算，工人还是知识分子？”
在具体修订工作中，工人代表也提出了很多让研究员们哭笑不得的意见，比如，建议“山盟海誓”的例句为：“我们跟毛主席山盟海誓”。
燎原煤矿一位叫陈耿全的工人师傅认为“助教”的释义不对，不该仅指高等学校，小学里也有“助教”，而且他自己就曾经当过。后来经过进一步沟通发现，当地一所小学有位女老师生孩子，陈师傅去帮忙代过课。
无线电厂的工人师傅则要求增加这样的例句：学毛选、抓实践、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因为“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三结合”让《现汉》的修订受到极大干扰，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春，三结合修订组的工人、解放军人员撤离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不得不花了近一年时间重新修改整理书稿，努力消除极左带来的影响，删除了很多“文革”色彩的字词，如“文攻武卫”、“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1977年底，《现汉》修订完稿交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现汉》终于正式出版。
应和时代巨变要求的修订
1978年正式出版的《现汉》发行不久，编辑室便发现，词典仍有一些“文革”遗留问题，有必要尽快进行修订。 巧合的是，商务印书馆也因为印版损坏，要求词典编辑室重新提供文稿，借此机会，编辑室从1980年开始，进行了一次幅度较小的修订，主要是进一步清除极左的影响，减少与“文革”有关的词汇，如“五七干校”、“修正主义”等，并对一些词语修改了释义，1983年，《现汉》推出第二版，也被称为“重排本”。
这次修订并不是高层的要求，而是词典编辑室出于责任感的主动行为，参加过《现汉》历次修订工作的语言学家韩敬体先生解释道：“在1977、1978年，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关于‘文革’的很多问题，中央还没有明确说法，因此1978年正式发行的《现汉》在这方面也是不完善的。”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党的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不过，当时对于“文革”还没有统一的定性，“反帝反修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上层权力斗争说”、“反革命宫廷政变说”等等说法先后出现，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个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权威性说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历史的转折促使《现汉》完成了第一次修订，同之后的4次修订相比，这次修订虽然幅度不大，但意義却十分重大，去除“文革”的影响，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和个人崇拜，词典脱离了政治工具的色彩，回到正常轨道。
词典的这种转变也是各方的意愿体现，词典编辑室自发开始修订，商务印书馆很“巧合”发现印版损坏，首次修订得以迅速应和了时代的巨变。
告别错乱的年代，从第二次修订到最近的第六版，社会在飞速发展，《现汉》也开始同时代赛跑。
从1993年开始，《现汉》进入第二次修订工作，此后19年间历经4次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年表
1956年 国务院提出编纂要求
1960年 “试印本”征求意见
1965年 “试用本”出版
1973年 “试用本”内部发行
1978年12月 词典首次正式出版
1983年 推出“重排本”
1996年 完成第二次修订
2002年 发行“增补式”的第四版
2005年 推出第五版
2012年7月15日 第六版正式发行
（摘自《北京青年报》 作者：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