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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寻找一个平衡点，还有底线。我始终抱着责任感去扮演沟通的桥梁。不过，一个表达有可能把我人生毁灭掉。最坏的局面是，要么回国，要么回不了国。”
1971年4月，名古屋的樱花迎春绽放。中国乒乓球队也在时任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联主席后藤钾二的多次邀请下，终于回归了国际乒坛顶尖赛事。也就在这，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巧遇19岁的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并互赠礼物，成就了“乒乓外交”的佳话。第二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也恢复正常化。遗憾的是，这一年，后藤钾二去世了。但此后的每一年，名古屋都要举办“后藤杯”乒乓球赛，每十周年举办一次“乒乓外交”纪念赛。去年，便是“乒乓外交”四十周年的纪念赛。其中一位选手便是在中国颇有名气的日本年轻人加藤嘉一。
然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来临之际，就在这个“乒乓外交”的发源地，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的一席“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不存在”的言论在两国引发轩然大波，也让中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南京宣布暂停与名古屋的官方交往?
当然，愤怒的不只南京。就连不少日本人也认为这番言论很不切当，《东京新闻》发表《为什么不老实地收回言论》的社论，指出几乎没有研究学者认为南京没有发生屠杀，并要求河村隆之收回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与此同时，正在日本参加东京马拉松比赛的加藤嘉一也接到不少媒体就此事的相关采访邀请。
加藤嘉一何许人?对于不少中国朋友而言，这并不是个陌生的名字。加藤的微博上有120多万粉丝，电视、报纸、杂志上也随处可见他的采访和专栏文章。当然，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者，几年时间里，除了每年写200多篇专栏、接受300多个大大小小的采访之外，还写了《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的逻辑》、《爱国贼》等好几本书。
和加藤嘉一认识多年，笔者也在不同的场合下见过多次。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这一点也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不管是流利的中文，颇有见解的专栏文章还是他的几本著作，无一不是他超乎常人的努力的结果。有一次采访，约在了加藤在北京租的一居室里，那天正好也有日本一家电视台来采访他。让笔者印象最深的便是满满地堆在书桌上、茶几上的各种书籍。
加藤很礼貌，和很多日本人一样。从他的曝光度可以看出，他对媒体的采访几乎来之不拒，我们每次的采访，加藤也都非常认真，在措词等表达上也很谨慎。
三年前，笔者曾约在日本引起官司的《靖国神社》纪录片导演李缨以及加藤一起在一家日本料理店边吃边聊，但加藤吃得很少，都在认真地听并用很书面化的语言谨慎地表达出来。譬如这次采访，加藤选择了邮件书面回复，并希望能在发表之前让他确认一遍。
不管是和中国知名的日本学者们请教还是和媒体打交道，或者是来回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大学演讲，加藤嘉一希望做的是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了解中国。因为，只有真实客观地了解了，才能寻找到最佳平衡点，绕过“雷区”，避免触碰“底线”。在中国的十年，加藤嘉一始终在寻找一个平衡点，还有底线。在中日之间，最敏感的当属历史认识问题。“要做桥梁，就要忍耐。”加藤再强调“我不能代表日本，我只代表自己，我不过是众多日本人当中的一分子。”
2005年抗议队伍里的日本“特务”
“我要与中国保持适当、合理、不离不近的距离。我首先是中国的观察者，然后是当事者，最后是旁观者?中国是个大国，若我与中国走得太近了，我就被没收了；如果太远了，就看不到，摸不着。这个距离感很重要。可以说，我与中国的关系，是距离决定成败。”
2003年“非典”时期，也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18岁的伊豆少年加藤嘉一只身来到了北京，在首都机场行李提取处忐忑不安地等着他的行李，生怕丢失。这是他第二次坐飞机，上一次还是初中毕业旅行，和一大帮同学一起去澳大利亚。
“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钱人民币都没有。”刚到中国的加藤是个“三无人员”。靠着首都机场的英文指示牌找到了货币兑换处，把在日本上学时兼职做翻译攒下的10万日元换了7000多元人民币后，又拖着重重的行李箱去找出租车候车区。一句中文不会的他只能拿出纸和笔，给司机递过一张纸条“北京大学”，那时的他心情糟糕到了极点，甚至想回国。车里的广播播放的都是陌生的音乐，一路都是陌生的风景，更让加藤厌烦的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怎么还能在车里抽烟。到北大时，已接近黄昏，计价器显示120元，加藤至今想起来都心疼，觉得司机肯定给他绕路了。
去食堂吃了几口不合胃口的饭菜，收拾完东西，加藤靠在床头看了几遍母亲的长信，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2005年4月，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引发了中国各地抗议的声浪。北京的市民喊出“反对日本入常”、“反对右翼教科书，篡改历史”、“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口号。
身为日本留学生会长的加藤嘉一也做了回“特务”，混在了抗议的人群中，一方面绝对不让北大的日本留学生参加游行；同时，“潜伏”在人群里面，了解动向，并及时汇报给日本大使馆的有关人士，以便让他们及时掌握信息，提前采取措施，保护在华日本法人的安全。因为日本留学生会长的身份，加藤嘉一还是有机会去日本大使馆的，也有渠道和使馆进行沟通。加藤认为他的工作，可以悄悄起到保险阀和预警器的作用，“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力图要做“第三眼”客观地观察中国和日本的加藤嘉一也注意到，日本驻京记者拍下了抗议活动的全过程，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国人抗议的镜头不断地在日本重播，日本的“反华”情绪也被调动了起来。而原因在于日本媒体除了NHK电视台之外都是私营的，从商业角度出发，那样的报道是能吸引眼球的。
因为冲动和使命感，加藤試图写文章向两国情绪化了的民族主义者们呼吁理性和务实，但这篇稿子也被日本媒体的编辑拒绝，最终没能发表，对此，加藤感到无能为力。
在游行的第二天，加藤嘉一也以日本留学生会长的身份接受了凤凰卫视胡一虎的连线直播，这也是加藤嘉一第一次上电视。面对“加藤，发生抗议责任在中方还是在日方?”这样尖锐的问题，加藤嘉～沉思了瞬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既然我们把它视为外交事件，那么原因肯定来自双方，两国必须对此做好反思。但我作为日本人，希望本国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也就是在这次采访之后，加藤嘉一渐渐地被很多媒体关注，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后，就不断有媒体约稿。每当中日关系出现一些波澜的时候，或者日本时局动荡的时候，加藤嘉一也都会接到很多媒体的采访邀请，即便再忙也从不拒绝。
说回到2005年的那场抗议，那段时间加藤其实在和很多日本留学生们一起忙着准备北大的国际文化节，但为了不惹是生非，校方决定延期。这个决定让加藤和很多日本学生都很难过。直到10月22日，再 次举行。早上五点开始，加藤就和其他日本留学生们忙碌了起来，虽然最后活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自始至终，加藤都非常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观众会不会和日本留学生发生摩擦甚至“肉体冲突”。
“那次钓鱼岛风波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访谈”
“许多日本人是和平主义者，渴望与中国人交朋友，主张两国之间同舟共济但这些‘现场’的声音，由于体制、发展阶段等种种原因，很难真实地传达到对方民众。消除误解的惟一办法就是交流，交流往往加深误解，这是肯定的，但交流与误解也是辩证的关系?通过交流，有可能，今天的理解就变成明天的误解。但另外一场交流，今天的误解就变成明天的理解?它是动态的，也需要有人推动”
“日本鬼子又玩弄中国人的感情，钓鱼岛是中国的，快滚!”
“加藤，你怎么评价这几天的钓鱼岛风波啊?!日本为什么总是挑衅中国?!”
“加藤先生，您好。因钓鱼岛问题，两国关系又紧张起来了，您怎么看待?另外，您认为，钓鱼岛究竟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谢谢。”
以上是2009年9月4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在钓鱼岛海域常驻了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的消息后，加藤嘉一收到的邮件的三类开头。
一年后的9月7日上午，还是在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相撞，渔船被日方扣押，船长詹其雄也被逮捕并非法抓扣17天。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加藤嘉一正在悉尼，9月25日凌晨，加藤回到北京，当天下午便作客凤凰网与中国博主一起探讨了此次钓鱼岛风波，对于岛的名字，加藤一直都很谨慎。就在作客之前，加藤听到消息，日本地方检方决定释放中方船长。于是，加藤抱着“此事件暂时告了一段落”的心情开始讨论。当天，加藤还在他的《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钓鱼岛风波：没有赢者的比赛”，并袒露了当天接受采访时的心情——“说内心话，这次访谈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访谈。一方面是我好久没有说中文了，另一方面还是与当今中国民间严峻的情绪有关。我只能很被动，与与众不同的言论环境结合在一起，我既不好为我国的官方立场做辩护，也不好谈论中国的舆情。”
“走红”后的七年时间，加藤有幸认识了很多媒体人士，包括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在平时的交流和写作中，他两派都不排斥，因为二者都是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渠道。加藤也会被分别邀请参加两派的聚会，在这样的场合里，他只好保持沉默，因为说稍微中立或者平衡一点的观点都会被嘲笑：
“你被那帮人洗脑了吧?”于是，加藤也只能顺从，虽然心里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当然，他在心里为愚蠢的两派之争感到悲哀。
“我在日中两国间的角色可以说是‘忍者’”
“我每天收到至少100封以上这样那样骂我的邮件——‘滚出去’、‘不要睑的日本鬼子’、‘中国没有你的家’、‘混蛋，谢罪了再来中国’、‘全体中国人都讨厌你’?不管我说什么，或者，别的日本政客说什么，许多中国人就把矛头指向我。”
“我是被骂过来的，我有自觉。”加藤很清楚自己被骂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加藤嘉一是个日本人”；其次是“加藤嘉一总批评中国”。当然，还有“加藤是不是日本政府派来的间谍?”
在中国的这么多年，加藤从来没有遭遇过直接针对他个人的面对面的攻击。这更让他坚定了自己只不过是“网络时代的受害者或牺牲品”。
加藤曾经发过一条外国人买高铁票不方便的微博，本意只是想替诸多外国朋友表达一些没有二代身份证不能享受电子售票的不便以及售票员服务态度的恶劣。虽说我们自己也抱怨买票难，但是一外国人，而且是日本人这么抱怨就有中国人不高兴了。就是这么一条微博让加藤被骂得很厉害。从对这次事件的反省中，加藤也再一次明白——“我要表达得非常谨慎、全面、平衡、细心、用心，否则容易被误解。”
面对各种各样的怀疑，加藤都不在乎，甚至觉得理所当然。“我在行动，那必然会遭到这样那样的猜疑。我不希望自己成为没有争议的人。这才是悲剧。”
在中国“成名”(加藤自己认为是“被成名”)后日本媒体后来开始关注这个年轻人。成名的过程是双向的，与此同时，加藤自然也面对着来自“双向”的高压力。
因为日中两国的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社会生态等都截然不同，在这么一个存在“温度差”的前提下，同时在两国进行言论是有风险的。
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在中国的十年，加藤嘉一始终在寻找一个平衡点，还有底线。在中日之间，最敏感的当属历史认识问题。在日本，加藤会侧重强调“中国人不是全反日的，许多人喜欢日本，尊重日本，只是提及那些敏感的历史、领土问题，他们必须坚持观点，一些年轻人極端的反日言论，那是反自己的，他们没有宣泄口，就只好反日，反加藤。日本人不要高估中国人的反日”。在中国，加藤会侧重强调“大多数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的，希望与中国人一起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后投降是因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大部分日本人就认为，我们是败给美国，而不是败给中国的。所以，每当中国人逼迫日本人反省历史时，他们就产生天然的厌恶感和陌生感。”而这样的“区别论”又惹来了“你为什么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说的不一样”的批评。
“要做桥梁，就要忍耐。”这是加藤的心得。仿佛有点两边不讨好，中国网民把他骂得一塌糊涂，有些日本人也痛骂他，觉得他离中国太近，尽管加藤自己认为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对于那些盲目痛骂他的人，加藤只想说：
“你们有时间骂我，就好好学中文，去中国看一看，亲自体会一下在两国之间做事是什么样的。”
“我的言论只代表我个人，名古屋市长也是如此”
“我只代表自己，我不过是众多日本人当中的一分子。当然，因为我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所以我的态度和言论肯定间接地反映出日本教育或社会的某一侧面。大家也可以从我的思维和行为中去反观日本社会。名古屋市长的言论反映的也只是他个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绝对不是日本中央政府或某一个党派让他那样说的”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加藤嘉一第一时间组织发起了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救灾募捐活动，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做了小广告，号召大家献爱心，三天时间总共募集到了75321.93元人民币救灾款。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加藤收到了很多中国朋友的感谢短信，网友们也给其留言表示感谢。
加藤一再强调“我不能代表日本”，但大家会通过他表达向日本的感谢。“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复杂，因为中日关系充满情绪化、脆弱性的时候，比如2005年，我经常受到中国朋友的指责，原因是日本首相不尊重历史，我受指责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因为我是跟那些政治家同一个国籍的人。”而这一次，许多当时指责加藤的人也通过加藤个人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这对于加藤而言，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
在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中，你是日本人，那么你 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全部日本人，至少是大多数日本人。
就比如这次名古屋市长的言论，很多中国网民之所以大怒是因为觉得他代表的是一大批日本人。
其实，加藤嘉一和他的很多同學们上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里，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事实面上，与中国年轻人了解的没什么差别，只是没有中国教科书所描写得那么详细、赤裸裸而已。在遇难者的数字上，两国也一直存在争议。”加藤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的历史老师很认真、详细地告诉他们两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其他的老师或许因为个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原因会粗略地一语带过或者干脆让学生自学。但是在历史考试的时候，几乎不会涉及相关的知识点。至今，加藤都记得那位历史老师的一句话——“日本人应该在历史面前抱着谦卑、低调的态度寻找未来。”
加藤嘉一把一张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向遇难者鞠躬哀悼的照片放在了《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这本书很醒目的位置，写着“反省战争，祝祷和平”。作为一个日本人，加藤在南京感受到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隐约存在的压力。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也是加藤嘉一在北京的第十个年头。过去十年，加藤见证了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任何风吹草动，哪怕是一句言论都会让中日关系紧张，这种波折对于他，对于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而言都是一种考验。
如今的加藤，受邀前往中国各地的知名大学发表演讲，也和中国年轻人沟通他的所思所想。有人支持理解，但或许更多的人持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个年纪轻轻却穿梭在中日两国媒体甚至政府间的日本人。
而中日两国亦是如此。虽然中日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前不久，笔者就受邀参加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的“日本活力展”，去年，也曾亲身感受到“日本电影电视周”在中国的人气。然而，因为历史问题、国民情绪问题以及时不时有右翼分子出来煽风点火等，中日两国关系离“成熟、稳定”还差得很远。
2012年8月，加藤将离开中国，去早已规划好的下一站：美国。“从太平洋的另外一侧观察日本与中国，还有东亚的未来。”对于中国以及给予他帮助的长辈、年轻人、老师、同学，加藤深怀感恩。和他来的时候相比，或许中日关系实质上并没有变化。但加藤却选择了乐观，乐观地相信中日关系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摩擦和误解的增多是日中关系必然要面对的考验的门槛，也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在中日之间，加藤犹如踩着钢丝般谨小慎微。“心里很苦。”这个1米84高个、长着娃娃脸的日本大男孩告诉笔者，“有时候，还会一个人悄悄地哭!”但“对日中关系的过去充满感慨，对日中关系的现状充满激情”的他却选择“对日中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那你呢?
声影各异 论战不休
中国
刘江永 清华大学教授
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地把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的广大民众区别开，我们一方面加强和日本人民公众的友好，同时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我们的原则，并且向日方作出持久、细致的说明。
冯玮 复旦大学教授
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激起强烈反响。但我们是否想过，天天热播无厘头的“抗日剧”，能够促使日本人反省?称河村言论不代表民意，那民选的河村隆之这么做用意何在?
老沙 南开大学教授
看到日本名古屋市长“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很恼。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可以把方舟子放出去啊。以方教主的功力，绝对能教育并团结广大日本群众，这岂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吗?
许小年 经济学家
当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当中国的银行贷款／GDP比率超过了泡沫高峰期的日本时，当脱鞋晾脚的中国游客在伦敦、巴黎取代了摇小旗的日本人时，当中国买家在艺术和奢侈品上的风头盖过日本人时，我就祷告，中国不要成为第二个日本。
网友
历史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戒备揣测日本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实质。
网友
我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心中一方面有抵日情绪，一方面也确实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赞叹，他们有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
日本
毛里和子早稻田大学教授
历史上，中国即使在文化上向外发展，也很少有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情况。但是在当今中国的部分论坛中，却能感受到一种依靠实力的露骨的扩张主义、超级大国化的倾向。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有必要依据透明化、多元化来抑制这一倾向。
高邑勉 日本众议员
我本人从小就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感兴趣，是读着《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长大的。应该说是满怀着对中国的崇敬和理想。遗憾的是现在的很多中国人对现在的日本并不是那么了解。
小原雅博 日本外务省亚洲太平洋局副局长
我认为，媒体也好，国民也好，大家不要只把眼光放在两国之间的差异或对立面上，而应该主动寻找双方共同的目标，甚至创造目标，多方面推动合作关系。
鹤谷浩美 大东文化大学学生
其实中日关系在现实中就如邻里关系，我们的邻居不一定都是好邻居。有关系很密切的，也有关系不好的。即使中日关系不好，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感觉名古屋市长超奇怪。做错了事就应该承认，这是人的道德。为了将来，为了更多的人们喜欢中日两国，中日民间交流是不可或缺的。时代在变化，也相信人们慢慢地能理解。毕竟现在有很多人在为中日关系做出微薄之力，这也是很多人的愿望。
1971年4月，名古屋的樱花迎春绽放。中国乒乓球队也在时任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联主席后藤钾二的多次邀请下，终于回归了国际乒坛顶尖赛事。也就在这，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巧遇19岁的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并互赠礼物，成就了“乒乓外交”的佳话。第二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也恢复正常化。遗憾的是，这一年，后藤钾二去世了。但此后的每一年，名古屋都要举办“后藤杯”乒乓球赛，每十周年举办一次“乒乓外交”纪念赛。去年，便是“乒乓外交”四十周年的纪念赛。其中一位选手便是在中国颇有名气的日本年轻人加藤嘉一。
然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来临之际，就在这个“乒乓外交”的发源地，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的一席“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不存在”的言论在两国引发轩然大波，也让中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南京宣布暂停与名古屋的官方交往?
当然，愤怒的不只南京。就连不少日本人也认为这番言论很不切当，《东京新闻》发表《为什么不老实地收回言论》的社论，指出几乎没有研究学者认为南京没有发生屠杀，并要求河村隆之收回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与此同时，正在日本参加东京马拉松比赛的加藤嘉一也接到不少媒体就此事的相关采访邀请。
加藤嘉一何许人?对于不少中国朋友而言，这并不是个陌生的名字。加藤的微博上有120多万粉丝，电视、报纸、杂志上也随处可见他的采访和专栏文章。当然，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者，几年时间里，除了每年写200多篇专栏、接受300多个大大小小的采访之外，还写了《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的逻辑》、《爱国贼》等好几本书。
和加藤嘉一认识多年，笔者也在不同的场合下见过多次。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这一点也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不管是流利的中文，颇有见解的专栏文章还是他的几本著作，无一不是他超乎常人的努力的结果。有一次采访，约在了加藤在北京租的一居室里，那天正好也有日本一家电视台来采访他。让笔者印象最深的便是满满地堆在书桌上、茶几上的各种书籍。
加藤很礼貌，和很多日本人一样。从他的曝光度可以看出，他对媒体的采访几乎来之不拒，我们每次的采访，加藤也都非常认真，在措词等表达上也很谨慎。
三年前，笔者曾约在日本引起官司的《靖国神社》纪录片导演李缨以及加藤一起在一家日本料理店边吃边聊，但加藤吃得很少，都在认真地听并用很书面化的语言谨慎地表达出来。譬如这次采访，加藤选择了邮件书面回复，并希望能在发表之前让他确认一遍。
不管是和中国知名的日本学者们请教还是和媒体打交道，或者是来回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大学演讲，加藤嘉一希望做的是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了解中国。因为，只有真实客观地了解了，才能寻找到最佳平衡点，绕过“雷区”，避免触碰“底线”。在中国的十年，加藤嘉一始终在寻找一个平衡点，还有底线。在中日之间，最敏感的当属历史认识问题。“要做桥梁，就要忍耐。”加藤再强调“我不能代表日本，我只代表自己，我不过是众多日本人当中的一分子。”
2005年抗议队伍里的日本“特务”
“我要与中国保持适当、合理、不离不近的距离。我首先是中国的观察者，然后是当事者，最后是旁观者?中国是个大国，若我与中国走得太近了，我就被没收了；如果太远了，就看不到，摸不着。这个距离感很重要。可以说，我与中国的关系，是距离决定成败。”
2003年“非典”时期，也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18岁的伊豆少年加藤嘉一只身来到了北京，在首都机场行李提取处忐忑不安地等着他的行李，生怕丢失。这是他第二次坐飞机，上一次还是初中毕业旅行，和一大帮同学一起去澳大利亚。
“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钱人民币都没有。”刚到中国的加藤是个“三无人员”。靠着首都机场的英文指示牌找到了货币兑换处，把在日本上学时兼职做翻译攒下的10万日元换了7000多元人民币后，又拖着重重的行李箱去找出租车候车区。一句中文不会的他只能拿出纸和笔，给司机递过一张纸条“北京大学”，那时的他心情糟糕到了极点，甚至想回国。车里的广播播放的都是陌生的音乐，一路都是陌生的风景，更让加藤厌烦的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怎么还能在车里抽烟。到北大时，已接近黄昏，计价器显示120元，加藤至今想起来都心疼，觉得司机肯定给他绕路了。
去食堂吃了几口不合胃口的饭菜，收拾完东西，加藤靠在床头看了几遍母亲的长信，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2005年4月，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引发了中国各地抗议的声浪。北京的市民喊出“反对日本入常”、“反对右翼教科书，篡改历史”、“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口号。
身为日本留学生会长的加藤嘉一也做了回“特务”，混在了抗议的人群中，一方面绝对不让北大的日本留学生参加游行；同时，“潜伏”在人群里面，了解动向，并及时汇报给日本大使馆的有关人士，以便让他们及时掌握信息，提前采取措施，保护在华日本法人的安全。因为日本留学生会长的身份，加藤嘉一还是有机会去日本大使馆的，也有渠道和使馆进行沟通。加藤认为他的工作，可以悄悄起到保险阀和预警器的作用，“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力图要做“第三眼”客观地观察中国和日本的加藤嘉一也注意到，日本驻京记者拍下了抗议活动的全过程，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国人抗议的镜头不断地在日本重播，日本的“反华”情绪也被调动了起来。而原因在于日本媒体除了NHK电视台之外都是私营的，从商业角度出发，那样的报道是能吸引眼球的。
因为冲动和使命感，加藤試图写文章向两国情绪化了的民族主义者们呼吁理性和务实，但这篇稿子也被日本媒体的编辑拒绝，最终没能发表，对此，加藤感到无能为力。
在游行的第二天，加藤嘉一也以日本留学生会长的身份接受了凤凰卫视胡一虎的连线直播，这也是加藤嘉一第一次上电视。面对“加藤，发生抗议责任在中方还是在日方?”这样尖锐的问题，加藤嘉～沉思了瞬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既然我们把它视为外交事件，那么原因肯定来自双方，两国必须对此做好反思。但我作为日本人，希望本国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也就是在这次采访之后，加藤嘉一渐渐地被很多媒体关注，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后，就不断有媒体约稿。每当中日关系出现一些波澜的时候，或者日本时局动荡的时候，加藤嘉一也都会接到很多媒体的采访邀请，即便再忙也从不拒绝。
说回到2005年的那场抗议，那段时间加藤其实在和很多日本留学生们一起忙着准备北大的国际文化节，但为了不惹是生非，校方决定延期。这个决定让加藤和很多日本学生都很难过。直到10月22日，再 次举行。早上五点开始，加藤就和其他日本留学生们忙碌了起来，虽然最后活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自始至终，加藤都非常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观众会不会和日本留学生发生摩擦甚至“肉体冲突”。
“那次钓鱼岛风波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访谈”
“许多日本人是和平主义者，渴望与中国人交朋友，主张两国之间同舟共济但这些‘现场’的声音，由于体制、发展阶段等种种原因，很难真实地传达到对方民众。消除误解的惟一办法就是交流，交流往往加深误解，这是肯定的，但交流与误解也是辩证的关系?通过交流，有可能，今天的理解就变成明天的误解。但另外一场交流，今天的误解就变成明天的理解?它是动态的，也需要有人推动”
“日本鬼子又玩弄中国人的感情，钓鱼岛是中国的，快滚!”
“加藤，你怎么评价这几天的钓鱼岛风波啊?!日本为什么总是挑衅中国?!”
“加藤先生，您好。因钓鱼岛问题，两国关系又紧张起来了，您怎么看待?另外，您认为，钓鱼岛究竟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谢谢。”
以上是2009年9月4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在钓鱼岛海域常驻了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的消息后，加藤嘉一收到的邮件的三类开头。
一年后的9月7日上午，还是在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相撞，渔船被日方扣押，船长詹其雄也被逮捕并非法抓扣17天。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加藤嘉一正在悉尼，9月25日凌晨，加藤回到北京，当天下午便作客凤凰网与中国博主一起探讨了此次钓鱼岛风波，对于岛的名字，加藤一直都很谨慎。就在作客之前，加藤听到消息，日本地方检方决定释放中方船长。于是，加藤抱着“此事件暂时告了一段落”的心情开始讨论。当天，加藤还在他的《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钓鱼岛风波：没有赢者的比赛”，并袒露了当天接受采访时的心情——“说内心话，这次访谈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访谈。一方面是我好久没有说中文了，另一方面还是与当今中国民间严峻的情绪有关。我只能很被动，与与众不同的言论环境结合在一起，我既不好为我国的官方立场做辩护，也不好谈论中国的舆情。”
“走红”后的七年时间，加藤有幸认识了很多媒体人士，包括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在平时的交流和写作中，他两派都不排斥，因为二者都是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渠道。加藤也会被分别邀请参加两派的聚会，在这样的场合里，他只好保持沉默，因为说稍微中立或者平衡一点的观点都会被嘲笑：
“你被那帮人洗脑了吧?”于是，加藤也只能顺从，虽然心里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当然，他在心里为愚蠢的两派之争感到悲哀。
“我在日中两国间的角色可以说是‘忍者’”
“我每天收到至少100封以上这样那样骂我的邮件——‘滚出去’、‘不要睑的日本鬼子’、‘中国没有你的家’、‘混蛋，谢罪了再来中国’、‘全体中国人都讨厌你’?不管我说什么，或者，别的日本政客说什么，许多中国人就把矛头指向我。”
“我是被骂过来的，我有自觉。”加藤很清楚自己被骂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加藤嘉一是个日本人”；其次是“加藤嘉一总批评中国”。当然，还有“加藤是不是日本政府派来的间谍?”
在中国的这么多年，加藤从来没有遭遇过直接针对他个人的面对面的攻击。这更让他坚定了自己只不过是“网络时代的受害者或牺牲品”。
加藤曾经发过一条外国人买高铁票不方便的微博，本意只是想替诸多外国朋友表达一些没有二代身份证不能享受电子售票的不便以及售票员服务态度的恶劣。虽说我们自己也抱怨买票难，但是一外国人，而且是日本人这么抱怨就有中国人不高兴了。就是这么一条微博让加藤被骂得很厉害。从对这次事件的反省中，加藤也再一次明白——“我要表达得非常谨慎、全面、平衡、细心、用心，否则容易被误解。”
面对各种各样的怀疑，加藤都不在乎，甚至觉得理所当然。“我在行动，那必然会遭到这样那样的猜疑。我不希望自己成为没有争议的人。这才是悲剧。”
在中国“成名”(加藤自己认为是“被成名”)后日本媒体后来开始关注这个年轻人。成名的过程是双向的，与此同时，加藤自然也面对着来自“双向”的高压力。
因为日中两国的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社会生态等都截然不同，在这么一个存在“温度差”的前提下，同时在两国进行言论是有风险的。
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在中国的十年，加藤嘉一始终在寻找一个平衡点，还有底线。在中日之间，最敏感的当属历史认识问题。在日本，加藤会侧重强调“中国人不是全反日的，许多人喜欢日本，尊重日本，只是提及那些敏感的历史、领土问题，他们必须坚持观点，一些年轻人極端的反日言论，那是反自己的，他们没有宣泄口，就只好反日，反加藤。日本人不要高估中国人的反日”。在中国，加藤会侧重强调“大多数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的，希望与中国人一起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后投降是因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大部分日本人就认为，我们是败给美国，而不是败给中国的。所以，每当中国人逼迫日本人反省历史时，他们就产生天然的厌恶感和陌生感。”而这样的“区别论”又惹来了“你为什么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说的不一样”的批评。
“要做桥梁，就要忍耐。”这是加藤的心得。仿佛有点两边不讨好，中国网民把他骂得一塌糊涂，有些日本人也痛骂他，觉得他离中国太近，尽管加藤自己认为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对于那些盲目痛骂他的人，加藤只想说：
“你们有时间骂我，就好好学中文，去中国看一看，亲自体会一下在两国之间做事是什么样的。”
“我的言论只代表我个人，名古屋市长也是如此”
“我只代表自己，我不过是众多日本人当中的一分子。当然，因为我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所以我的态度和言论肯定间接地反映出日本教育或社会的某一侧面。大家也可以从我的思维和行为中去反观日本社会。名古屋市长的言论反映的也只是他个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绝对不是日本中央政府或某一个党派让他那样说的”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加藤嘉一第一时间组织发起了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救灾募捐活动，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做了小广告，号召大家献爱心，三天时间总共募集到了75321.93元人民币救灾款。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加藤收到了很多中国朋友的感谢短信，网友们也给其留言表示感谢。
加藤一再强调“我不能代表日本”，但大家会通过他表达向日本的感谢。“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复杂，因为中日关系充满情绪化、脆弱性的时候，比如2005年，我经常受到中国朋友的指责，原因是日本首相不尊重历史，我受指责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因为我是跟那些政治家同一个国籍的人。”而这一次，许多当时指责加藤的人也通过加藤个人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这对于加藤而言，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
在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中，你是日本人，那么你 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全部日本人，至少是大多数日本人。
就比如这次名古屋市长的言论，很多中国网民之所以大怒是因为觉得他代表的是一大批日本人。
其实，加藤嘉一和他的很多同學们上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里，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事实面上，与中国年轻人了解的没什么差别，只是没有中国教科书所描写得那么详细、赤裸裸而已。在遇难者的数字上，两国也一直存在争议。”加藤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的历史老师很认真、详细地告诉他们两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其他的老师或许因为个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原因会粗略地一语带过或者干脆让学生自学。但是在历史考试的时候，几乎不会涉及相关的知识点。至今，加藤都记得那位历史老师的一句话——“日本人应该在历史面前抱着谦卑、低调的态度寻找未来。”
加藤嘉一把一张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向遇难者鞠躬哀悼的照片放在了《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这本书很醒目的位置，写着“反省战争，祝祷和平”。作为一个日本人，加藤在南京感受到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隐约存在的压力。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也是加藤嘉一在北京的第十个年头。过去十年，加藤见证了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任何风吹草动，哪怕是一句言论都会让中日关系紧张，这种波折对于他，对于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而言都是一种考验。
如今的加藤，受邀前往中国各地的知名大学发表演讲，也和中国年轻人沟通他的所思所想。有人支持理解，但或许更多的人持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个年纪轻轻却穿梭在中日两国媒体甚至政府间的日本人。
而中日两国亦是如此。虽然中日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前不久，笔者就受邀参加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的“日本活力展”，去年，也曾亲身感受到“日本电影电视周”在中国的人气。然而，因为历史问题、国民情绪问题以及时不时有右翼分子出来煽风点火等，中日两国关系离“成熟、稳定”还差得很远。
2012年8月，加藤将离开中国，去早已规划好的下一站：美国。“从太平洋的另外一侧观察日本与中国，还有东亚的未来。”对于中国以及给予他帮助的长辈、年轻人、老师、同学，加藤深怀感恩。和他来的时候相比，或许中日关系实质上并没有变化。但加藤却选择了乐观，乐观地相信中日关系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摩擦和误解的增多是日中关系必然要面对的考验的门槛，也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在中日之间，加藤犹如踩着钢丝般谨小慎微。“心里很苦。”这个1米84高个、长着娃娃脸的日本大男孩告诉笔者，“有时候，还会一个人悄悄地哭!”但“对日中关系的过去充满感慨，对日中关系的现状充满激情”的他却选择“对日中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那你呢?
声影各异 论战不休
中国
刘江永 清华大学教授
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地把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的广大民众区别开，我们一方面加强和日本人民公众的友好，同时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我们的原则，并且向日方作出持久、细致的说明。
冯玮 复旦大学教授
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激起强烈反响。但我们是否想过，天天热播无厘头的“抗日剧”，能够促使日本人反省?称河村言论不代表民意，那民选的河村隆之这么做用意何在?
老沙 南开大学教授
看到日本名古屋市长“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很恼。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可以把方舟子放出去啊。以方教主的功力，绝对能教育并团结广大日本群众，这岂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吗?
许小年 经济学家
当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当中国的银行贷款／GDP比率超过了泡沫高峰期的日本时，当脱鞋晾脚的中国游客在伦敦、巴黎取代了摇小旗的日本人时，当中国买家在艺术和奢侈品上的风头盖过日本人时，我就祷告，中国不要成为第二个日本。
网友
历史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戒备揣测日本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实质。
网友
我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心中一方面有抵日情绪，一方面也确实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赞叹，他们有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
日本
毛里和子早稻田大学教授
历史上，中国即使在文化上向外发展，也很少有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情况。但是在当今中国的部分论坛中，却能感受到一种依靠实力的露骨的扩张主义、超级大国化的倾向。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有必要依据透明化、多元化来抑制这一倾向。
高邑勉 日本众议员
我本人从小就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感兴趣，是读着《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长大的。应该说是满怀着对中国的崇敬和理想。遗憾的是现在的很多中国人对现在的日本并不是那么了解。
小原雅博 日本外务省亚洲太平洋局副局长
我认为，媒体也好，国民也好，大家不要只把眼光放在两国之间的差异或对立面上，而应该主动寻找双方共同的目标，甚至创造目标，多方面推动合作关系。
鹤谷浩美 大东文化大学学生
其实中日关系在现实中就如邻里关系，我们的邻居不一定都是好邻居。有关系很密切的，也有关系不好的。即使中日关系不好，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感觉名古屋市长超奇怪。做错了事就应该承认，这是人的道德。为了将来，为了更多的人们喜欢中日两国，中日民间交流是不可或缺的。时代在变化，也相信人们慢慢地能理解。毕竟现在有很多人在为中日关系做出微薄之力，这也是很多人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