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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指导社会活动的准则，这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相同的，但政策是由人制定的，是由人执行和解释的，因此，最终还会是人在影响着政策。
政策是指导社会活动的准则，这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相同的，但政策是由人制定的，是由人执行和解释的，因此，最终还会是人在影响着政策。即使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民主的西方国家，在议会、法院之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及个人在进行不同方式的游说，以期影响政府的政策行为，这可说是公开的秘密了。但是，这样的游说带来的影响，总是有一些限度及局限的，只能在一个较小的活动范围之内发挥其弹性。
比较起来，在中国这种弹性的空间恐怕就要大得多。你会听到这样的常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恐怕也是“事在人为”的一种演变吧。所以，作为一个外来者，经常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你出去考察投资项目，询问“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投资政策？”答案往往是“没有问题”。但等你往下进行的时候，却会不时冒出一些你所不知的政策，让你花许多时间去研究和领会其精神，到头来则会恍然大悟: 噢，原来政策是在地方官员手中，他（们）说行就行，他（们）说不行就不行。
记得在九十年代初笔者回国访问云南时，有同事问笔者是否懂“The sky is high, the emperor is far.（天高皇帝远）”的含义。据他的经验，在一些偏远省份，中央政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而当地官员的决策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地方办事，人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受这样环境的熏陶，一些外国投资者先是“不可理解”，继而“见怪不怪”，然后“入乡随俗”，也请客吃饭拉关系。有些公司甚至专门设立了“公关经理”，以打通投资及经营过程与人的“关系”。对那些来华有些年头、已熟悉中国办事方法和环境的人，这样的状况也不必大惊小怪了，因为“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嘛。君不见，在北京的红桥自由市场，一些外国人讨价还价的本领，并不比我们国人逊色多少。况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模糊而又灵活的人与政策的关系，有时办起事来会更加方便和快捷。但是，对那些初来乍到者，这可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一般而言，来中国之前总是要读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甚至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举行讲座，提供咨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家庭作业”。来中国后，一般是先拜访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员，继而去省、县实地考察。在北京，你会被中央的投资优惠政策及对外商的鼓励所感动，似乎马上就要做出投资决定。随着进一步的接触，你会发现从不同官员那里会得到不同的“政策”。比方说，上面政策讲鼓励来本地投资，下面却认为要先保护当地企业，外商进入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文件上写道“批准一个合资项目只需10天”，部门官员却会说“需经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具体时间视工作进展而定”。中央鼓励去西部开发投资矿产资源，基础地质矿产资料应该公开提供，但到具体主管部门打听，才知道要先交一笔“资料费”方可一见，甚至会说资料保密，而将来者拒之门外。这样走访一圈下来，顿觉热情消退、信心倍减。
政策是指导社会活动的准则，这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相同的，但政策是由人制定的，是由人执行和解释的，因此，最终还会是人在影响着政策。即使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民主的西方国家，在议会、法院之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及个人在进行不同方式的游说，以期影响政府的政策行为，这可说是公开的秘密了。但是，这样的游说带来的影响，总是有一些限度及局限的，只能在一个较小的活动范围之内发挥其弹性。
比较起来，在中国这种弹性的空间恐怕就要大得多。你会听到这样的常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恐怕也是“事在人为”的一种演变吧。所以，作为一个外来者，经常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你出去考察投资项目，询问“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投资政策？”答案往往是“没有问题”。但等你往下进行的时候，却会不时冒出一些你所不知的政策，让你花许多时间去研究和领会其精神，到头来则会恍然大悟: 噢，原来政策是在地方官员手中，他（们）说行就行，他（们）说不行就不行。
记得在九十年代初笔者回国访问云南时，有同事问笔者是否懂“The sky is high, the emperor is far.（天高皇帝远）”的含义。据他的经验，在一些偏远省份，中央政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而当地官员的决策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地方办事，人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受这样环境的熏陶，一些外国投资者先是“不可理解”，继而“见怪不怪”，然后“入乡随俗”，也请客吃饭拉关系。有些公司甚至专门设立了“公关经理”，以打通投资及经营过程与人的“关系”。对那些来华有些年头、已熟悉中国办事方法和环境的人，这样的状况也不必大惊小怪了，因为“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嘛。君不见，在北京的红桥自由市场，一些外国人讨价还价的本领，并不比我们国人逊色多少。况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模糊而又灵活的人与政策的关系，有时办起事来会更加方便和快捷。但是，对那些初来乍到者，这可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一般而言，来中国之前总是要读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甚至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举行讲座，提供咨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家庭作业”。来中国后，一般是先拜访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员，继而去省、县实地考察。在北京，你会被中央的投资优惠政策及对外商的鼓励所感动，似乎马上就要做出投资决定。随着进一步的接触，你会发现从不同官员那里会得到不同的“政策”。比方说，上面政策讲鼓励来本地投资，下面却认为要先保护当地企业，外商进入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文件上写道“批准一个合资项目只需10天”，部门官员却会说“需经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具体时间视工作进展而定”。中央鼓励去西部开发投资矿产资源，基础地质矿产资料应该公开提供，但到具体主管部门打听，才知道要先交一笔“资料费”方可一见，甚至会说资料保密，而将来者拒之门外。这样走访一圈下来，顿觉热情消退、信心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