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教廿年，平静无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一）“小叉子我也看得见”
刚工作的时候，听师傅的训诫：年轻教师想要保障分数，就要课后下功夫，作业要勤批细改。
我奉此为圭臬，拿出了十二分的劲认真批改作业，每周的小测试我更是不敢马虎。看到学生作业上的每一点瑕疵，我都圈画出来：在错误答案上我画叉，课上讲过后依然写错的，我就使劲画个大叉子——我以为这是一种无声的“提醒”。次次如此，毫不懈怠，我觉得我算是对得起学生了。
两个多月后，一个男生凑过来，先问我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以为他也开始学着没事跟年轻教师套近乎呢，便不想多理会，谁知他接下来小心翼翼地说：“老师，我能给您提个建议吗？”突然听到这话，我很吃惊，也很窘迫，心里盘算我哪里做得不好呢，他要当面指摘了。可能是我的表情出卖了我，他又接着说：“老师，我对您教学很满意。”我更疑惑了。正当我摸不着头脑时，他展开了他的语文卷子：“您批作业时能把叉子画小一点，把对号放大些吗？”我往他的卷子上一扫，三个大叉子纵排而下，特别扎眼。喔，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刚要解释我的良苦用心，他又急急地说：“我看到这些大叉子心里不舒服，下次您能画个小叉吗？”然后，他低下头用很轻的声音说：“小叉子我也看得见，老师。”
不知道是不是他委屈的语气感染了我，我脱口而出：“对不起。”他听后一下子抬起头，我们四目相对了一会儿，然后都笑了。
带着不安也略有不服的心情回到办公室后，我悄悄翻看别的老师批改的作业，那上面都是正常大小的对错符号，在作文上勾画的波浪线整整齐齐，留言也多是鼓励亲切的话语。看着看着，我的脸慢慢发烫起来。刚毕业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作业上打对错符号勾画多大尺度才算合适，仅仅认为大的叉可以起到警醒震慑的作用。
当天批作业时，我刻意把叉子画得小很多，冷不丁一看，每个人的作业本上都是对号。批完之后，我挨个翻了一遍，感觉自己的心情也变好了。
第二天，临下课时我把作业发下去，孩子们似乎都很高兴。我特别留心去看那个男生的表情，他很轻松很平静地盯着作业看了一阵子，课后又过来跟我讨论作业上的错题。其他的学生也陆续过来问错题，真如男孩子所说的，“小叉子我也看得见。”
后来，我干脆省去叉子，只在正确的答案上留对勾，又有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我的错题，您还是批上叉子吧，什么也不标，我总担心是您漏批了，我还得找同学对答案。”我一想也有道理，便依然选择在作业上留下小叉子。
教学循环了几次，每一届总会有几个新生对我说，老师您批改的作业很特别。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能想起那个男孩子。不是他及时的提醒，我会处于非中难知非。他让我知道了看似简单的工作也不能想当然，要在意敏感学生的感受，哪怕是留在他们作业上的符号，也要郑重而温和地表达关心和体谅。
（二）“高考不考的，对人生来说更有用”
有一年我做高一班主任。刚入高中的孩子看起来生龙活虎，我也信心满满，狠抓常规，激励学生，看重分数，追求卓越。总之，我觉得一切运转良好。
期中考试后召开家长会，我邀请班级第一名学生的家长做报告，因为这个学生是班里自主学习的典范。我之前跟这个妈妈沟通强调要多讲怎样管理孩子学习，关键是详细谈谈孩子在家里是如何珍惜时间的。
家长会开始后，这位妈妈有点腼腆地走到讲台。她语调轻柔，先是客气了几句，进入正题后第一句就把我们震住了：“我不主张让孩子刻苦学习，我认为高考不考的，对人生更有用。”这缓慢吐出的几个字，就跟炸弹一样，底下的家长们开始窃窃私语。我也跟着紧张起来。随后，她举出她教育孩子的几个事例：她说长辈病了，只要是周末就让孩子去病房送饭，让他亲自去体会照顾病人的滋味，让孩子知道自己身体和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她说她自己偶尔加班很晚，孩子爸爸会让孩子去公交站点接妈妈，引导孩子去关心母亲，也让母子有机会一起相伴聊天；她说家里并不富裕，但是一直坚持满足孩子学乐器的热情，不为了糊口，只是希望孩子在未来苦闷时候，能有个“朋友”倾诉，等等。她娓娓而谈，完全不像一个高中生的母亲，似乎她的孩子到高中来不是为了挤高考独木桥。听着听着大家就入境了，“只有学会做人后才能学会做事”，发生在班里的教育实例，让每一个家长心悦诚服。
她的淡定从容深深地感动了我。会后我就琢磨：是她的淡定大气造就了一个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一个自立自主的孩子带给了母亲淡定的资本？
家长会后不久，我跟班级的美术老师闲聊这个孩子，美术老师不住赞美：“他啊，上课太认真了， 美术鉴赏课上不少学生都在偷写作业或者看课外书，而他还提问、做笔记呢。”确实，在很多高中生甚至高中老师看来，美术课不是实惠的课，学与不学没区别。而他能当作主课一样来学习，让我有点吃惊，因为他也算是刻苦的学生，主课任务重，时间并不很充裕。我把美术老师的评价转告给他，他露出跟母亲一样腼腆的神情：“老师，我妈妈跟我说，高考不考的，对人生更有用。”
毕业时，他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留在了大都市。我相信他不仅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更能过上有情趣的生活，因为他掌握了对人生更有用的知识和本领。
而这一切的幸福，源自他有一个可敬的母亲，一个没有高学历，没有体面工作，却拥有正确教育观念的母亲，或者说有正确育子信仰的母亲。她长远的目光，令身在教育界中的我感到惭愧，也激励我树立有德行的教育观——淡化功利心，为学生们的终生幸福而从事教育。因而，我把她看作自己的老师。
（三）“我们的年轻老师，多好啊”
这件事发生在我上班的第一个月内。天已经很黑了，我还没回宿舍，留在办公室里备课。那时学校条件很简陋，地面是水泥的。
我拿着一支粉笔在地上画春秋那场著名战争的地图，又在其上标注古地名。画了一个不满意，便又画了一个，还是不满意，就一个接着一个画。我想等练完后再用拖布把地面拖干净。正在我差不多把地面画满的时候，门吱嘎开了，我蹲在那里抬头望，望见一个陌生的老人。我俩都愣住了。那时学生们还在上晚自习，我以为是谁家的爷爷来找孩子，便起身打招呼。想不到老人不答话，却在室内走了一圈，查看我的“作品”，我正在纳闷中，老人突然问：“你要讲《崤之战》？”我听后，脸立刻红了，原来遇到了懂行的人了！画得那么拙，又那么多，一地的图！我就像被人知道深藏的秘密一样，感到窘迫难堪。
正当我想说点什么的时候，老人竟然哭了，他用长着老年斑的手连连抹着脸。我蒙了，虽然不明就里，还是从脸盆架上拿条毛巾递给他。他冲我摆摆手，又看看地面。然后不顾脸上挂着泪水自言自语：“现在的年轻人，多好啊。”“我们的年轻老师，多好啊。”像是跟他自己说，也像是在跟别人说。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最后轻轻带上门离开了。我很好奇，他是谁呢？
回宿舍时，我特意绕到门房问起这个老人，门卫告诉我他是学校里早已退休的老教师，就住在附近，前一阵子病了，这才好一些，就来学校转转。
第二天，我跟组内同事谈起那位老教师。他们介绍起他来，如数家珍。原来他跟我们是一个学科的，是一位非常受敬重的特级教师。他们还说起他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上课范读课文会流泪。我一下子想到他昨晚的表情，原来他是容易被感动的人。我没有把昨晚我所看到的眼泪讲给同事们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怕这种精神的雨露一旦曝光就会蒸发掉吧。
我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位老教师曾经是国民党的战地记者，解放后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文革”期间备受迫害，伤害他的不少是他的学生。平反后，他又回到讲台，依然那么爱学生，并成了学校第一位特级教师。
老先生因为身体缘故，很快就去投靠儿女了，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的“大作”，而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他以一个城市中教育界泰斗的身份，对年轻教师拙劣的备课痕迹所流的热泪，凝聚着对教育的炽爱和对年轻人的悦纳，让我每次回想都不禁动容。
不知不觉，我也已到中年，我对自己说，要把曾经接受过的鼓励和认可，从容地传递下去。在某种意义上，老先生很早的时候就在教导我将来要做一名怎样的老教师。
（作者单位：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一）“小叉子我也看得见”
刚工作的时候，听师傅的训诫：年轻教师想要保障分数，就要课后下功夫，作业要勤批细改。
我奉此为圭臬，拿出了十二分的劲认真批改作业，每周的小测试我更是不敢马虎。看到学生作业上的每一点瑕疵，我都圈画出来：在错误答案上我画叉，课上讲过后依然写错的，我就使劲画个大叉子——我以为这是一种无声的“提醒”。次次如此，毫不懈怠，我觉得我算是对得起学生了。
两个多月后，一个男生凑过来，先问我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以为他也开始学着没事跟年轻教师套近乎呢，便不想多理会，谁知他接下来小心翼翼地说：“老师，我能给您提个建议吗？”突然听到这话，我很吃惊，也很窘迫，心里盘算我哪里做得不好呢，他要当面指摘了。可能是我的表情出卖了我，他又接着说：“老师，我对您教学很满意。”我更疑惑了。正当我摸不着头脑时，他展开了他的语文卷子：“您批作业时能把叉子画小一点，把对号放大些吗？”我往他的卷子上一扫，三个大叉子纵排而下，特别扎眼。喔，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刚要解释我的良苦用心，他又急急地说：“我看到这些大叉子心里不舒服，下次您能画个小叉吗？”然后，他低下头用很轻的声音说：“小叉子我也看得见，老师。”
不知道是不是他委屈的语气感染了我，我脱口而出：“对不起。”他听后一下子抬起头，我们四目相对了一会儿，然后都笑了。
带着不安也略有不服的心情回到办公室后，我悄悄翻看别的老师批改的作业，那上面都是正常大小的对错符号，在作文上勾画的波浪线整整齐齐，留言也多是鼓励亲切的话语。看着看着，我的脸慢慢发烫起来。刚毕业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作业上打对错符号勾画多大尺度才算合适，仅仅认为大的叉可以起到警醒震慑的作用。
当天批作业时，我刻意把叉子画得小很多，冷不丁一看，每个人的作业本上都是对号。批完之后，我挨个翻了一遍，感觉自己的心情也变好了。
第二天，临下课时我把作业发下去，孩子们似乎都很高兴。我特别留心去看那个男生的表情，他很轻松很平静地盯着作业看了一阵子，课后又过来跟我讨论作业上的错题。其他的学生也陆续过来问错题，真如男孩子所说的，“小叉子我也看得见。”
后来，我干脆省去叉子，只在正确的答案上留对勾，又有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我的错题，您还是批上叉子吧，什么也不标，我总担心是您漏批了，我还得找同学对答案。”我一想也有道理，便依然选择在作业上留下小叉子。
教学循环了几次，每一届总会有几个新生对我说，老师您批改的作业很特别。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能想起那个男孩子。不是他及时的提醒，我会处于非中难知非。他让我知道了看似简单的工作也不能想当然，要在意敏感学生的感受，哪怕是留在他们作业上的符号，也要郑重而温和地表达关心和体谅。
（二）“高考不考的，对人生来说更有用”
有一年我做高一班主任。刚入高中的孩子看起来生龙活虎，我也信心满满，狠抓常规，激励学生，看重分数，追求卓越。总之，我觉得一切运转良好。
期中考试后召开家长会，我邀请班级第一名学生的家长做报告，因为这个学生是班里自主学习的典范。我之前跟这个妈妈沟通强调要多讲怎样管理孩子学习，关键是详细谈谈孩子在家里是如何珍惜时间的。
家长会开始后，这位妈妈有点腼腆地走到讲台。她语调轻柔，先是客气了几句，进入正题后第一句就把我们震住了：“我不主张让孩子刻苦学习，我认为高考不考的，对人生更有用。”这缓慢吐出的几个字，就跟炸弹一样，底下的家长们开始窃窃私语。我也跟着紧张起来。随后，她举出她教育孩子的几个事例：她说长辈病了，只要是周末就让孩子去病房送饭，让他亲自去体会照顾病人的滋味，让孩子知道自己身体和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她说她自己偶尔加班很晚，孩子爸爸会让孩子去公交站点接妈妈，引导孩子去关心母亲，也让母子有机会一起相伴聊天；她说家里并不富裕，但是一直坚持满足孩子学乐器的热情，不为了糊口，只是希望孩子在未来苦闷时候，能有个“朋友”倾诉，等等。她娓娓而谈，完全不像一个高中生的母亲，似乎她的孩子到高中来不是为了挤高考独木桥。听着听着大家就入境了，“只有学会做人后才能学会做事”，发生在班里的教育实例，让每一个家长心悦诚服。
她的淡定从容深深地感动了我。会后我就琢磨：是她的淡定大气造就了一个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一个自立自主的孩子带给了母亲淡定的资本？
家长会后不久，我跟班级的美术老师闲聊这个孩子，美术老师不住赞美：“他啊，上课太认真了， 美术鉴赏课上不少学生都在偷写作业或者看课外书，而他还提问、做笔记呢。”确实，在很多高中生甚至高中老师看来，美术课不是实惠的课，学与不学没区别。而他能当作主课一样来学习，让我有点吃惊，因为他也算是刻苦的学生，主课任务重，时间并不很充裕。我把美术老师的评价转告给他，他露出跟母亲一样腼腆的神情：“老师，我妈妈跟我说，高考不考的，对人生更有用。”
毕业时，他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留在了大都市。我相信他不仅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更能过上有情趣的生活，因为他掌握了对人生更有用的知识和本领。
而这一切的幸福，源自他有一个可敬的母亲，一个没有高学历，没有体面工作，却拥有正确教育观念的母亲，或者说有正确育子信仰的母亲。她长远的目光，令身在教育界中的我感到惭愧，也激励我树立有德行的教育观——淡化功利心，为学生们的终生幸福而从事教育。因而，我把她看作自己的老师。
（三）“我们的年轻老师，多好啊”
这件事发生在我上班的第一个月内。天已经很黑了，我还没回宿舍，留在办公室里备课。那时学校条件很简陋，地面是水泥的。
我拿着一支粉笔在地上画春秋那场著名战争的地图，又在其上标注古地名。画了一个不满意，便又画了一个，还是不满意，就一个接着一个画。我想等练完后再用拖布把地面拖干净。正在我差不多把地面画满的时候，门吱嘎开了，我蹲在那里抬头望，望见一个陌生的老人。我俩都愣住了。那时学生们还在上晚自习，我以为是谁家的爷爷来找孩子，便起身打招呼。想不到老人不答话，却在室内走了一圈，查看我的“作品”，我正在纳闷中，老人突然问：“你要讲《崤之战》？”我听后，脸立刻红了，原来遇到了懂行的人了！画得那么拙，又那么多，一地的图！我就像被人知道深藏的秘密一样，感到窘迫难堪。
正当我想说点什么的时候，老人竟然哭了，他用长着老年斑的手连连抹着脸。我蒙了，虽然不明就里，还是从脸盆架上拿条毛巾递给他。他冲我摆摆手，又看看地面。然后不顾脸上挂着泪水自言自语：“现在的年轻人，多好啊。”“我们的年轻老师，多好啊。”像是跟他自己说，也像是在跟别人说。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最后轻轻带上门离开了。我很好奇，他是谁呢？
回宿舍时，我特意绕到门房问起这个老人，门卫告诉我他是学校里早已退休的老教师，就住在附近，前一阵子病了，这才好一些，就来学校转转。
第二天，我跟组内同事谈起那位老教师。他们介绍起他来，如数家珍。原来他跟我们是一个学科的，是一位非常受敬重的特级教师。他们还说起他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上课范读课文会流泪。我一下子想到他昨晚的表情，原来他是容易被感动的人。我没有把昨晚我所看到的眼泪讲给同事们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怕这种精神的雨露一旦曝光就会蒸发掉吧。
我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位老教师曾经是国民党的战地记者，解放后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文革”期间备受迫害，伤害他的不少是他的学生。平反后，他又回到讲台，依然那么爱学生，并成了学校第一位特级教师。
老先生因为身体缘故，很快就去投靠儿女了，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的“大作”，而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他以一个城市中教育界泰斗的身份，对年轻教师拙劣的备课痕迹所流的热泪，凝聚着对教育的炽爱和对年轻人的悦纳，让我每次回想都不禁动容。
不知不觉，我也已到中年，我对自己说，要把曾经接受过的鼓励和认可，从容地传递下去。在某种意义上，老先生很早的时候就在教导我将来要做一名怎样的老教师。
（作者单位：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