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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拉动投资、扩大内需，现在就看政府有何招数，把民间资本请出来。民间资本投资，肯定要赚钱。可是眼下经济过剩，赚钱不易。如何让企业赚钱呢？看来，政府可从两方面下力：一是采购订货；二是减税。
这几年，为了扩大内需，我们确实增加了政府采购，但对减税，却始终犹豫不决。1998年，税收不减反增，下半年还追收了1000亿。税负过重，不利于发展。我曾经指出，政府投资，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所以政府花钱，肯定不如企业花钱有效率。把企业的钱收到政府手里，也不利于扩大内需。为了交税，企业把流动资金都垫上了，怎么会不影响生产呢？所以扩大内需，必须适度减税。不久前我去华北调研，感到现在的地方财政，已差不多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中央财政每年增加2000亿，而有些县乡开工资都很困难。这个状况不改变，时间长了势必会影响基层政权的稳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提法，要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个提法，值得斟酌。比如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据说理由是我们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可是要知道，我们的数字与别国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的财政收入是干货，是没有水分的，收多少是多少；可作为分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分却大得很。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产值是随便报的，要多少有多少。分母被夸大了，所以我们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就显得偏低。如果用这样的数字与国外比较，自然会误导我们的决策。至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似乎也缺乏依据。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不仅要统揽全国扩大再生产，而且要负责简单再生产，还要搞重点建设，这样把钱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是必然的。可是我们现在要搞市场经济，许多过去由中央政府办的事，现在已下放给了地方，按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中央应把一部分财权交给地方才对，可为何中央财政的比重还要提高呢？看来，这个问题的确有再研究的必要。
关于减税对经济的好处，我可以举两个例证：一个是肯尼迪的“减税计划”，一个是里根的“经济复兴税法”。肯尼迪1961年上台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次新的经济衰退，因此他提出要在3年内使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分别从91%和20%，下降为65%和14%; 企业所得税则从52%与30%，分别下降为47%和23%。财政部原来估计，由于减税，政府在5年中可能会减少890亿美元的税收，但事后政府的税收却反而增加了540亿美元。而里根政府1981年推行全面减税，结果不仅遏止了经济衰退，而且给美国创造了从1982年底开始，连续25个月高速增长的奇迹，到1984年经过调整后，经济增长率还高达6.8%，仍是二战以来美国最有力的增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减税的经验，自然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不过，中国目前该不该通过减税，大家分歧很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低税率的国家，因为税收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4.5%左右，而一般发展中国家，这个比率却达15%，所以据此认为，我们不应该减税。这里我们且不说GDP中的水分，我手头有一份资料，说如果考虑到计算口径的差异，比如把企业亏损补贴、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加上，我们的税收比重至少在15%以上。我虽无法确认这个数字的可靠性，但我感到至少有以下几个情节值得人们重视：一是近10年来，国有企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为34%，而提供的税收却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1%，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为国有企业减负？二是目前政府正在鼓励投资，可税收方面却在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减征或停征该项税种，把重复建设的问题，交给行政法规或有关法律去控制；三是政府要拉动消费，可现行对酒精、轮胎、汽车等的征税，税率却很高，那么我们可否考虑，调整消费税目，减征或停征某些消费税。
总之，我们现行的税制，是1994年在中央实行“双紧”政策背景下出台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如果我们能够审时度势，对税率适当下调，一定能更有效地拉动内需，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这几年，为了扩大内需，我们确实增加了政府采购，但对减税，却始终犹豫不决。1998年，税收不减反增，下半年还追收了1000亿。税负过重，不利于发展。我曾经指出，政府投资，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所以政府花钱，肯定不如企业花钱有效率。把企业的钱收到政府手里，也不利于扩大内需。为了交税，企业把流动资金都垫上了，怎么会不影响生产呢？所以扩大内需，必须适度减税。不久前我去华北调研，感到现在的地方财政，已差不多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中央财政每年增加2000亿，而有些县乡开工资都很困难。这个状况不改变，时间长了势必会影响基层政权的稳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提法，要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个提法，值得斟酌。比如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据说理由是我们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可是要知道，我们的数字与别国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的财政收入是干货，是没有水分的，收多少是多少；可作为分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分却大得很。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产值是随便报的，要多少有多少。分母被夸大了，所以我们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就显得偏低。如果用这样的数字与国外比较，自然会误导我们的决策。至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似乎也缺乏依据。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不仅要统揽全国扩大再生产，而且要负责简单再生产，还要搞重点建设，这样把钱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是必然的。可是我们现在要搞市场经济，许多过去由中央政府办的事，现在已下放给了地方，按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中央应把一部分财权交给地方才对，可为何中央财政的比重还要提高呢？看来，这个问题的确有再研究的必要。
关于减税对经济的好处，我可以举两个例证：一个是肯尼迪的“减税计划”，一个是里根的“经济复兴税法”。肯尼迪1961年上台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次新的经济衰退，因此他提出要在3年内使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分别从91%和20%，下降为65%和14%; 企业所得税则从52%与30%，分别下降为47%和23%。财政部原来估计，由于减税，政府在5年中可能会减少890亿美元的税收，但事后政府的税收却反而增加了540亿美元。而里根政府1981年推行全面减税，结果不仅遏止了经济衰退，而且给美国创造了从1982年底开始，连续25个月高速增长的奇迹，到1984年经过调整后，经济增长率还高达6.8%，仍是二战以来美国最有力的增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减税的经验，自然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不过，中国目前该不该通过减税，大家分歧很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低税率的国家，因为税收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4.5%左右，而一般发展中国家，这个比率却达15%，所以据此认为，我们不应该减税。这里我们且不说GDP中的水分，我手头有一份资料，说如果考虑到计算口径的差异，比如把企业亏损补贴、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加上，我们的税收比重至少在15%以上。我虽无法确认这个数字的可靠性，但我感到至少有以下几个情节值得人们重视：一是近10年来，国有企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为34%，而提供的税收却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1%，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为国有企业减负？二是目前政府正在鼓励投资，可税收方面却在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减征或停征该项税种，把重复建设的问题，交给行政法规或有关法律去控制；三是政府要拉动消费，可现行对酒精、轮胎、汽车等的征税，税率却很高，那么我们可否考虑，调整消费税目，减征或停征某些消费税。
总之，我们现行的税制，是1994年在中央实行“双紧”政策背景下出台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如果我们能够审时度势，对税率适当下调，一定能更有效地拉动内需，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